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革命和狱中斗争

　　郭洪涛考入榆林中学时，校长是著名的西北民主革命人士杜斌丞。当时学校已经有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郭洪涛受到很深的影响，不但立志革命，16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还根据党的决定，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担任榆林国民党县党部委员。1926年9月，他接任了中共榆林特支书记，后又任榆林地委组织部长，成为组织领导当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骨干。他们在街头讲演，编演文明戏，散发传单，游行请愿，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拥护北伐，抵制日货，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时，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剥削欺压的斗争，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逼迫作恶多端的横山县长下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洪涛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被迫离开榆林转赴太原。他考入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并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冬天，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太原被反动政府逮捕，时年18岁。虽遭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保护了党的机密和同志们的安全。

　　在5年零8个月的铁窗生活中，郭洪涛勇敢地坚持斗争。为了改变狱中残酷的监管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他和几位党员发动难友开展请愿和绝食活动，同伪监狱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当绝食第五天，许多人饿晕了仍不进食的消息被《大公报》披露后，监狱当局不得不答应了他们提出的条件。从此，伙食有了改善，也可以和亲友通信及定期见面了。

1931年，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派人以探视为名到狱中同郭洪涛接上关系后，又指示成立狱中支部，指定他担任支书。支部组织领导了狱中斗争，要求党员立场坚定，对动摇分子进行教育帮助，对有反动言论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学习从狱外偷送来的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著作，郭洪涛还在难友中发展了两名地下党员。支部注意团结教育普通犯，做了许多争取看守人员的工作，结果有的看守人员能够帮助从狱外带来进步书刊，特许监外的地下党员同狱中党员见面，甚至党员能在囚室里开支部会，个别看守人员则利用站岗的机会为他们放风。在接到特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后，支委会曾具体研究和积极准备发动越狱暴动，联系了300多名普通犯，预定要配合特委正在组织的兵变，届时将里应外合，夺取看守的枪支举行暴动。

1933年郭洪涛出狱后，很快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来到北平休养。不久，中央驻北方代表决定派正在北方搞兵运的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作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开展工作。一天，谢子长和阎红彦一起到北平沙滩蓬莱旅馆看望郭洪涛，他们在介绍陕西情况时说，陕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陕北革命受到了挫折。谢子长说：“我们得回去收

　　12月初，谢子长返回陕北。郭洪涛随后到达陕北佳县，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在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和陕北特委领导下，郭洪涛参与领导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郭洪涛领导组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四、第五支队。游击队在打击和消灭白军民团武装的同时，发动群众开展抗债、抗租、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等斗争，对罪大恶极的豪绅恶霸则坚决镇压，并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张贴布告，公布其罪行。郭洪涛有一次路过绥德，听到群众议论说，陕北出了个姓苏的大人物，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到处为民除害，穷人有了出头之日了。郭洪涛感到无比欣慰，把这些话牢牢记在心里。在他看来，这就是老百姓对红军游击队的最高奖赏。

　　陕北红军游击队很快在绥、米、佳、吴边和绥、清、延川边发展游击战争，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根据地建立健全了党团组织和基层政权，普遍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1934年7月，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郭洪涛任政委。他与总指挥谢子长一道率部攻进安定县城，从狱中救出了被捕同志和革命群众200余人，大大振奋了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斗志，扩大了红军、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随后指挥所属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三团联合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除神府苏区外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扩编为红军一、二、三团作为主力团，并经郭洪涛建议，中央驻北方代表批准，于1935年1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该师组建后三战三捷，取得了反二次“围剿”的初步胜利。

　　1934年9月，郭洪涛到清涧县进行土地分配的试点工作。按照试点经验，确定了土地分配政策。经过一个冬春，陕北根据地全部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根据地建设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1935年2月，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根据谢子长、刘志丹共同商定的意见，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对两个地区的党政军实行统一领导，并对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作出了部署。郭洪涛任西北工委组织部长，后改任秘书长。他为粉碎敌人的再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