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赴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政治周报》主编。不久，随军北伐，与郭春涛一起被派往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先后任政治委员、民政处长、前敌政治部主任。北伐军会师后，任国民党开封政治分会委员、河南省党部常务委员、河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宣传处长等职，并主办《河南民报》。

 　　1928年底，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要成员，直至蒋、汪合作，组织解散为止。1931年，任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组织中国经济研究会，主编《中国经济月刊》。

 　　1935年，留学德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历任中央党务委员，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

 　　1949年元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电催程潜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争取和平八项条件的意见时，程潜召集省府有关人员进行研究，会上，邓飞黄坚持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湖南问题，陈词力斥主战派。他说：“孙中山总理生前告诫我们要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们同共产党讲和，使三湘人民免受战火涂炭，正是继承了总理的遗志，也是民心所向。”在“和”与“战”问题上，邓飞黄态度明朗，立场坚定。临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白崇禧突然派人闯入他家中，假称接他去广州，妄图让他登飞机。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巧妙地与来人周旋，终究挫败了敌人企图将他劫持往台湾的阴谋。邓飞黄幼时资质聪颖，力学笃行。留英期间，省吃俭用，将节余的5000余元资金全部用来购买图书资料。抗日期间迁往重庆时，他家行李简朴，仅书籍甚丰。他赴欧留学回国后一段时间寓长沙。在桂东旅长同乡会的欢迎茶话上，他说：“同乡们要广增知识奋发图强，为国增光，为家乡增光，欢迎大家来借书看。”邓飞黄本身学识渊博，主编过多种报刊，著作甚丰。译著有《社会经济学》、《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等。

 　　邓飞黄官居高位，但清正廉洁。1948年，桂东县长夏三杰去拜访他时，他说：“为官要想办点事，首戒贪污。我不做生意，不建私房，不讨小老婆，不投资股票，对得起下面老百姓”。他虽然长期在外工作，但心系家乡，总想为家乡造福。抗战前，将自己多年积蓄寄回流源兴建一座“中山堂”，担任民政厅厅长时，又力争省政府拨款修建乐昌至桂东的公路。

 　　邓飞黄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解放后，被委聘为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后任中南区军政委委员会参事室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