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一直对“台湾人”这个称呼深具戒心。

　　1949年，两蒋诀别大陆，退守台湾，蒋介石称“过去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

　　不过岛上的民众并没有感受到两蒋的“热情赤城”，一纸“戒严令”让台湾陷入38年的“白色恐怖”。“反共救国”、“保密防谍”的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

　　从郑成功时代开始，当台湾被光复时，只是个从大陆败退力量对抗大陆的据点和重返大陆的跳板，两岸一统时，台湾又是个可随便让与外人的化外之地。在长期孤悬海外的时代，沦为“二等公民”的台湾人称自己为“亚细亚的孤儿”。

　　这次台湾光复，国民党部队的枪炮又造就了“二二八”的流血记忆。事件中的高雄冲突，议长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区滥杀民众的巡逻队，其中一位民代大骂蒋介石，惹怒司令彭孟缉，三位民代被当场枪毙，彭清靠也被捆绑入狱。

　　事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自己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能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传自己是华人。”受父亲影响，彭明敏后来成为“台独教父”。

　　事件之后，一群又一群的民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家眷从基隆港下岸后，直接搬进台北后来被命名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道……

　　上至“总统”，下至“警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台语，却拥有这座小岛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外来政权”和“外省族群”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子承父业的蒋经国深知台湾岛内巨大的族群隔膜，当年刚迁台湾时，他的儿子蒋孝文与伴读的同学一起进入一家本省人为主的学校，结果被师生集体孤立，小蒋原本成绩不佳再加上语言不通，被迫转到外省子弟为主的学校。

　　只把这里当作“反攻大陆”跳板的两蒋，对消除族群隔阂的重要性不以为意。

　　蒋经国低估了本省人的愤怒，他一面清剿岛内的异议份子，为维护台北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强力压制“台独”份子。

　　从1960年代起，蒋经国就明白，“反共复国”早已沦为无法实现的口号。但为压制台独，蒋经国多次公开以“我是台湾人”为抨击对象。

　　蒋经国说：“有一个人去国外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什么?……今天我们一千六百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

　　他告诫台湾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国的国民，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确定这一原则。”

　　尽管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名不正言不顺“中华民国”，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现在，轮到蒋氏政权成为“亚细亚的孤儿”。

　　但直到1978年，美国《读者文摘》记者大卫·瑞德问蒋选谢东闵做“副总统”，“是否会有更多台湾省籍的人担任要职?”蒋经国依然回答说：“我提名谢东闵竞选副总统时，从没去想他的籍贯，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事实上，在台湾的都是中国人，诚如谢先生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有些人来得早、有些人来得晚一点而已。”

　　虽然台面上依然保持着民族大义，但美国遇刺的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蒋经国。他外表波澜不惊，但那掠过头顶的一枪，让他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而1973年李光耀访台时，李能用闽南语与台湾乡民交谈，更让素来只通江浙国语的蒋经国感慨万千。

　　1987年，蒋经国与12个“台籍耆老”谈话时，身段已较当年大为柔软：“我已经是台湾人”。在台湾住了四十多年的蒋经国终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