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谈话和一封信

    杨光的名字，最近一次在我的手机上显示，是2011年12月23日19时53分9秒。发短信的人，我知道已经不是他。

    杨光的身份，在我的人生定位中曾经发生了几次变化，从领导到良师、益友、兄长。身份的转变，跨越了7年，记录和见证着我们的情感与记忆。

    很清晰的记得，2011年11月8日记者节那天，我发短信祝兄长节日快乐，他回我说“可惜不能同乐”，离开新闻队伍的我，知道兄长的话意，愧对让我无言。

    在我短暂的8年新闻职业生涯中，与杨光在《城市晚报》相识共事3年，此后交往4年，对我影响颇深。特别是在这7年当中的3次谈话和兄长写给我的一封信，更是让我这个年轻人受益终身。

    2004年，我由《延边日报》正式入职《城市晚报》那天，到杨光的办公室报到。敲门获准刚一进屋，杨光便从稿件堆里起身，笑着对我说：是大伟吧，来来来，快坐。说话间，他已转身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递给我。落座后，他便问我：会抽烟不？我忙答：不抽不抽，他笑：那就是会抽了，递给我一支。

    那时的我，惊恐的不知如何应对，此前已准备好的说辞完全被打乱。杨光接着与我说，贾艳玲副总编和人力资源部门已经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你在党报工作多年，也写了很多好新闻，我相信你的工作能力和新闻素养。接下来的工作，你仍驻扎在延边，相当于《城市晚报》派驻在那里的新闻方面的“封疆大吏”，很多工作需要你独当一面，要尽快调整工作状态适应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困难或阻力，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这次谈话，我们持续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兄长帮我分析、解决了很多难题，让我明白了低调、谦和的厚重。

    2005年，新闻同行在吉林市就如何办出贴近读者、高质量、有公信力的《城市晚报》召开研讨会，我有幸与杨光同台交流想法及意见。席间，我就《如何第一时间获得高质量、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进行了分享。研讨会后，刚刚返回延边的我，便看到杨光发到我电子信箱里的信。信的原文大意为：会上才知道你小子写那么多稿子、得那么多分的原因，感谢你的分享，相信会对他人有所帮助，相信会对我们的报纸起到一定作用。这封信，让我明白了鼓励、肯定、支持、分享的力量。

    2006年，我由《城市晚报》入职中央电视台工作。离开前，《城市晚报》的很多领导和同事为我送行，祝福我前程似锦。惟独杨光对我说的话与众不同。去他的办公室道别，如我入职《城市晚报》当天一样，兄长还是那样热情和蔼，不同的是，他接过去我递的一支烟。杨光对我说，去中央电视台工作是件好事，那是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更好地施展你的能力和才华，但一定要注意收敛你的锋芒，因为那里藏龙卧虎；一定要谦虚认学，因为你是纸媒转影视，属于半路出家，要顶的住冷水泼。事实验证，杨光的话让我避免了很多弯路，兄长让我明白了栽培、厚爱、点拨的宽度。

    2007年，杨光代表《城市晚报》来中央电视台领奖，恰巧在大院里相遇。埋怨兄长来北京不给小弟打电话，他答，不想给你添麻烦。颁奖结束，我与杨光小聚，他对我说，小南莱今年还要来北京进行最后一次手术（小南莱一事另文介绍），整体情况你最熟悉，即便你离开《城市晚报》，还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对小南莱的关切之情和对我的信任之念溢于言表，远超一位报社总编的职责。这次谈话，兄长让我明白了责任、信念、坚守的深度。

    2009年4月1日，我正式决定离开新闻行业投身商海，给杨光发去短信，兄长回我：“我支持你的决定！可惜！”此后的几个记者节，我们总是必发短信祝福。

    在往后，我知道天堂里的兄长，定会看到有一个兄弟很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