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四岁时家中出了一件不幸大事——我的祖父因反抗本村地主被打死。为报仇雪恨，我的父亲与地主打了四年官司，但由于处在封建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钱的人无理也有理，无钱的人有理也无理，金钱是万能的。结果，由县而府、由府而省，花了许多钱，消费了四年时间，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落了个人财两空。因此，家中更加贫困了。 九岁时家中有祖母、父亲、母亲、叔父、妹妹、我共六口人，七、八亩地，十来间房（这个情况一直继续到土改前），再加连年灾荒，生活极端困难。但父亲希望我长大后能够报仇雪恨，将我送到本村小学，半耕半读。 十六岁时父亲忍受着极大困难，又让我考入了县高小。这时正是大革命时期，除一般课程外，学了些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等改良主义学说（孙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编著者注），但我在当时仍拥护这种理论，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学习情绪很高。 十七岁时（民国十七年）因晋奉战争而停学回家，第二年战争停止开学时家中经济实在困难未能及时复学，父亲思想上起着激烈的斗争：让我念吧，没有钱；不让我念吧，连张文凭也没取上，白花了钱。最后在各方亲友的帮助下，终于十九岁时复了学，二十岁上毕了业。不幸得很，毕业后父亲正害大病，三年没有起床，家中没人劳动，我只好种地度日。 二十四、五岁时，父亲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我便一心想出外找个事情干，感到受苦（种地）没有什么前途和出息，最高的希望计划当个小学教员，既能养家，又有地位。但一切权柄都在我的敌人——地主阶级手中操纵着，很怕我有了权势出了头。因此碰了几个地方，都由于他们的破坏而失败。后又计划学经商，在石家庄找了个小饭馆，一面当店员，一面兼记账，每月除吃外四块白洋。去后干了四十天，因忍受不了经理的打骂而告辞。 次年，一九三七年春，来到太原找工作，托亲求友费了许多周折，找到山西绥靖公署当公役，每月可得八、九块白洋。当时自己幼稚无知，不知公役是什么，去后问了问同行，才知道是给人家打扫房院的奴隶，觉着干这事太丢人了，因此只住了一夜就离开了。后来见到街上贴着一张广告，兵工厂招考厂警，我便去投考了，但检查身体后说：“身材短，不够格”，又碰了一鼻子灰。这时思想包袱很沉重，回家吧，一来没路费，二来太丢人，一个高小学生连个工作也找不下。便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再混个时期。后无办法到了烟草公司当临时工，计划一面暂时维持生活，一面等着找合适工作。结果干了六个月事变了，日本帝国主义快打到石家庄的时候，家中来信催我速返，便回了家，过起了“逃反”种地的生活。 这就是我在参加革命前的主要经历和思想变化。总的特点是，在积极“找出路”的思想支配下，到处奔波，到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