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了老将军，他今年已经95岁高龄，满头银发，神采奕奕，身体依然硬朗。他的住处是个单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他把自己的卧室安排在三楼，每天扶着楼梯上上下下。早上，他一般五点来钟起床，然后到自家院子里走五圈，锻炼腿脚四肢。他思维清晰，谈吐流畅。从1933年他参加红军，到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西南战役，到抗美援朝的金城反击战，这些珍贵的革命经历，在他的脑海里早已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这次在福州，我们一共呆了四天，每天我最喜欢听将军讲他亲历的故事，讲他跟着共产党的革命经历。那段红色记忆确实很感人，而且一直在鼓舞着激励着我们几代人。受到红色革命经历的浸染，我仿佛正置身于那个轰轰烈烈充满革命热情的年代，近距离感受将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的革命热情，为国为民的思想正气，以及作为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

    1933年5月，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扩红”。由于将军出生中农家庭，部队不肯接收他，他东奔西跑求人说情，才如愿以偿当上了红军（他当时带了本村的七个弟兄参加红军，到解放后只剩下他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软磨硬泡才当上红军的”。其实将军当时家境并不好，他15岁时失去了父亲，一家老小全靠母亲勤劳的双手整天没日没夜地干活。

    1936年，在甘肃境内的龙家源战役中，一颗子弹从他左肩打进去右肩飞出来，肺部受伤，血流不止，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后来，一位排长发现了他，经过简单包扎后，命令通信员将他从战场上背下来，转移到后方红军医院抢救。他身上至今留下了残疾，右手只能抬个半高，吃饭写字都用左手。将军说：“我的生命是战友用深情换来的，也是群众用担架抬回来的。”

    将军这一生历尽艰辛。他说：“在长征中，我的工作是负责部队的宿营报告和传达次日出发时间等。责任重大，掌握保管着团里的作战机密，上级的电令文件，还有公章及战斗枪械，每打完一仗，我都要及时将下面报来的资料分类统计报告给首长，经常饿着肚子跑来跑去。部队行军极为艰苦。山路弯弯，陡峭不平，我曾磨破两双胶底鞋，脚上起血泡是经常的事情，往往是擦点药之后又继续前进。”长征途中的行军是很艰苦的，有时几天几夜合不上眼，身心疲惫，走几步又停下，战士们一个靠着一个像蚂蚁搬家般地向前挪动。有一天晚上，在贵州境内的深山中，将军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突然踉跄了一下，感觉身子直往下滑，紧跟在身后的同志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将他拉了回来，惊醒后的将军往脚下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自己就站在悬崖边上。

    将军是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战士，在他身上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先后担任过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委书记、福州军区顾问。尽管如此，他从不会为自己的亲属、亲戚、朋友捞什么好处。交谈中，我说：“人都喜欢依靠。小时候依靠父母，老人依靠儿女；打工做生意希望有亲人朋友作依靠。有依靠的感觉就是顺风顺水。”将军笑了笑说：“我这房子是国家帮我盖的，国家对我很好，我还有三个工作人员，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没有为国家贡献什么。”他还说：“这次四川大地震伤亡很大，你做了什么？”我当时有些惊诧，忙说：“我们单位组织统一向灾区人民捐了款。”他说:“这是对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更重要的是你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不求做大官，但要立志做大事。不能做给国家增添负担的事情。”在将军家里，我时刻感受到一个老将军对国家的无限忠诚，感受到老将军的拳拳爱国之心。

    怀着满腔敬意，我们从将军家出来，太阳西斜，我们大阔步地在铺满金色阳光的大道上前行，同时，默默地祈祷，祝福将军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