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内部发行的《1984》迅速在知识界掀起一波激流。

    花城版的《1984》和第一次刊登它的《国外作品选译》，受到热捧，因为印量较少，不断地在社会上转借、转手，奇货可居。

    1988年，花城出版社再版了《1984》，这一次，是公开发行。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回忆，1994年初，他从朋友处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公开发行的《1984》，不到一周就被借走，再也追不回。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给他书的朋友。

    1980年，一个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拿到了几本《国外作品选译》。他在回忆中写道：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学生的名字叫王小波。

    至今，《1984》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1984》给董乐山带来了巨大声誉。由于他，中国读者得以在对这本政治隐喻小说的全球性阅读、理解中，不至于落得太远。

    在中国，《1984》、乔治·奥威尔迅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关键词”。在2008年末的中国，一家南方报纸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本书”评选中，《1984》榜上有名。

    这一书榜上，还有另外两本董乐山领衔或参与翻译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

    “3本——30本，1/10都跟董乐山有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多年研究文化名人的《人民日报》著名记者李辉评价：晚年的20年，是董乐山一生真正的工作高峰期。而《1984》，不过是董乐山这段翻译工作的开端之作。

    这段时间，董乐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基本上以每年一本的速度进行国外名著的翻译或推介工作。《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古典学》《第三次浪潮》以及反极权主义小说《正午的黑暗》……他还重新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董乐山的侄子董森林回忆，他去探望晚年的三叔，发现董乐山与妻子各居一室，埋头写作。“桌上堆满书稿，满屋都是(单词)卡片”。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过度劳累的工作夺取了董乐山的健康。“一位瘦弱的长者，屋子里是一股煮中药的味道”，令当时的每一个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其间，在美国的二哥邀他出国定居休养身心，他拒绝了。

    何以这么累?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文艺研究室副主任潘晓松说，当年的董乐山并没有翻译书的工作任务，译不译、译什么、译多少，都是他自己说了算。翻译的方向和效率，都是董乐山自己选择的。

    “这些译作中间埋藏着一条思想线索。”林贤治说，董乐山晚年的译作，全都带有鲜明的指向性，充满人文启蒙的社会责任。

    李辉认为，董乐山晚年发愤工作的动力，是几十年失去工作权利，怀才不遇而积累的情绪。“这种痛苦远比肉体上的痛苦更深刻。”

    需要强调的是，董乐山和奥威尔的晚年一样，都以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自居，并以此作为工作的思想基础。

    林贤治引了两段话，一段是董乐山翻译的奥威尔文章《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

    另一段是董乐山在《正午的黑暗》中所写的译后记：“……光明正大地、毫无隐晦地正视这段历史，让人民和历史作出应有的判断，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义务。”

    “如果不翻译这么多书，而是好好休息，他不会死那么早。”潘晓松说，“董乐山绝对是积劳成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