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硕勋于1903年2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移民过来的。早在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疾病的影响，四川省人口锐减，清政府动员邻近省的老百姓移民到四川，耕种土地，减免税赋，让四川重新发展起来。我在麻城的祖先李朝翰从麻城迁移到四川庆符县。家谱中记载，四川李氏从第一世李朝翰一直传到我这一辈“远”字辈。后来在湖北省麻城县也发现了李氏家谱。家谱上说，这个家族的第十代有一个男丁名朝翰，后迁移到四川，他的出生年月是明万历十二年。这样，两份家谱就对上了。麻城的父老乡亲们听说我的祖籍是麻城，都很高兴。当地的县领导多次到北京来看望我，希望我能回老家看一看，我也有这个愿望。2002年5月，我终于如愿以偿，和朱琳一起回到了麻城老家，来到我的祖籍地李家坝，去李家祠堂祭拜了李氏祖先。

　　李硕勋从庆符县小学毕业后到宜宾上中学。那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他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并接受了进步思想。他和阳翰笙是好友，两人都认为宜宾消息闭塞，就到成都考上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在1921年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接触到许多新的进步思想，其中包括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们结识了吴玉章，钦佩他的革命思想和渊博知识，多次向他请教，思想上受到很多启迪。吴玉章是同盟会会员，当时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共产党员王右木也向他们讲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事情。李硕勋、阳翰笙和其他同志共同组建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因为搞爱国学生运动被发现，李硕勋、阳翰笙等人被四川当局通缉。他们不得不在1922年11月离开成都，坐船到重庆。阳翰笙在离开成都时写了一首诗，反映了那时他们的心情。诗中写道:“锦江之水清又清，水底游鱼分外明。不怕虎狼爪牙至，一帆东去自由身。”年底，李硕勋又从重庆到北京，进入弘达学院(即今北京市二龙路中学)学习。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革命力量中心已转移到了南方，李硕勋和阳翰笙又到了上海。他们在1924年都考入了上海大学。我父亲在上海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并于1924年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的母亲赵君陶于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她原名赵世萱，后改名为赵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赵从善，外祖母叫陆碧莲，他们是从江西南丰县迁到龙潭镇定居下来的。酉阳位于四川的最东南部，是一座千年古城，交通十分闭塞。全县大部分是山区，唯有龙潭镇这块地方有酉水经过，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一块富饶的地方。从四川的东南五县要到外地只能走水路，经过酉水，进入湖南省的沅江，然后再进入长江。

　　我的外祖父赵从善在江西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他给一位桐油商人做徒弟，这位桐油商人带着他经长江到了四川酉阳。那时候桐油商人的生意做得还不错，逐渐积累了一些财产。但是他年纪大了，膝下无子，看赵从善身强力壮，做事勤快，为人忠厚老实，临终的时候把所有的财产和桐油生意交给了他，要他好自为之。这样，我的外祖父接管了这位桐油商人的全部家产，继续做桐油生意。他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后来在龙潭镇购置了200多亩土地，算是一个富足的大户。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膝下一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名字中间都是“世”字。我的二舅叫赵世珏，三舅叫赵世炯，四舅叫赵世章，五舅叫赵世炎。我了解较多的有三舅、五舅和三姨，其他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我的三舅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当时，这类机构的薪水比较高，收入也比较稳定，他对我们全家，特别是我的五舅赵世炎、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赵世兰，尤为关照，不仅在他们读书的时候照顾他们，而且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后来，赵世炯的几个子女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邓颖超很熟悉我们赵、李两家的情况。解放后，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三哥”，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当时，李强是邮电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告诉我:“我和你的三舅是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工作过。”

　　我的五舅赵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闭组织的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我三姨赵世兰，是我们党内一位比较著名的老大姐。她1919年随全家从酉阳迁往北京，后来上了北京女师大，1925年参加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许广平等学生运动领导人受到反动政府追捕，其中刘和珍和我三姨都被非法关押，她们在狱中作了坚决的斗争。由于社会各界名流对北洋政府的强烈抒击并多方营救，她们才被释放。学潮时，我母亲也曾在女师大补习功课。

　　我的父母和赵世炎、赵世兰等亲属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他们的革命事迹影响了我的一生。虽然他们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后来都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我的父亲和五舅都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并不奇怪，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类似的情况，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就抱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在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脱离了原来的封建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定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