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法兰西斯·蒲敏道(Francis Burkhardt)出生在瑞士巴塞尔城，在家中七个孩子排行老三，上有两位哥哥，下有三位妹妹及一位弟弟。父母亲一直希望两位哥哥能成为神父，但后来他们都成为商人。至於老三我法兰西斯，在三年的学徒生活后，又在两家公司工作了四年。家人原本寄望我成为商人，但我却有成为传教士的强烈念头。然而，我们的神修导师卡尔?沙勒神父（P. Karl Saurer S. J.）拒绝我的请求长达七年，因为，他担心我会和两个哥哥一样，到最后又改变当传教士的心愿。不过，我还是很认真在教会的玛利亚励志社（Marian Sodality）服务。

我听到主的召唤

　　这时候，年轻的耶稣会传教士路得（P. Rude）来到我们这儿帮助沙勒神父，他看我在玛利亚励志社服务非常积极认真，於是问我：「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位传教士？」我回答说：「当然愿意啊！但我们的神父却一直不同意。」於是，路得神父主动表示他愿意和沙勒神父沟通这件事，隔天傍晚，路得神父告诉我，可以再去和沙勒神父谈一下，终於，沙勒神父同意了。 　　这时间大约是在1925年的三月或四月，当时瑞士的天主教大学都不愿意接受我的入学申请，他们都回答说等九月再来吧。只有在奥国林兹（Linz）的内思（Aloisius）大学校长阿方斯?杜斯却克神父（Fr. Alphons Duscheck S.J.）来信告诉我：「来吧！尽你一切可能，越快来越好！」於是，我先在1925年四月进入内思大学读拉丁文，九月之后正式在第五年级就读，必须读到八年级才算毕业。 　　在第五年级时，杜斯却克校长被省会长派往中国建立奥国省会（Austrian Province）负责的景县教区，由於这位校长非常受到学生及校外的人们喜爱，他派往中国这件事也深深影响了很多学生。 　　在五年级刚开学时，耶稣会德国省省会长到林兹来看我们，那时候瑞士属於他的会省管辖。我问他：「我什麼时候才可以发愿，进入初学？」他说必须在毕业之后，也就是大约再三年半。 　　但是，在杜斯却克校长启程前往中国大陆前，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我什麼时候可以到中国？我什麼时候进入见习修行期？」他说，那就问问省会长吧。而省会长说：「五年级就可以了。」於是，我立刻在1926年九月八日加入耶稣会，在奥国省位於Karnten的St. Andra 会院进入初学，同时，我也许下了去中国的愿望。 　　1926至1928年，我在Karnten 的St. Andra 会院完成「初学」后，1928至1931年我到靠近德国慕尼黑市（Munic）的普拉克（Pullach）读哲学，并在那儿发了初愿。1931年秋天，在行经西伯利亚长达十四天的旅程之后，我终於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

中国，我来了

　　1931至1932年，我在中国河北省的献县教区学习中文。1932至1933年，我依修会规定到天津工商大学进行一年的试教。1933至1937年，我转往上海徐家汇神学院攻读神学，1936年我终於在徐家汇晋铎为神父。1937至1938年，我在献县教区的安国县堂区担任助理本堂神父，这时候，中日八年战争刚好爆发。 　　1938至1939年，我前往江西省的芜湖进行「第三年初学」。 　　1939至1940年，我担任属於景县教区的河北省南宫县范家寨本堂神父，那时候范家寨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而日军几乎每周例行到乡下xxx出没频繁的地方巡逻，而乡下郊区到处挖掘一人高的壕沟，以阻碍日军巡逻队。范家寨在南宫县东北方约四十公里，当时我必须骑著脚踏车，和我的教友访视大约十个传教堂区，而每个堂区与堂区之间大约有十公里的距离，一路上，我们经常遇到三人一组的共产党游击队，每次我们都必须适当说明我们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非常惊险。 　　1940至1941年，我被派往河北省景县教区担任景县大修院神学教师，1941至1944年【编按：应为41至47】，我担任景县修院的院长及景县传教区会长。这段期间我和景县教区的监牧凌安澜主教（Vicar Apostolic, Msgr. Leopold Brellinger）有许多小争辩。因为景县县城虽被日军占领，但乡下郊区则是xxx流窜，而我们又必须在乡下各传教堂区进进出出，我们教区几乎都属於耶稣会奥国省会管辖，而奥国当时被德国占领，德国又是与中国对战的日本国的盟邦，我们传教士在教区进进出出必须保持完全中立，不能对共产党、也不能对日军说出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事情。

混乱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

　　1945年日军战败，xxx政权很快就控制这整个地区，影响力越来越大。1943至1944【编按：应为45至46】共产党开始准备一个反对教会的人民法庭，在1944年一月六日【编按：应为1946年】，xxx警察逮捕包括上至主教在内的所有外国传教士，送到城外两公里一处小山丘上，山丘四周围满了当地民众。. 　　群众根本不可能对我们有任何指控。这时候，官员说：「我们要如何处罚这些人？」群众喊说：「枪毙他们！」，「如果政府不允许枪毙他们呢？」，「那就把他们关起来！」，「如果政府也不允许把他们关起来呢？」，「那就把他们驱逐离开中国！」群众如此喊叫著，最后，这个方式被群众接受了。 　　十四天后，我们被释放了，但这段期间教会的财产、土地、建筑都被充公，清算之后还要求我们付出一笔很大的款项。然后他们将我们驱逐到北方，那里距离北京约一百五十公里，仍然由蒋介石的国府军队控制。 　　1946年秋天，我们抵达北京，三个月后以极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位中国富豪抛售的土地及房舍，景县大修院迁到这里重新开课。但xxx的军队日渐逼近，大约一年半之后便包围北京。 　　在1948年十二月底，罗马来了一封电报，要我立即赶回罗马会见耶稣会总会长，由於北京已被共产党包围，当时要离开北京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靠基督教会来往北京与上海的圣保罗号飞机，飞往仍在国府军队掌控的上海。基督教会的飞机同意搭载天主教会人士，因为他们确信将会拿到乘机费用，而许多基督教人士通常是未付费的。 　　到了上海之后，我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罗马，在1949年一月初抵达，我会见了总会长，并且得到他的指示：「任何耶稣会士不能自动离开中国，除非生病的及与导师所带领的受旨者」（No Jesuit has to leave China willingly,　except the sick and those formation with their teachers and instructors.）。这时候，我也被任命为「中国的视察员」（Visitor of China），总会长在中国的全权代表。 　　在罗马停留三天并赶回瑞士三天探望母亲后，我搭飞机离开欧洲到上海，而后来的六个月期间，上海仍在国府军队的掌控之中。 　　在上海停留这段期间，我前后两次搭机前往菲律宾，一次是与菲律宾的地区院长卡伦神父（Fr. Cullum）一起安排约九十位景县修院修生的安置问题，另一次是安排耶稣会许多团体在菲律宾找寻适当的落脚地方。 　　1949年七月，上海已经被xxx军队占领，我之所以能够以瑞士公民的身分留下来，是因为瑞士是中立国，瑞士在北京的大使馆还能运作一段时间，而瑞士在上海的领事告诉我：「他无法保证我不会被捉入监牢，但他也不知道我是否会被驱逐出境。」 　　我在上海足足停留了五年，我虽然无法离开上海，但所有内地遭xx驱逐的耶稣会士搭乘火车经由上海前往香港时，我都可以见到他们。 　　总会长在中国境外，另外指派了保罗?欧布廉神父（Fr. Paul O'Brien S. J.）担任中国副视察员，负责安排被中国共产党驱逐出境的耶稣会神父回到他们自己的会省，或指派他们前往中国以外的教会传教。 　　在上海五年后，有一天早上，当我骑著脚踏车要为仍在上海工作的卢森堡（Luxenburg）修女主持弥撒时，一部大陆公安的警车将我拦下来，他们向我宣读了一份逮捕令，同时将我带进他们的车子。修女们立即将我被逮捕的事通知瑞士领事，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电话给公安，公安告诉他：「没事，没发生什麼事。」但是当领事一再坚持，公安才回答说，将会对我进行审讯。傍晚时，他们告诉领事，我已经被送上火车前往香港了。 　　1953年七月，我从香港搭飞机回到罗马，我在那儿向总会长报告过去五年在上海的情况。然后，我在罗马及瑞士等了将近半年，最后在1954年一月我被派到菲律宾马尼拉，再次担任在菲复校的景县大修院的院长，直到四年后的1958年这些修生都毕了业为止。

我在台湾，美丽之岛

　　1959至1960年我被派到台湾新竹担任耶稣会院副院长。1960至1962年，我被派到越南达拉特（Dalat），在临时搭建的院舍中担任宗座总修院院长（Rector of the Papal Regional Seminary），我们在达拉特一处很美丽的地方规划了一座修道院，容纳了超过两百名修生及二十位教授。当修院快要建好的时候，我被任命为耶稣会远东省省会长，来到台湾的台北。 　　我在1962年七月开始工作，首先与圣言会（S.V.D.）的神父购买了辅仁大学的校地，规划了两所耶稣会负责的学院（今辅仁大学的法学院和管理学院），协助徐汇中学在台湾复校，紧接著辅仁大学的神学院也设置好了，圣家堂与耕莘文教院开始兴建，在东帝汶由欧布廉神父接管的小修院，也还给耶稣会葡萄牙会省管理。 　　1967至1972年，我担任嘉义教区朴子总铎区的耶稣会院院长，住在新港。1973至1976年，担任朴子天主堂本堂神父。1976至1994年担任嘉义教区副主教，住在朴子。1989年圣心教养院开始动工兴建，并於1990年开始收容院生。1993至2000年担任朴子天主堂助理本堂及圣心教养院嘉尔默罗修女会的修会神师。1990至2001年协助奥国的密里邦神父〈Fr. Robert Miribung〉在大陆兴建医院、圣堂 ，帮助中国的贫穷天主教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