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师小事，学问大事

──写于许良英老师90诞辰之际的几则回忆

刘兵

        在人生中，确实是存在有机遇的，而且，有时还会因当时并不能够透彻理解的一些机遇而改变生活和发展的轨迹。1982年，当我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专业物理学史方向的研究生，并有机会跟随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任职的许良英老师学习时，就应该是我一生中这样一次难得并且对我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机遇，尽管当时我并没有能更充分地理解这一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时常会设想，倘若当初不是跟随许良英老师读研，而是在可想像的可能性中，是跟当时学界其他老师读研，那么我很可能会走上另外几乎完全不同的学术发展道路，如果以我今天的立场来看，那肯定是我现在所不愿面对的选择。每当这样设想时，甚至会有一丝后怕，因为，毕竟当时对于学界了解太少，与几位同门的师兄弟事先就对许良英老师有较多了解不同，我能有许良英老师作为指导教师完成研究生的学业，实在是命运带给我的幸运，恰恰是因为有跟随许良英老师读书的这段经历的影响，才使我能够被培养出现在的这种学术意识，沿着一条我觉得与别的老师指导下学习都会有所不同的道路来发展。我设想，在这样的事后认识的背景下，倘人生还能有更次选择的机会，我肯定还会再次选择许老师作为导师。

    在我的理解中，许良英老师最突出的特点，或者说个性，是他的率直、正直、坦诚，刚正不阿。这种个性体现在许老师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既体现在他的政治立场、对社会各种现象的态度和行动上，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和对学生的指导中。在这里，我想回忆几件过去学习中与许良英老师的教导有关的“小事”。这些小事在我学术成长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以此，在许老师90诞辰之际，向老师表达深深的谢意。

    在学期间，我们几位师兄弟，在许老师家里参加了定期的讨论班。在讨论班上，经常是大家就自己所读的书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特别是许老师带领我们的讨论和指导，对于我们学会如何读书，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实，读书的有效方式，并不只在于记住书中的内容，更在于因阅读而启发自己的思考。至今，在我在清华给学生们上专业课，也依然沿袭着当年许老师带我们读书的路数，重点强调对于读书方法的学习。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当下许多学生，其实对于如何读书的学习，实在是太有必要却又很有欠缺的训练。

    大约在1986年初，在读书讨论班上，我们谈到当时自然辩证法学界的一些倾向，并想根据我们当时的理解，对之做出我们的评论。对于我们这些茅庐都尚未连初出年轻学生的大胆，许老师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于是，我、王作跃、陈恒六、仲维光和田云光，先是就自然辩证法界“权威”查汝强的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自然科学错误，写成了一篇商榷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后来，又分别对一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倾向和观点，对查汝强和其他一些学者的文章写出并发表了商榷或批评的论文。其中，除了许老师的指导之外，我还在我们的7人导师组中另外一位老师，方励之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针对何柞庥有关宇宙学的观点，写成了一篇批评的论文（对“‘有限而无边’是否就‘不可超越’”一文的质疑），于1988年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但令我颇有遗憾和不解的是，何柞庥后来曾对许多有关文章发表了激烈的反驳，但对我的这篇批评文章，却似乎视而不见，一直没有反应。在此期间，我们写的这些文章，在当时比较传统的自然辩证法学界，带来了一个争鸣讨论的小小高潮。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博士生，还在其博士论文中，专门回顾了这段历史。后来，曾有持不同看法的人指责说我们这几个年轻学生是在老一辈学者的观点分歧和恩怨中当了老师的“枪”。我觉得，其实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因为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形成了与老师相近的观点，并想把这些观点表达出来，并得到了许老师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才会有这些争鸣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我们应该为自己当年能有机会在许老师的指导下参与学术讨论，参与学术发展而感到自豪！

    但是，除了在研究工作大力支持和鼓励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闯劲”，许老师对我们的工作又是要求极其严格的。还是在学习阶段，我和陈恒六、王作跃、仲维光等同学一起，曾一边研读，一边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章和著作。特别是科学史家萨顿的作品，以及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名著。而且，研读和翻译萨顿著作，也成了延续到现在仍是我主要研究领域科学编史学的工作的开端。

    在翻译的过程，许良英老师，以及我们的7人指导老师组中的赵中立老师、何成钧老师，还有石油大学的戈革先生，都曾以几乎同样极度仔细、认真的方式来校改我们初学翻译的文稿。在稿纸上，老师红笔的校改经常让人几乎看不出原译的样子。正是以这种方式，我们有幸能在初学翻译时，除了学习必要的翻译技巧之外，还及时地意识到了翻译的艰难，培养了对待翻译严谨认真的态度。后来在我也作了教师之后，当我再看我的学生的翻译作品时，我发现最多的问题，其实主要出现在这种对待翻译的态度上。当然，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现在我远远没有能够做到像许老师和其他老师当年如此仔细修改我们的译稿那样校订我自己学生的译稿，对此，实在是感到无限的惭愧。

    我还记得有一件与翻译有关的事，是在我研究生毕业后几年，在工作时，当有机会参与一套翻译和写作的书的出版时，我曾和许老师说，我想选编并翻译一本国外学者论述科学史与教育的文选。当时许老师就批评我说，你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选编出有价值的文章，怎么可能？于是我放弃了这个准备急就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许老师编译至今影响巨大的《爱因斯坦文集》，花费了多少心血，相比之下，我当时那种对做选编和翻译工作过于轻视的态度，实在是过于轻率，于学术有害。至今，在遇到类似的事情，当年许老师的批评，总是隐隐地在心中提醒着自己。

    在做硕士学位论文时，许老师非常开放地鼓励我们自己去找选题。我因为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低温物理专业，想继续利用这一有利背景，以超导物理学史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方向，也得到了许老师的认可。而且，许老师又再一次展示了他谦虚又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他说，在历史方面，我可以指导你，但因为我不懂超导物理，所以你要再找一个超导方面的专家来合作指导你。于是，我又找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章立源教授作为毕业论文的合作指导老师。但是，在论文的写作中，许老师在历史问题，历史研究方法乃至于文字细节上，依然对我进行了最为细心的指导。能够像许老师这样，为了学生，为了学术，而毫不计较，这样的言传身教，实在是我作为学生而能遇到的幸事，是我作为学生能学到最好的为人之道。

    如今，我也成为了教师，恩师许先生当年指导我们的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自己今年的教学。在年节时，当我能带着自己的学生，带着自己学生的学生去看望许老师时，我希望许老师当年教给我们的如何做人、如何学习、如何研究的教诲，能够通过我，在我的学生，在我的学生的学生中传递下去。

    就做老师来说，许老师永远是我的榜样。我希望许老师更健康，更长寿，能够看到他治学的影响，体现在一代代更多的后学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