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说起严修一生行事，最为世人称道的，则莫过于他孜孜不倦、殚精竭虑办教育了。如天津的南开学校，其初基就是严修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奠定的，所以后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称严修为南开“校父”。以严修在中国近代，尤其是在天津近现代教育史上作出的贡献和成就，后人以他为镜，有所鉴照，自在情理之中。本文更想称道严修的，则是他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摒弃官场庸俗逢迎的坦荡襟怀。

1904年，严修在天津兴办教育成绩斐然，冠于当时，于是进入了当时的直隶总督、提倡新学的袁世凯的视野，并受到重视和约请，出任直省学校司督办。严修果然不负袁所望，在任几年，大张旗鼓地将直隶教育事业办得蒸蒸日上。袁对严更为器重，并对人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向来倨傲的袁，却甘于在教育上听从严修“指挥”，袁对严的尊重由此可见。严修肯定也明白，袁对他的尊重，更多的是出于对教育的尊重；袁对他的支持，更多的是出于对教育的支持。严修也从中领略到了袁世凯身上的政治才干。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当国。由于袁世凯在百日维新一事上授人以柄，并因此与载沣积忤，现在终于大难临头，差点命丧黄泉。这时候，以前整天围着袁世凯溜须拍马、阿谀谄媚的官员，一个个都视他如瘟神，惟恐避之不及。史料记载，袁“仓皇出都，旧识无敢与通讯者，惟学部侍郎严范孙修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等语……”你看，在这样的凶险时刻，严修不仅不回避袁世凯，而且还秉着他对袁政治才干的了解，冒死上疏朝廷，为袁讲话，认为应该正确看待袁的功与罪，进行明示，不能就这样对他轻易贬谪。严修“为国惜才，欲其共济艰难”之心溢于言表，这与那些世俗官僚的做派，真乃不可同日而语。所幸朝廷总算没有株连严修，袁也侥幸保住性命，但一诛上谕，还是把袁狠狠打发回了河南老家。 1909年1月5日袁离京那天，只有严修和杨度二人（一说还有二人）陪着落魄孤单的袁，一直把他送到车站。这份情深深打动了袁，以至揖别时，袁动情地说，二位的厚爱，令我感激不已！

严修如此待袁，尽管没有引火烧身，但载沣还是对他有了成见，并不时借机给他难堪。终于，在袁离京后第二年，严修也辞职回到家乡天津。此后，他与袁并无深交。 1910年2月12日，当袁得知严修和家人由北京至河南彰德时，即派儿子克文前往车站迎接，想请严到他的庄园下榻。但严以自己一行“人多，不肯搔（骚）扰”，托词辞谢。之后严离开彰德时，袁又派人送来车票，严因实在推托不掉，才“不得已受之”。

说起来也是世事难料，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统治者眼看气数将尽，万般无奈之下，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凯，企图依靠袁在北洋军队中的人脉，帮助清王朝力挽危局。另一方面，革命党对袁也心存希望，想对他有所争取，这就给了袁东山再起的天赐良机。果然，复出后的袁很快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就在民国建立，袁大权独揽，开始组建他的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时，袁首先就想到了在他落难时对他不离不弃，给了他鼓励和情谊的严修。在常人看来，似乎觉得这也是命运给予严修的“回报”。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当袁重新执政，许多人又趋炎附势，对袁趋之若鹜，以求升官发财时，严修却对袁的几度给官一概谢绝。粗略算来，就有1911年9月谢绝任度支大臣，1912年2月谢绝任直隶总督，同年11月谢绝任国史馆总裁，同年12月谢绝任教育总长，1914年2月二次谢绝任教育总长，同年6月谢绝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同年9月谢绝任清史馆总纂和参政……袁曾致电严，“时贤首数我公。……务乞眷怀祖国，不忘故人，命驾遄返，同舟共济，使鄙人免蔽贤之诮，国民无来暮之嗟，至为企盼”。面对袁词意恳切的委任，严回电表示：“知遇之隆，衔感没齿。惟才力本短，近益层弱，断难再任职事。去岁面陈，蒙允勿强，仍乞始终矜宥，别简贤能，无几馀生，悉出钧赐。 ”严的谢绝也够直爽干脆的，有许多次，袁的诚意让严不得不当面去见袁婉拒。严一再向袁表明，自己不适合从政，像现在这样在家乡兴办教育事业很好。严这样做，难免会让袁觉得脸上挂不住。好在袁并不以严为忤，而且最后还是尊重了严的选择。

严的决意“远离”袁，其实是想远离官场权利纷争的掣肘，从而潜心致志于他心仪的教育事业。而严在政治上的绝意仕途，并不等于他摒绝社会世事。他对国家，对袁，并没有缺少关心和关注。 1915年8月，当严修得知袁想称帝时，出于“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告”的目的，连忙写信并托人，竭力劝阻袁打消此误国误民误己的倒退之举。后见事不成，“不禁百感交集”。而此时此刻，那些热衷于跻身官场捞好处的宵小之徒，则恨不得袁快点黄袍加身，坐上龙椅，他们也好随之鸡犬升天。

时过境迁，今天我们仍可视严修为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