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开始叫《黄土》、《黑金》、《大城市》。后来的书名是作家和谷还是诗人子页给改的我已记不清了，但肯定是他俩其中的一个给改的。

　　在整个六年的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我目击了一位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我从路遥身上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作家不是人当的。那种超过了牛马般的生活，不要说一般人，就连“二般人”也不要随便去踩那个要人命的雷区。作家邹志安临终前说，文学是什么东西，我早已不认识它了。这是他心灵的悟觉。我帮助路遥用了一年时间在西安结构完《平凡的世界》的框架后，他就匆匆匆奔赴陕北、铜川开始了体验生活。路遥写小说和记者一样，重大事件必须到现场感受。我和他一块揽过工、放过羊，在田野里过夜，在煤矿的井下到工作面干活。当路遥第一次下井到工作面干活出地面时，坐在井口就走不动了。他说，凡是下过井的人，生活在太阳底下就应该知足了。就在那天晚上，路遥提出要改动孙少平的命运。他说孙少平最远只能走到煤矿，如果进了大城市我就管不住他了，因为路遥对大城市生活不特别熟悉。最后我们决定由孙兰香进城市，因为那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物。就这样用了三年时间采访，路遥就慢慢地进入了写作状态。

　　路遥在写到第二部完稿时，忽然吐了一口血，血就流在了桌子上。这张桌子就在西安省作家协会平房的临时办公室。路遥当时就把我从延安叫到了他身边。我放下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外围准备工作，赶快跑到了西安。我们就在西安的护城河边温谈了一个晚上。我认为，让路遥还是先离婚，再不要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找一个陕北女孩，不识字最好，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结果是因为他的女儿路远的问题，路遥又一次放弃了这次生存的机会。天明时，他对天长叹了一声：“命运啊，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第二，我们就去医院查出了他吐血的病因。结果是十分可怕的。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能理解他的这一选择，因为他活得太累了，太累了。非人般的劳动得到的全是苦难。路遥让我永远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他的病因，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声大哭，这是我一生为数不多的掉泪。此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陕西的一名作家就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了。但路遥残酷地就把这一结论展示在我一个人面前，他在大学的讲台上，和在所有人的面前完全伪装成健康的人，这是何等荒谬的生存逻辑，但它又是如此现实地结在了生活的大树之上。为此，我和他无数次的辩论，不能这样，必须先保身体，后搞创作，看人家贾平凹，得了病写文章向全社会宣布，他把某种压力给了读者，自己一定会轻松得多。但他流着泪告诉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人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对此，我们两人都是幸福的。我走后，父亲就靠你了，过去一直也是你关照他，将来我走后，你就会更轻松地把他完满地送上山。他一生只给他老人家挣了个名声，他在我这里没有得到过应该得到的实惠……对于不识字的父亲，那是咱俩心中的神。

　　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路遥在感情和经济方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时长达半年没有一次性生活，自己作品里漂亮女人们是他最好的情人。他经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到了后来眼睛三天两头出毛病。有一天，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是在榆林宾馆完成的），我以为他的身体出了新问题，赶快奔赴榆林，一进房子，他对我说田晓霞死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我对他说，你已经成了弱智，你想过没有，我好不容易争取的这么点时间，赶快采访一两稿子，你怎么就把这么些不上串的事打电话叫我跑来，别人知道后肯定会认为咱们是精神病。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一次我刚到黄河的壶口采访，又一个电话打来，我赶快再赴榆林。去了后才知道他的咖啡和抽的烟用完了，他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给他预支稿费了，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如果没这两样东西，他什么也干不成。他抽烟是固定的牌子，除过这个牌子其它的烟抽不成。没办法，我找到了榆林地区的一位领导，他是我的好朋友。当我把路遥目前的处境说明后，他马上叫来一个人，说先拿十条恭贺新喜、五瓶咖啡送到路遥房间，今后每月送一次，必须按时，这个帐榆林出。他说这是犯错误，但为家乡的作家，咋就犯它一次吧！当我把这一次告诉路遥后，路遥只说了一句话：“咋这人活成啥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写《平凡的世界》中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上帝就是这样安排了路遥的生活道路。《平凡的世界》终于在1988年夏天写《人生》的甘泉县那孔窑洞里写完了。我们兄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唯一的一次握手。当天晚上，我们一同出发赶往山西太原。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连播这部小说，而且不断来电报预先第二部播完的时间。山西《黄河》杂志推迟二十多天发稿时间，等待他的第三部。在山西是作家郑义招待的。路遥在文学界没有什么朋友，和郑义也是一般关系，但两人见面后非常友好，路遥对全国只有三四个作家比较看重，其中就有郑义。就在郑义送我俩上火车后，再有五分钟就要发车了，但路遥突然发现他的钱包丢到宾馆一个很不起眼的方桌里。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因为不论转战到何方，临走时都是我清理房间。而县要把几个箱子里的东西写成目录，路遥一看就知道东西在啥地方。路遥这时常常在阳台上抽烟，为清理房间，我经常是跑到百里之外完成这项任务，因为这已成路遥的生活习惯。他常说，你不清理房间，我老是觉得东西丢了。于是，当时决定路遥先去北京，我取回钱包后赶下一趟火车到达。为此，郑义陪我在山西游转了一个下午。真对不起这位有血性的作家，让他把时间浪费到我这个无名之辈身上。

　　我是一路站着到北京火车站的，一路上没有任何空间让你转身，衣服因出汗而发臭。在北京和路遥会师后，两人好像十年没见面，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路遥怕我走失，就在火车站一个唯一出口处站了八小时。到了宾馆，由于房间没有洗澡的功能（好房间住不起），他让我站在公厕里，一盆一盆从房间里端热水给我冲凉，他那种笨拙的姿势我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在北京风风火火跑了半个月，才把他有关《平凡的世界》所有的事宜办完。

　　我回到延安后，赶快跑到各县采访，六年了，我确实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上，现在想起来都很对不起《延安日报》社。就在我到富县采访时，路遥用电话直把我寻到一个乡镇上。他告诉我，《平凡的世界》获了茅盾文学奖，而且是排在第一位。我俩在电话里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心情太复杂了。我当然为此无比兴奋，但一想到他的身体我就浑身发抖。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领奖去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我一个人放下电话在田野里走了很长时间，望着头顶上的明月，我感慨万千。是啊，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因为没有路费去领奖，更没有钱去买自己写的书，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而这个领奖的人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他在六年的万里长征中，流血、流汗，结果是两手空空。这位原准备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发表演讲的作家，没想到他的命运是如此的悲壮。……我迅速赶回延安，走进了当时在该地区有非常实权的一位朋友的办公室。当我把路遥目前存在的困难向他说明后，他惊得得从办公室桌子后面站了起来，面对房顶半天没有讲话，这位精神俄语的领导，用俄语说：“这是天大的笑话。”他立即找来一个人士，说先拿5000元，立即送给路遥，让他在北京把所有的发票给我带回来，在延安地区想办法给他报销。他说这一辈子他是唯一的一次犯错误了。我拿着5000元赶到西安，这时路遥已到火车站。当我把拿钱的经过向他叙述后，并告诉他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亲爱的帮助过路遥的朋友们，你们的英名时时记在我心里，尽管人数很多，但我一个也不会忘记，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告诉全社会的。

　　1992年初，我嫂子林达正式提出了和路遥协议离婚的，对此，我无话可说，我也十分理解林达，她不知提出过多少次要离婚了。作为一个女人，当一名作家的夫人是十分不容易的。天下女子就是找一个农民也不要找作家为丈夫。当作家可能献出生命，但当作家的夫人同样要经受普通女人无法容忍的各种心灵灾难。在这一点上我不恨林达，也不恨路遥。此时，路遥正在写《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绝笔文章。他把离婚一事的工作交给了我，实际上路遥只把这件事当了“工作”，不存在任何情感。林达是开通的，她不要任何东西，准备一个人到北京成家立业。因为她是北京知青，回故乡也一直是她的梦想。就在准备很简单的了结这桩悲剧之时，路遥住进了医院。我知道，他这次进去肯定是出不来了。大夫和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就在路遥住院时，家里家外的一切危机又一次放在我的肩上，当时我太累了。作家协会给路遥先安排了一个人看护，没想到路遥把我叫去，说这个人根本不行，他说此人太势利，根本不把他当人看，有一次把从厕所里提得摔到床上。他说这个人看他不行了，没用了。他让我再不要离开他，看得把他送走。可这个时候林达实际上已离开西安，到北京组合新的家庭去了，家里就留下他的宝贝女儿路远一个人了。当时路远仅十二岁，生活无人看管，我一天曾在劳务市场先后找了三个保姆，都被路远因看不上而赶走了。路远只要求让我给她做饭。累得我在大差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狠狠的睡了一觉。但当时这些情况都不能告诉路遥。因为路遥爱女儿是出了名的。如果他知道这一实情，他当时可能就没命了。就在这时，我的另一个弟弟赶到医院里，把作协派的那个人赶走了。这样，我才松了一口气，有一个弟弟在医院里看护路遥，等我把他女儿的事安排完之后，再处理他的事。没想到路遥对此事产生了看法，他想，女儿有林达看护，我为什么不到医院里看护他。但有关实情我和弟弟都不能告诉他，于是，路遥把我叫到医院里，用想好的文学语言把我挖苦了一阵。于是我痛苦地离开了他。就在这二十多天里，路遥是十分痛恨我的。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他，当他知道林达早已离开西安的实情后，立即让弟弟找我，此时，我知道他要向我说些什么。我让弟弟先回医院，两天后，我就赶来。这个时候已到《陕西日报》当记者，而且是驻铜川记者站。我要向单位请假，还要处理手头的工作，我准备很长一段时间，放弃手头的一切，重新跳上路遥为我准备好的生活战车。但是晚了，就在准备起程时，路遥走了。

　　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清清楚楚的伴随我走过的灾难。我怀揣这个灾难来到他的面前，面对路遥我无泪！我长久地坐在他的遗体面前，默默地说了很多、很多话。这些话我有一天会用文字表达出来，那时，我也许快要走向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