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建功最大的，公开建功最大的，我以为是陈伯达。在背后建功最大的是胡乔木。

因为胡乔木的资历，他的声望在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前，解放区进延安的，没人知道他。他就是协助毛主席收集出两条路线，把1927年以后，党内的各种文件，尽量收集，尽可能收集。开始是毛主席自己在编，后来主要是他在编。编成这么厚的《六大以来》。

1928年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以来》，这么厚的是一本还是两本我不记得了，因为我们没有资格看这个书。但是我在宣传部接触过，翻了翻。然后有两本，《两条路线》，上下这么两本。

参加《两条路线》学习的人比较多一些，我们这些人当然不在内，如果都在内，那么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个是胡乔木编的，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在延安建立毛泽东的威信，在宣传上他们两个的功劳是一人一半。陈伯达就是根据几篇文章，把毛泽东一下子放在了神的地位，我们从此就真的把他当神了。基本上个人崇拜的心理已经在心里树立起来了。谁帮助树立的？是陈伯达。所以陈伯达对建立毛泽东的威望应该是功高无比。后来怎么回事？我也闹不懂了，陈伯达一下子被打倒，闹不懂。

《大师》：1943年，胡乔木把您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入中宣部。1948年底，胡再次把您调进当时的小新华社评论组。1949年进京后，也是他放您南下广州。1954年调回人民出版社也是他的主张。这一系列调动，能否说明他有意培养您？

曾彦修：整风期间，延安的各个机关，各个单位基本上都停工了，上层几个人，主要是一个人，即毛主席还指挥一切。

我们在延安，实际上我们吊在空中。既不对上负责，也不对下负责，不愁衣食。虽然水平不高，但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是真实的。但是1942年到1943年，搞抢救运动搞得太紧张，死了些人，抓了很多人，动不动就抓。

我的初中、高中同学有三个人都抓起来了，都进了监狱。日本投降以后两三个月，在杨家岭延河对岸，公路上，忽然看见一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我说好久不见了，你在哪里？他说在保安大学。我说什么叫做保安大学？保安处，就是公安处。监狱就在那里，我说什么时候？他说1943年被弄来的。我说，那你早我一个月嘛，我四月份我也是从绥德急调回延安的，回去实际就没有自由了。

我说你们干什么？他说我们在监狱里，捉了这么多人，闹来闹去，一个特务也没有。我说，监狱死了多少人？他说，好像只死了两个，其余正式枪毙的好像没有。

我说这好啊，很好，没有人被枪毙，阿弥陀佛。他说我还跟蔡子伟他们在一起。我说，蔡子伟不是枪毙几年了吗？他说，是啊，公开说是的，实际上没有。滑稽的事情多了。

这个蔡子伟跟另外一个人，说了一个罪状，反革命，枪决，公开发表了罪状，实际上都没有处决。蔡子伟解放以后是农业部副部长。我说阿弥陀佛，宣布了枪毙，结果并没有枪毙，留下来了。

整风抢救以后，各个机关也停下来了，其中包括中宣部，中宣部已名存实亡。 各个科室的名字都没有了，最初的宣传科长叫吴亮平，当过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1942年六七月间，就到晋西北去了，干什么我搞不清楚。那么其他的，就是散兵游勇，人也不多。有几个人调到《解放日报》去了，剩下的人已无业务。

但是反而调了几个人进中宣部，我们说叫“四大家族”。范文澜范老一家，范老两夫妇，一个儿子，后来划了右派。王学文两夫妇，一子一女，四个人，张仲实两夫妇，一个孩子，还有曹宝华两夫妇，曹宝华根本没有任务。他就是埋头翻译俄文书，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是他去了宣传部。

这个“四大家族”，最年轻的曹宝华，比我还要大十多岁，因此我们剩下这些人，还得照顾这“四大家族”。我们都是很尊敬他们的，特别是对范文澜、王学文，张仲实这些前辈。

但是偏偏胡乔木坐在这个地方，他干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坐在这个地方指挥一切，主要是宣传机构，《解放日报》，跟新华社。那么，宣传部他就附带管管，没有什么这个科那个科的，名字都没有了，科长也没有了。

他本人组建宣传部，从没有宣布部的什么事情。但是，既然这样子，为什么1943年以后，1944年3月，1943年11月反而调我去，去干什么？叫我去协助他编中学教科书。

胡乔木他有很多事情，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还是想，找几个人。中宣部胡乔木1943年3月把我调去了。田家英比我先过去几个月，他叫我整理一些材料，在国民党区印的宣传材料，上面搞一个假封面，无非是揭露国民党怎么黑暗、专制，蒋介石应该打倒之类的。

那么第一次我把这个材料的文字给他看，我也不认识他，规规矩矩的，他讲的很简单，但是讲得很中肯，就是非常之正确。一个青年，你自己不要骄傲，虚心一点，这样的老师是不好找，经过胡乔木点拔以后，确实是有大的进步。胡乔木别的事情不是说样样都高明的不得了，但是写文章的规矩、技巧、无病化，那是很高明，轻描淡写，说几个字，什么都说清楚了。

他觉得把这些人调来了，没有事儿干，那怎么办，所以他会想许多事情的。他觉得既然没事情干，他就叫田家英和我二人协助他编语文教科书。他编的语文教科书就是在根据地使用的，高中初中加起来，五年制语文教科书，他有他的想法。这个东西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我们的看法：我们在根据地，艰苦奋斗大概还有很多年。

还要在山沟里待10年、20年，那一直待下去了。待下去，一下子大学办不了，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那是临时训练，前方是发动群众的。那是政治训练班。

长期的训练是文化、科学，所以他说，我就想编成语文课本。叫我们去协助他。实际上是听他的意见，由我们两个动手。

他教我写一些语文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科学题目要用散文来写。他突然拿出一本书出来，当时贵阳出版的，名字怪了，叫做《乌拉博拉的故事》。连这类书他也拿着就看，这种读书之心实在可贵，这是中学水平的科学故事。他当然不是一个通俗著作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很懂。他忙成那个程度，对一本科学常识的书，我们都没有看，他却认真看了。他说，这个书写得好，就是一篇太长了，好几千字，不行。要我们编写一篇不能超过1500字的艺术性科学语文。此事受的教育大了。

当时中央正在讨论历史问题，就在杨家岭开七大。我看很多同志，延安出来的，似乎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中央开会，批判哪个，好像他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两个住在胡乔木办公室，所有这些事，一个字都不知道。中央在干什么，在批判彭德怀，在批判王明、博古、张闻天，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中宣部内，胡乔木保密到我们不知道，一个字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日报》有一天黄昏的时候，送来一个张去，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时候，我们这些基层人员才知道此事。

这就是说我们两个眼睛一抹黑，不要说你什么都知道。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什么都不知道，胡乔木没有告诉我们半个字。什么样的斗争，什么历史问题、决议、开七大，全不晓得。有些人的回忆，好像什么都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知识分子占中央比较重要地位的，我想了一下，就没有谁知识面达到胡这个水平的。康生的知识面比较宽，陈伯达有一些方面比不上康生，关于中国的戏曲史、版本史等，他比不上康生，关于中国的音乐、美术、篆刻这些方面他更比不上康生。但古今中外，包括自然科学知识，我以为，胡乔木可能是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突出的一个。

有人会说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恐怕不夸张，当然知识分子著名的人物，一二十个，瞿秋白等人最大了，但是知识面还是不及胡。胡乔木是扬州中学毕业的，高中毕业。所以他的中文、历史，这些修养基础是在扬州中学就奠定了，再加上自己特别用功，记忆力特别好。

他编语文课本这个东西，我看不是一定有什么大目的，而是他自己天天干这个政治，也枯燥，他还有多余的能力来干这个方面，或者叫做自留地，去地里面种两根黄瓜。那谁来干呢？那就是找几个人帮他一起做。

1942年开始整风以前，张闻天走了，我是一个小随员，六七个人跟着他走了。去参加晋西北的农村调查。那么剩下的这个宣传部的任务也就停止了。实际上，延安只有一两个宣传机器在开动，这个就是《解放日报》跟新华社。毛通过这两个东西控制全国的一切工作。当然内部还有一些指示。公开的知道的工具就是这两个。还有一个就是创办延安广播，是日本投降以后创办的，是温济泽他们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