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直接参与天安门广场设计的陶宗震回忆，当时，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副主任沈其直接向他布置规划设计任务：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这一尺度，使得天安门广场的总面积达44公顷。 本来，陶宗震在自己的设计思路中，对于广场会不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都有所考虑。但对于天安门广场的设计考虑，首先是政治的。
       “文革”以后，陶宗震对全国广大地区的古建、园林、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古迹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首先提出了保护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的建议，提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的概念。另外他组织编译了大量西方现代建筑的资料，撰写了多篇关于住宅、园林、建筑理论和建筑美学方面的论文。
为老师正名
       在陶宗震的眼里，老师梁思成不是把建筑当作一个谋生的职业，而是当成关系国计民生和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的事业。陶宗震的夫人吕林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表示， “他生前最担忧的是有些人假借梁思成先生之名，歪曲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筑理论史”。他曾多次在公开刊物发表文章，重新阐释梁陈方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为导师正名。
       1989年纪念营造学社60周年的大会上，陶宗震再次重复其“梁思成不等于大屋顶”的观点，认为将梁思成划定为复古主义、原封不动地保留北京旧城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对照了梁思成的多篇文章及文献，反复说明其老师的观点是：1.北京城必须是现代化的；2.如何建设“中国的博物院”的北京城可以参考苏联功勋建筑大师舒舍夫（列宁墓的设计人）对诺夫哥罗德的规划设计中的正确原则。所以“文革”后所哄传的梁思成要将北京城原封不动地作为“新中国的博物馆”保存下来的说法实为讹传。
       “ 梁陈方案 ，1952年我已亲历解决，讹传了30年哄传了10年，其中的讹误不是枝节小事，而是关系到对史实作伪，政治诬陷，完全违反科学发展观的大事必需还事物之本来面目。”在涉及梁思成名誉的事上，陶宗震容不得一点误解。
       在其2011年11月起开通的新浪博客中，他发表了许多和友人的信件、与机构的通信、向国家领导人提交的建议书、对过往实践的回忆以及建筑规划的随笔等，他将自己的随想称之为“杞人随笔”，期待向古人一样以己力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一点贡献。不过不会用电脑的陶宗震一直是由朋友代发博客的，最后一篇文章停留在2013年12月18日。
       据悉，陶宗震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月13日上午10点在八宝山殡仪馆第二告别厅举行。
（本文参考陶宗震博文《致新华社记者王军的公开信》、《答新京报北京地理》、《为继承发展先人的未竟之功》，以及《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