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枸杞花开》：感恩与缅怀　

石彦伟

       大约七年以前，东北师大校团委接到一个老人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喑哑而滞重：“我想知道现在母校的孩子们还有没有人在支教？可以让我见见他们吗？”接电话的老师此时并不知道，提出这个恳求的老人其实根本看不见，他已在支教宁夏42年的光阴中，积劳成疾，双目失明；他若不是全身瘫痪，可能还不会被抬回长春老家。他叫冯志远，是中文系上世纪50年代的老毕业生。

       在今天，冯志远老师的名字连同他的事迹已经被很多人熟知，但当时就连母校也是刚刚得知还有这样一位师德高尚的老校友被遗忘和埋没着。那年恰逢东北师大60周年校庆，日子定在教师节，母校商议一定要排演一个代表“东师精神”的诗朗诵节目，把冯老师的事迹第一次以艺术的形式搬上舞台。那时我还在母校读大二，写作与朗诵方面有些专长，这个创作任务就交给了我。

       半年时间如芒在背。跑遍资料室、图书馆，搜遍网络上一切音频、视频和文字材料，仍觉得创作使命是何其艰难，总也找不到一条线索，可以在短短几分钟里串联起冯老师如此负重的一生。忽然想到，冯老师的支教地宁夏中宁是枸杞之乡，他培养的学生成千上万，就像枸杞花一样成片地绽放——多美的意象啊！《枸杞花开》这首诗就这样一气呵成。我与搭档兴奋地冲进广播站，一口气录出了样带。那天下着蒙蒙春雨，校园广播里第一次传出了冯志远的名字！竟有同学闯进广播站，泪眼汪汪地问道：“这故事是真的么？”我无法作答，因为此刻，泪水也早已浸湿我的脸庞。我做了这么久播音员，听众闯进站里的事儿还是第一次遇到。

       2006年9月10日，长春五环体育馆，两万多名东师学子屏息倾听，我伫立在追光里，扮演着尽管已经熟悉、但其实仍很遥远的冯老师。当我说出“我的眼睛不行了，我教不了你们了”，几十名学生在喊：“我在这，我们都在这。”我说：“我的腿也不行了，我下不了床。”学生们又忘情地喊道：“我扶你，我们都扶你。我们给你挑水，给你喂饭，给你穿衣，我们养着你！”掌声雷动。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哭了，青年学生哭了，摄像师的手颤抖了。

       《枸杞花开》红了。在北京，在重庆，在许多大大小小的舞台上，枸杞花不知开了多少遍，每开一次，场上场下都是泪流成河。后来，几十所高校的学生因为各种渠道，听到了这个作品，纷纷拿去传诵，有的获了奖，有的出了名，有的在博客上搜到我，留言表示感谢。七年以来，我的回复只有一句：“一切都为传播冯老师的精神，在这个神圣高尚的命题面前，任何一己的荣誉都是不应该的。”

       2008年7月1日，那是我的毕业日，也是在长春的最后一天。老师安排我们俩，同母校第十届支教团五位即将赴中宁支教的同学，还有从那里支教归来的学生，一起去看望冯老师。我实在无法可想该怎样迎接这突然到来的相逢。我轻轻地走进了病房，见冯老师躺在雪白的床上，一只眼睛半睁着，可是暗淡无光，左臂紧紧地贴在胸前，粘合在一起。他不仅是诗中写的那样失明和瘫痪，还增添了股骨头坏死、脑血栓等一堆顽疾。我和搭档送给他一只收音机，他用衰老抖动的手摩挲不停，口里微弱地道着感谢。应大家的要求，我们当着冯老师的面，朗诵起那首被传诵太多的《枸杞花开》。“她红的时候，像一串烧红的玛瑙，叫人心里头发烫……”我们不敢用夸张的表情，尽管他看不到；不敢用洪亮的声音，尽管他听不清。在那一刻，面对冯老师张着的嘴和孩子般的表情，我们稍微一动感情就会泣不成声，那样对老师的病情不好。我只看见搭档豆大的眼泪无声地滚落在地上，而我则强忍住鼻头的酸楚。那是我最粗糙的一次朗诵经历，却是千锤百炼的枸杞花第一次真正地开放。冯老师一直微笑着，艰难地蹦出“好”、“感动”、“真不错”这样的话来。大家都哭了。

       我是冲出病房以后号啕大哭的，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的大悲。那感觉仿佛是这位共和国最伟大的人民教师就要离开我们一样。我至今清楚记得当时跟老师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带着枸杞花走了许多地方，让许多人热泪盈眶。所有的人都在表达祝贺，可每当这时我都深深愧疚。《枸杞花开》不属于我们，她只属于您一个人。不是我们朗诵得好，而是您大爱无边。”我压抑着泪水，试着说出了最后一句：“我没有上过您的课，可我特别想当着您的面叫您一声老师，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今天，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老师冯志远已经一个人带着黑暗远行而去了。我在无眠的夜里不断刷着微博，眼前闪现出一片我曾见过的枸杞林，在中宁辽阔的原野里抽搐摇曳，火红火红地一片，像是他用最后的光明点亮的万盏烛火。

 （作者系回族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编辑，东北师范大学2008届毕业生；本文原载《银川晚报》201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