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路遥去世15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了一本《路遥评论集》之后，还要再出版一本《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领域的功勋出版社，权威出版社，如此隆重地纪念一位英年早逝的当代作家，并不多见。这也证明了路遥生前贡献的巨大，反映了他在今天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路遥纪念集》是路遥研究会和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具体策划，由马一夫、厚夫和宋学成主编的。上个月，在书稿打出清样之后，主编和出版社的责编邀我作序，并将有关资料送到我家。我知道，他们这是对我的尊重和高抬，并不是我有多么高的水平，堪当此任。但是还是一口答应下来。这固然因为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不能“不识抬举”，另外，也还因为：其一，路遥是我们家乡的作家，是黄土地的儿子，是父老乡亲的骄傲；其二，我特别喜欢路遥的作品，对他的人格和他所坚守的，追求的人生理念及现实主义的方向，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共鸣；其三、延安大学是路遥的母校，已经建成为路遥研究基地。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延安大学组建时，我的几位同窗，也是要好的朋友，去做草创工作，筹建中文系，后来便留下来工作，直到退休。他们都是路遥的老师，路遥弃世后，他们也都体验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怆。另外，我自八十年代中便应聘兼任延安大学的教职，那时路遥已经成名。因此，无论从我与他们中文系老师们的友谊来说，还是从我作为多年延大兼职教师的身份来说，我都有责任，有义务为他的纪念集写序，不能推辞。何况，也确实有许多话要说。

　　
　　我与路遥的个人交往并不多。知道他，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正是文学提领风骚，产生轰效应的特殊时期，路遥也因其《人生》的问世而名满天下。看了《人生》，我颇为惊异于作者观察生活的深致，视界的开阔，笔力的沉着与大气，为秦地涌现出这样一位潜力巨大的年轻作家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家母健在时，我每年都要回陕地省视。只要到西安，母校西北大学和建国路作协是必去的。到作协，则一定到《延河》编辑部看看。对《延河》，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第一篇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就是在这里发表的，她是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母刊”。初次见路遥，就是在《延河》编辑部，人家给我介绍：“这位就是路遥，小说组组长，《人生》作者”。他个头不高，墩实，属于如巴尔扎克那样的精力充沛的麻袋样体型。还有几次，在西安作协的院子里碰到，握手，问好，没有深谈过。1991年春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且荣登榜首。路遥来京领奖后在前三门大街请评论家朱塞、蔡葵，还有多位在京的陕西文学界乡党吃饭。那家餐馆不大，在台基厂的路南，是那一带有点名气的餐叙聚会场所。路遥很高兴，但却没有明显得意神色，也不张扬。大家都向他表示祝贺。陕西乡党们特别热情，说他首获茅盾文学奖，为家乡争了光。一个个表现得比自己获奖还上劲。路遥很感动，抱拳相谢；特别对作为评委的朱寨、蔡葵，表示了真诚的感谢，谢过他们的全力扶持。朱寨是当代文学界的前辈，他说，还是路遥的作品写得扎实、过硬，有眼光、负责任的评委，是不可能不投他一票的。朱寨本人出生于一个山东贫苦的农家。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奔赴延安，在桥儿沟的鲁艺文学系与冯牧、贺敬之同学，是何其芳的高足之一。他还做过桥儿沟的副乡长。1945年随军赴东北开辟根据地，以政委身份，做了黑龙江省甘南县的第二任县委书记，勤政爱民，人称“朱政委”，至今为那里的老百姓所系念。所以，他对从陕北清涧山圪崂的贫苦农家奋斗出来的路遥，对于路遥笔下为改变自己命运而进行悲剧性奋斗的年轻的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们，抱有特殊的感情。他对《平凡的世界》的肯定，在评奖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不想那次餐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路遥了。他正经历着人生的和艺术的高峰高期，可惜为时过于短暂。次年，便有他肝病住院的消息，不久便传来文星殒落的噩耗。天妒才能，我只能喟然长叹，悲惋不已。现在为他的纪念集写序，虽然光阴流转，已是15年后，但当年的这种意绪，依然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我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路遥纪念集》的全部73篇文章。这虽然如编者所言，只是一个选本，但因为资料搜求上用力颇勤，故作者面广，代表性强，是路遥研究的一项很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一向很讲究“知人论世”。这与儒者重视人格的修养，强调积极用世的观念，经世致用的文风，一句话，强调入世的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知其人而评其文，把人品和文品统一起来观察和思考，成为千古以来文学批评的通则，也是最有价值的文论传承。鲁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认为文学作品在真实地反映客观事象，描写社会的众生相的同时，也表现着作家的主体人格。在文学批评上，他是五四那一代作家中强调人格强调得最多的人。他一向主张，评价作家一定要顾及他的全人和全部创作。路遥积极入世，秉持严格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有坚强的主体人格意识，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对象化到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去了。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因此，要准确评价他的创作，就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命历程，他的人格，而《路遥纪念集》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的，正是这方面的资料。

　　73篇纪念文章的作者，涵盖面极广，有路遥的文友，包括陕西的和全国各地的老、中、青几代作家、评论家；有路遥的同学和朋友，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不同的界别；有路遥的亲属，如他的弟弟王天乐；还有路遥的领导等。他们都是路遥作品热情的读者，都与路遥有过直接的接触。他们的纪念文字，各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自己与路遥交往的故事，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鲜为人知的资料，还有不少生动、具体的细节，合起来，可以作为多人书写的路遥传记读。然而，这些文字又不是纯客观的书写，而是在路遥早逝后出于怀念，出于惋惜，或出于崇敬，出于爱戴的追忆性文字，故多带哀痛的情感色彩。这就是说，《路遥纪念集》为我们所提供的传记材料，是从多棱多面的心灵镜体上见出的，它在给予我们有关路遥本人的诸多传记性资料的同时，还提供了这个与他有过直接交往的特殊人群，特殊接受者对他为人和创作的评价。

　　读了《路逸纪念集》中这些满含真情，杂着泪痕的文字，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路遥，便站到了我们的面前。他的为人，像他的作品一样，给活着的人，给万千读者提供着人生的和艺术的启迪与哲思，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带来巨大冲击与震撼，促我向上，催我自强的，则是以下诸端；

　　其一，路遥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悲剧性地印证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那条残酷的规律：蚌病成珠。即，好的文章，都是由作者所经历，所体验的苦难凝练升华而成。这条规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被称为“文化昆仑”的钱锺书先生作了淋漓尽致的经典性发挥，为左祸弥天和十年“文革”浩劫后文学创作和复苏与繁荣，为理论批评对新起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阐释，提供了学理的支持与武装。自古欢娱之辞难工。路遥有一个苦难和饥寒的童年，青少年时代也坎坷多难。苦难给了他磨练，铸造了他的性格，也成为他创作灵感和人生动力的最初的源泉。苦难给了他才名，也正是苦难结束了他的生命。

　　其二，作为生命的个体，作为人，路遥具有坚毅的性格和超乎常人的意志力。这种坚毅，一是源于他的故乡陕北黄土高原上艰苦的生存条件所形成的农民吃苦耐劳的传统；二是源于苦难生活的锤炼；三是源于他自己和他们那一代有知识的陕北农家子弟，走出贫困，走向富裕，走向现代文明，进入更高的人生境界，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自我的强烈愿望和理想；四是源于他所自觉到的对故乡，故乡人民，乃至对国家和民族所承担的责任。

　　其三，路遥具有开阔的视野，宏大的胸襟，是一位思想者。国运民瘼，五洲风云，都是他所关注的。他是在清晰的历史座标上，把握自已的行动方略和笔下人物的命运的。平常每到一处，他首先如饥似渴寻找阅读的就是《参考消息》；对于国家大事，国际动态，大到形势，小到事件，他总能提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乐此不疲。许多纪念文章都追忆了他在这方面的热情，细节与场景。不少朋友甚至认为，他具有许多可贵的政治家的气质与品格，只是天不作美，际遇不佳而已。不得政治人物的风云际会，未能立功于政坛，退而得其次，乃以立言而铸造生命的辉煌。史家讲才、学、识，路遥是有识的作家。以识统率才、学。这识，是指历史见识，而处于历史见识核心的，则是他的政治见识。这也是他为写作《平凡的世界》作准备时，要把十多年间的报纸逐日研究，进行排比，并做详细笔记的原因。他也因此在对历史脉搏与人物命运的走向的把握上高出许多同辈作家。 

　　其四，路遥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守了经典现实主义的立场。几乎所有纪念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记叙或印证了这一立场。他是农民的儿子，陕北那一块高天厚土的儿子。那里属秦之上郡，秦地民风尚实，传承久远。他视为导师和先辈，又是他们陕北老乡的柳青，就是上一世纪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宗师，路遥在文脉上，可以说与他有着直接的承传关系。在我看来，陕西有一个以柳青的名字为标识的20世纪的文学现实主义风格流派。这个流派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有清晰的艺术承传，都对生活在周秦故地的农民的历史命运有浓得化解不开的牵系，有真实得让人颤栗的历史描述。路遥和陈忠实则是这个流派在柳青身后最杰出的代表。柳青写了世纪中期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陕北的、和关中腹地农民的历史命运；路遥书写的则是世纪中后期陕北农民，特别是他们的子弟的历史命运；陈忠实却以更为开放的大文化的眼光，回叙了世纪前50年白鹿原上农民的历史命运。这个流派的成就，可以反映上一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小说是假定的艺术，虚构的艺术，但却需要小说家绝对的真诚，路遥正是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伟力，一在全身心真诚的、无保留的投入，二在对描写对象的尊重，笔下的人物、细节、语言、心理活动等，都是他亲见过、体验过、深思过的，都是曾有的实事的提炼，或会有的实情的合乎生活逻辑的演绎。他写了苦难，更写了奋进与坚持。他的现实主义是给人以理想、以希望、以力量的现实主义，有他自己在。

　　其五，路遥是极为罕见的文学事业的献身者、殉职者。他常引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的名言勉励文学的爱好者，也以此自策、自励。不少纪念他的文章都很生动地谈到了这一点。他常劝一些文友，别把身体看得那么重，别太在乎自己的身体。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以“像牛一样劳作，像土地一样奉献”为座右铭。然而牛要吃草，要休息，土地也需要施肥，需要休耕。而他却不注意营养，不注意休息，饥一顿饱一顿，即使在《平凡的世界》写作最较劲的高强度的劳动中，人们也常看到他只是一手掐俩馒头，一手捏一根生葱，对付着塞饱肚子拉倒。长期地，超负荷地写作，严重透支和损毁了他的健康。知道患病之后，不仅没有休息、就医、调养，反而强化了写作劳动，加速了写作进程，说是要记取《创业史》没有写完的遗憾。然而《平凡的世界》，以及接着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确耗尽了他的生命。他是在登上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地，赢得了胜利之后，像战士那样，手握着战旗倒下的。他是用生命铸造了自己的文学的辉煌，用牺牲完成了在人类文学事业的无限攀登中，世代接力中，属于自己的一棒。他的作品，他的人格，就是一面文学的战旗。

　　相信人们一定能从《路遥纪念集》的阅读中得到更多的启迪，人生的和艺术的。



　　我很欣赏路遥的同窗、同乡、朋友，也是《路遥文集》的责任编辑陈泽顺在《重读路遥》里对路遥所做的评价：“超越了死亡，他改变了人生的结局。他从无中找到了有，在死亡中得到了生，在终结中找到了开始”。泽顺的文章，写于路遥离世的次年，距今也快15年了。15年来路遥作品的阅读史，有力的证明了他的判断。《平凡的世界》，至今仍是青年大学生中最受欢迎，阅读范围最广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它已是出版社的长销书，每年印刷，长印不衰。作家的生命，不以其存在的生理年龄为限。他的作品，就是他生命存在的方式，只要这作品还在流传，还在被万千读者所阅读，还在实现着与阅读者心的沟通与交流，他就仍然活着，仍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路遥正是这样。泽顺称路遥为“用生命点燃精神之火的人”。路遥不仅点燃了自己的精神之火，而且将这火遍传人间，使读他作品的人一起被点燃，特别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读者。

　　路遥家乡人并没有忘记这个为他们争了光，让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儿子。叶广芩在《清涧路上》写到的那块立在公路侧旁非常显眼地镌刻了“路遥故里”四个遒劲大字的高碑，我是2002年返陕，随北京陕籍作家回乡团北上榆林时看到的。便与同车的王巨才谈起路遥的话题。巨才是陕北人，又长期在陕北，特别是延安做领导工作，后来调省上作宣传部长，主管文教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一路上听他讲了许多路遥的故事，使我对于作品之外的路遥，有了较多的了解，知道了他的某些颇有特点的出身、行状和性格。自延安南下壶口时，又得以与曹谷溪同行，他被认为是路遥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老师，多年保持了与路遥在师友之间的关系。他与巨才，都是给过路遥帮助和支持的人。他也给我介绍了不少路遥青少年时代的遗闻轶事，谷溪的坦荡、爽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也是以他们培养的这颗文坛巨星而倍感光荣。这本《路遥纪念集》编委会的主任申沛昌，就是当年力排众议，把路遥招进延安大学的伯乐，如果不是他的慧眼，他的坚定，如果他不起路遥于草野之中，让路遥走进高等学府，接受科班的文学教育，那么，路遥的人生就会是别样的。路遥的精神，是陕北黄土高原的文化精神，是延安精神，延安大学的教育精神培育、熏陶、铸造出来的。延安大学把路遥的灵柩自三兆迁回学校东南侧的文汇山上安葬，就是一种象征。那是日出的方向，让路遥永远从那里眺望母校的校园。

　　去年清明节，我随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一批陕籍文友，返回延安大学，为路遥在校园和文汇山上的花岗石雕像揭幕，并祭扫如仪。当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路遥仍然活着，活在延安大学，活在陕北，活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的心里。他的性格，就是陕北人最可宝贵的性格，他的坚毅奋进，永不言输的形象，就是黄土高原的形象，就是本世纪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华民族的形象。

　　感谢本书的编者和出版社责编给我这样的机会，使我有可能讲了以上的话。

　　2007年7月26日于六砚斋钱正言顺好供了这点他有着直接交往的特殊人群，特殊接爱的许多传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