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自九岁起入学渡过一年私塾和三年小学。到了十四岁那年被父亲送到北京东单的宝源涌油盐店铺做学徒工。由于自幼体弱多病虚弱无力，个子也不高，加上做徒工的工作十分繁重，生活清苦，感到十分无奈：甩手不干吧，回家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没辙，只能咬牙坚持。因此，经常闹病。做徒工三年，身体一直很瘦弱。勉强挣扎维持着。期间曾经闹过一场大病（瘟疫），一度体温高达40摄氏度。即便如此，我每天依然坚持工作。直到病得实在厉害不能在支持了，店里才用人力车把我送回家里。到家后，我已经高烧得神志昏迷了。这场病害得我在家休养了三个月方才痊愈。养病期间，受村里迷信的影响而加入了“一贯道”。当时完全就是出于迷信思想，人们都说入道就可以免除灾害病魔。病好之后，仍回到店里做学徒工。但从此后，心里由衷地不想再干下去了。此时，家里也不愿意我再干下去了。可当时又有半途而废、回到家乡难免受到乡亲们指点议论此人“没有出息”的顾虑。

最后，还是我的徒工师兄刘德润介绍我到昌平县永丰屯小学继续读书，上五年级解了我的围。我接受了师兄的建议，上学之后肯吃苦，学习刻苦努力，成绩很好。这样坚持了半年，因学校离家太远，食宿成了难题，家里边不富裕难以支撑，不得已只好退学了。退学后，就回到家里帮助家里种地干了半年。当时，正好处于抗日战争期间，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连家里也不敢继续待下去了。家里也担忧我作为独子遇到万一不测有了差错。而此时，再找其他工作就更难（不太可能）了。于是，我就想到了到城里考中学继续读书。我的想法符合父亲的心思，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与首肯（因为父亲吃过没有文化而受人欺负的经历）。当时认为在学校读书既可保证安全，又可以学习文化知识。只是当初自己的心里没有底，不知道能否顺利考上中学。只得抱着努力尝试撞大运的想法和态度去应考。期间找了我的姨表兄弟何志仁相伴同行，一共报考了三所学校。结果考入了北京私立立达中学。也就是在立达中学读书期间，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偶然加入了国民党组织（详细情况可见上述说明）。初中毕业之后，又顺利考入了广安门内的私立育华中学。在育华上了高中半年，赶上北京解放的大事件，我个人也受到形势的影响，不想在继续上学了。原因就是对于当时学校里面所学习的东西感觉索然无味，用处不大。刚好此时，党办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招收新生，报考条件是不分出身和学历全部招收，且学制仅半年就可毕业分配工作。这恰恰是我所期望要求的。于是毅然报考了。

入学之后，我们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一些列革命文献，开始逐渐接触革命理论，了解革命道理，逐渐对于人生观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毕业分配工作时，我填写的志愿是从事学生教育工作当教师。当时的主要动机自以为教师工作安全稳定（我和家里就是担心怕去当兵，好保住东家一条根）。总之还是为了自己及家庭考虑的多，革命性不够坚决。故此一再坚持我的志愿不变。最终结果是我被分派到河北省邢台县任教师。当初的陆路交通很不方便，路途遥远，一年才能回一次家，家里人对我自然也十分挂念。此时，我已经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家里老人们对于孙辈的期盼心切，更是不情愿我独自一人在远方工作。加上刚刚解放的初期，百废待兴，教师待遇并不高，无法维持将家属带在身边的生活。期间由于我感染了较为严重的肠炎，不得不拖着病体离职回家养病。病愈后，到家庭所属的昌平县报到登记，被派到本村——奶子房小学任教。工作五年之后，后调任清河营小学任代理校长、任课教师。1960年，又转到黄（红）军营小学工作，1963年调到何各庄小学任教，至今工作已经一十六年了。

自参加工作以后经历了肃反、整风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四清等运动。运动中由于党的教育和培养，自认为没有落后，并且提高了个人的思想觉悟，改造了自己，明确了教师工作的目的。因此，每次运动之后，革命的情绪更加旺盛政治和业务的学习劲头更足了，革命的事业心也更强了，愿意把自己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时刻感觉自己的不足之处。也激发了业务钻研的动力，努力学习掌握教学技巧。现在，凡是小学教学课程的教书业务均已掌握成竹在胸。所有的小学课程教学内容，无论是班主任还是科任课程，我已经全部掌握，随时具备承担起这些课程的教学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