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28岁的蒲敏道途经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中国传教。起初2年，他在法国耶稣会在河北省开辟的献县教区学习中文。1932年，蒲敏道进入耶稣会设立的天津工商学院试教一年地理课。1933年，蒲敏道进入耶稣会在上海开办的徐家汇神学院修读神学。1936年6月10日，33岁的蒲敏道在上海徐家汇圣伊纳爵主教座堂晋升为神父。

 　　1937年，蒲敏道在上海读完神学后，回到华北的献县教区担任副本堂神父。1938年，他又到安徽芜湖进行“第三年”学习一年。1939年，蒲敏道转到景县教区，担任南宫县东北约40公里的范家寨担任本堂神父。这时，蒲敏道必须面临复杂而危险的环境：他在骑着脚踏车访视下属堂区时，需要穿行于日军占领区与八路军游击区之间，经常必须跨越为阻止日军巡逻队挖掘的深壕，以及面对惊心动魄的盘查。

 　　1939年7月15日，耶稣会设在河北省河间的大修院有24名师生被日军认为私通八路军而遭活埋。于是在1940年，耶稣会在河北省东南部设立的4个教区——献县教区、永年教区、大名教区和景县教区决定联合设立若石总修院，院址设在新成立的、由奥地利主教负责的景县教区，当时奥地利已经与日本的盟国德国合并，因而被认为较为安全。蒲敏道在这时进入若石总修院，担任该修院的神学教师。1941年，改任修院哲学教师。1942年，蒲敏道升任修院院长及景县教区耶稣会会长，与凌安澜主教共事。1944年2月2日，41岁的蒲敏道在景县发终身愿（第四愿）。

 　　1945年，日本战败，共产党迅速占领河北大部分农村地区，在各地组织农民批斗天主教神父。1946年1月6日，蒲敏道连同景县的全体外国传教士一起被捕，教区包括若石总修院的产业被全部没收。在接受群众批斗时，由于教会曾在水灾期间多次帮助民众，因而没有人愿意出来指控，于是在14天后，蒲敏道等人被释放。他们被迫离开景县，蒲敏道带领若石总修院的师生越过封锁线，向北逃亡到仍在国军占领下的北平城。在北平，蒲敏道以罗马交付的两万美金，并取得4个教区主教的同意，在北平东城北新桥附近的王驸马胡同以极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位中国富豪抛售的约25公亩的土地及一座大宅院，三个月后，景县大修院在北平重新开课，广阔的临时校园还有操场、篮球场、排球场。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平，蒲敏道院长收到罗马耶稣会总会的紧急电报，他搭乘基督教会的圣保罗号飞机离开被重兵包围的北平，到达仍在国军控制下的上海，再转机回到罗马，报告中国大陆的情况后，又被指派担任耶稣会“中国巡阅使”，负责统筹安排中国所有耶稣会士的撤退事宜。蒲敏道和赵振声（避难在北平的献县教区主教，接替赴美的田耕莘担任北平教区代理主教）等多位耶稣会教区主教决定，优先安排200多名若石总修院和北平辅仁大学多玛斯哲学院的青年修生率先撤退到安全地区。若石总修院的修生这时又开始了第二次逃难历程。教会将一笔旅费及车票、机票或船票交给修士，指示他们分别经由陆、海、空各路，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三、五个人一组，搭乘任何可能的交通工具，经由上海、香港，最后陆续全部以临时观光客的名义进入菲律宾。蒲敏道神父安排妥当这次逃亡行动后，本人则以中立国瑞士公民的身分，继续留在上海达5年之久，中国大陆所有耶稣会神父被逐出中国大陆，经由上海前往香港时，蒲敏道与他们一一会面；耶稣会同时另派一位副巡阅使欧布廉神父（Fr. Paul O'Brien S. J.）驻扎中国境外，负责安排这些神父或回国，或前往其他国家传教。1953年，蒲敏道神父在上海被捕，当晚被遣送前往香港。

 　　1953年7月，蒲敏道从香港搭飞机回到罗马，向耶稣会总会长报告过去五年在上海的情况，然后，在罗马及瑞士逗留半年。1954年1月，蒲敏道来到菲律宾马尼拉，再次担任若石总修院的院长，直到4年后所有的修生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