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债——女儿祭顾月珍
发布时间：2012-10-26 16: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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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人间
我欠着债，心债，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心债。
暮色苍茫，往事如烟，痛悔却像嵌入心房的弹片。每每风狂雨骤，每每独对孤灯，伤口丝丝缕缕地开裂，积年累月的淤血，径自地紫下去，黑下去，暗下去，沉下去……淤血使我窒息，将我掩埋……
如若真有灵魂，我愿舍弃尘世的一切，上穷碧落下黄泉，苦苦地把您寻觅，仅仅地把您拥抱，只为了能对您说一声：对不起！
我知道，您会说：“姆妈勿怪侬。”
皇天后土，从古至今，为父母者包容子女，无私无怨无悔；为子女者，疏忽大意懈怠。
在那整整一代人的迷乱与狂热中，我曾躲避您的眼泪，我曾漠视您的痛苦，希冀天回地转来日补报……
灰飞烟灭，人的生命比芦苇脆弱。
迟到的平反和追悼只能安慰苟活于人世的我们，对您的孤魂只是隔叶黄鹂。
那一天，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十一月一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宣读在十年动乱中被破害致死的作家、艺术家名单时，突然，我听到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名字——顾月珍。热血，猛涌上鬓角；泪珠，飞溅出眼眶。十年前，您是戴着“fandang”的帽子含恨离开人世的呀！
我怎能忘记，1970年1月12日深夜，一年之中最寒冷的季节，一天之中最寒冷的时刻，长途电话里传来您病危的消息。我匆匆返回上海，才知道刚刚四十九岁的您已经在这天的凌晨坠楼身亡。严寒和悲愤像铁钳一样钳住了我的心……
那是多么凄惨的葬礼，没有花圈，没有送葬的人们，甚至不允许有一朵小小的白花……我的泪水冻结了，思维僵硬了，只有一个巨大的问号撞击着我的脑海：“您真的fandang吗？”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佩戴红领巾的时候，您就经常对我说：您这辈子有三个心愿：一是整个剧团进国营，一是自己加入党的队伍，一是带着戏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提到这些，您脸上就浮现恬静的微笑，眼里就闪出熠熠的光彩。那时候，您咳嗽低烧，带病登台，直至无力支持才小憩数日。有一天我放学归来，见家人窃窃私议，神色不安。我奶奶更像热锅上的蚂蚁。当我得知由于您坚持演新戏，有人要对您动刀子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想，我不小心削铅笔削破了手，淌出几滴血，您都紧张得两手直打哆嗦，拿不住红药水瓶。现在，人家要动刀子，您一定不知紧张成什么样子了？我蹑手蹑脚走上楼去，轻轻推开房门，咦？您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神态依然那么平静，那么坦然。我搂住您的脖子，凑向您耳边，慌慌张张地问：“姆妈，真的有人要对您……”我不敢说出那几个可怕的字。
您从镜子里看到我一副惊恐的样子，便紧急捏住我的手，抚摸着，安慰着：“阿囡，勿要怕，要学赵一曼。”
“赵一曼？”我的眼光落在梳妆台的玻璃桌面上，下面有一张您扮演赵一曼的剧照，您扬着头，举着枪，站在飘扬的红旗前。往常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因为一向慈爱、温厚的母亲在照片上显得那样威武、雄壮。可是，那天不知怎么搞的，我有点不喜欢它了。我指着那张照片对您说：“阿婆讲的，就是因为您喜欢演这种新戏。”
您听了我的话，好半天不啃一声，只是呆呆地盯着那张照片。我奇怪了，从您背上溜下来，蹲下身去，仰面偷看您的脸。我看到泪珠无声地在您脸上流淌下来。
我又害怕又后悔，拖住您的胳膊喊：“姆妈，侬哪能啦？”
您抬起泪眼，眼里又闪出熠熠的光彩，深情地说：“阿囡，党最了解我，党会帮助我。妈妈演新戏是勿容易的。”停了停，您又说：“侬还太小，这些，侬还勿懂……”
风波迅速平息，因为上海市文化局支持您，关切您。几日之后，那天夜晚，月亮趴在窗户上，我钻在被窝里，您移步入房，坐于床边，温言细语，问及我的功课和饮食。
我歪斜着脑袋，奇怪地看着您。您忙，您累，您身体不好，从来无暇过问我的事，今天怎么啦？果然你提起了文化局一位常来我家的伯伯，问我喜欢不喜欢这位伯伯，听到我热情的肯定的回答，您字斟句酌地问如果让这位伯伯成为我们家的人，好不好？
我迷糊，愚呆，怔怔地不出一声。您柔和清晰地再重复一遍，我忽地明白了，咬紧嘴唇，心如兔子似地跳个不停，倏地掀开被子，紧紧地用双臂抱住您的身躯，用脑袋乱拱您的前胸，嚷嚷：“勿好，勿好，侬会勿爱我伲格。”
爱，多么自私，多么排他！十二岁的我，初谙人事，依恋母亲，依恋家庭，只希望母亲的慈爱像窄窄的清流，只抚拍我们的小船，不允许闯入任何一只生疏的扁舟。
我不知道，母亲身世凄凉，少有亲朋，丈夫的一念之差，留下了破碎，留下了伤痕。那破碎，那伤痕，女儿是万万难以弥合的。
我不知道，母亲身体孱弱，秉性刚强，昔日的丈夫，昔日的姐妹伤害了您，您毅然决然独力创建“努力沪剧团”，奋力开辟一片新天地，披荆斩棘，陌路歧途，您期盼有人伴您同行。
我不知道，您的前半生正处于一个王朝行将崩溃的腐朽和黑暗之中，为葆洁净，您苦苦挣扎，身心交瘁，一旦东方日出，普照大地，您感受到了阳光和温暖，您就会顶礼膜拜，一心一意追随共产党，甚至连择偶的第一标准也必须是共产党员。
这位伯伯，中共党员，陈毅市长亲自任命的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戏剧戏曲科科长，为人质朴坦诚，沉毅厚重。他理解您，支持您，您酝酿塑造沪剧舞台上第一个共产党员赵一曼的形象，众说纷纭中，他是您有力的支持者，事后又衷心祝贺您的成功和荣耀。
您和他，本可以举案齐眉，相濡以沫，依傍着走过人生风雨，淌过人生泥沼。
不懂事的女儿，自私自利的女儿牵绊了您的心。
我好悔呀！我无法熨平心壁的愧疚。我永远记得您轻轻抚摸我的后背，悠悠地发出一声长叹。
您为女儿，埋葬了自己的情感，舍弃了本应属于您的幸福。
为儿女者，日夜长大，编织起一嘟噜一嘟噜的青春梦想。高中毕业，作为班内学习成绩的佼佼者，在老师的鼓励下，第一志愿填写了北京大学。祖国首都，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几乎是不可抵御的诱惑。
清晨，录取通知书送达家门。我兴冲冲报告家人。您正在盥洗，乍听我将北上，漱口杯猝然落地，清水溅湿了衣裤，我急步趋前，弯腰擦抹，渐渐抬头，碰上了您含泪的目光。泪光像一张网，把我笼罩，使我发现自己的粗疏和轻率。事先，我未与您商量，擅自填写了志愿。如今，生死相依的女儿将远走高飞，您怎能割舍？
您累光点点，却无有一句责备的话，只是说：“党挑选了侬，侬就去吧！姆妈勿怪侬！”
也许，年轻就意味着飞翔，意味着冲出家园的万丈豪情，那样急切，那样义无反顾。一点也不顾及母亲的黯然神伤，一点也不留恋家庭的温馨。
我安慰自己，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独力创建的“努力沪剧团”归长宁区领导，成为国营剧团。两个愿望化成了现实，进京献演，向毛主席汇报也会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母女将在祖国的心脏北京聚首。
岁月如潮，在我们目不能及之处，潜藏着多少不尽人意的回流，多少嶙峋险阻的暗礁。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我暑假回家探亲，看到您的脸有些浮肿，两眼有些凹陷。您生活得简单而又清苦，每天吃的也不过是些稀粥加几块咸菜。但是，您起早贪黑，给青少年们作忆苦思甜报告；您拖着病弱的身子，去棉纺厂跟班劳动，体验生活。有几次，我夜半醒来，还能看到您门缝里漏出的灯光，听到您翻书的窸窣的声响，猜想您一定又是在苦思冥想地创作新的剧本。月余相处，我察觉您的内心有隐痛，有郁闷。我知道您手术切肺后，嗓音失润，这对于一名戏曲演员来说，是致命的一击。然而，您不屈不饶，仍在练声，仍在磨砺演技，仍在力争追随革命潮流。
仅仅病痛，不该给您造成弥漫的忧伤。
有一回，我夜半梦魇，惊醒坐起，窗外月光似水，沁润着我俩房间相通的大阳台。我半撩窗帘，发现您倚在阳台栏杆上，怅望晶莹绝尘的满月，一动也不动，就像一尊洁白的大理石雕像。虽说是盛夏，可夜露凉湿，我担心您受凉咳嗽，就拿了件外套，走到阳台，给您披上。您捏住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阿囡，侬勿晓得姆妈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您第一次给我讲述您的身世，您的追求，您的彷徨。
您是一个被丢弃在垃圾桶旁的婴儿，为一位姓顾的老竹匠所收养。由于生活所逼，十四岁就去学唱沪剧，一心想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用诚实的劳动，不懈的努力来安身立命。但事与愿违，您付出心血，付出健康，人未老珠色褪，四十年代末期染病在身，脱离舞台，我父亲的移情别恋，更是重创了您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给了您新生，给了您希望。您重新组织了“努力沪剧团”，立志努力做真正的人，演真正的戏。是党把您送进了医院，为您安排了最好的医生。是党组织的代表，在您手术书上亲属栏里签字。讲到这里，您的眼睛红润了，嗓音哽噎了，然而，每个字，每句话都充满了感情，您说：“党是我唯一的亲人，是我的亲生父母。”
您全心全意追随党，舍生忘死跟着党，在沪剧舞台上最早扮演共产党员，在沪剧名角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入党不等于思想上入党，更不等于懂得了党内斗争，懂得了党内有党，党内有派，于是，您捍卫的不是应当捍卫的，您追随的不是值得追随的，您顾此失彼，苦恼彷徨……
我幼稚，我愚蠢，我把您的苦恼白纸黑字汇报给上海市委，企盼他们能给您帮助。谁知道，反而给您催化了一杯无法吞咽的人生苦酒。
狂飙乍起，您和我都迂阔驽钝，浑然不觉危险步步逼近，倏然间，“fandang”的帽子和您的名字相连，您和我都奋起抗争，都落入血泪泥沼。
您沦为待宰的羔羊，家被查抄，人被批斗，心灵和肉体都受到严酷的践踏和摧残。但是，您从未低下高贵的头颅，从未承认自己“反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那个狂乱的年代，您的宁折不弯，需要付出多么可怕的代价，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
我的心被生生撕裂。我从小就崇拜东方的红太阳。从小就沐浴母亲的圣洁。我不能想象您会“反党”，不敢怀疑狂飙的失误。我只能希冀，对您的冲击是一场误会，是一场稍纵即逝的台风。
1967年，我出差回上海，明知踏上了是非之路，忍不住，忍不住要走进熟悉的家门。
那个年代，“左”不但是时髦，更是空气，或浓或淡地溶汇于每个人的血液里。我自觉回家探亲是划不清界限，是一种罪过，于是狂热地工作，力图出色完成任务，希望以功补过，求得原宥。
每每灯火阑珊，我拖沓疲惫的脚步，归家探望，看您身影憔悴，面容惨淡，只觉得您想一支洁白的藕，任凭刀锋一片片切割，藕片之间，只有连手力都经受不住的丝相连，气息袅袅。
我心痛如割，却不敢过问您身处的逆境，陷落的漩涡，只会口口声声地安慰您：相信党，相信人民。连我自己也听出了声音的苍白。
您也很少对我诉说，偶而提及，也还是那句老话：“党是了解我的。”
分别的时候就要来临，我买了车票，却不忍开口告诉您。印象里那是个星期天，您一定事先知道了我要走的消息。您默默地陪我吃饭，把少得可怜的菜都堆在我的碗里，而您自己却几乎没咽下几口。等我放下筷子，您说话了，声音那么轻，那么微弱，眼睛也不看着我。您说：“侬走吧，党的工作需要侬，姆妈勿怪侬。”我瞥见了您眼中的泪光，听出了您心中的颤音。
我俩默然良久，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隔了一会儿，您用手轻柔地抚摸着我的肩头，用同样温和的语调问我：“侬工作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吗？”
我不知道您问话的用意，只是茫然地点点头。
您又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吗？”
我思绪紊乱，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我们单位的从属关系，又稀里糊涂地点点头。
不料，您紧紧地捏住了我的手，苍白的两颊慢慢地升起两朵红霞，枯涩的眼睛也渐渐地闪出那熟悉的熠熠光彩，您缓慢而深情地说：“阿囡，侬要记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就是扫扫地也是顶大的幸福。”说完以后，您凝望着远方，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万万没有想到，您还会这样来谈“幸福”。要知道，您当时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处在日日被批斗的屈辱境地。我不由地想起了您那三个愿望，想起了前两个愿望实现时，您那种孩童般欢欣的情景。此时此刻，您又在萦思缭想什么？莫非是那尚未实现的第三个愿望？
谁能料到，这竟成为我们的永诀。
我对您的探视和思念，使我陷入了困境。那时，人是飓风中的细草，烈焰中的纸花，虎口里的兔耳，鹰爪下的呆雁。我惊恐，我胆小，我畏缩，我极力想跟上革命的步伐，极力想说服自己，忍心不再接济您和弟弟，甚至中断了通信……
您独自背负着奇耻大辱，独自挣扎于令人窒息的长夜。有谁理解，您灵魂被锯割时的痛？有谁听见，您热血沸腾时的喊？
1969年严冬，弟弟来信告诉我家中已经当无可当，无钱购买御寒的冬衣。
若非山穷水尽，弟弟不会写信告急。
尽管时局风诡云谲，兔起鹘落，但隐隐约约透出了星星点点的微光。我暗暗认定您背负的罪名莫须有，急急筹足一百元钱邮往上海。
半月余，又接弟弟飞鸿，说您穿上了新买的棉花衫裤。
我更加急迫地期待云散雾开，期待母女重聚，一定要膝前奉养承欢，补赎我的罪愆。
上天竟不给我赎罪的机会。
电话、电报传告您病危，我正在“五七干校”，来不及洗刷鞋面的泥巴，来不及换一身整齐的服装，心急火燎，四方借贷，凑足旅费，连夜搭上南行的列车。漆黑的夜在窗外紧追不舍，有时，举进一簇灯火，朝车厢里飞速地窥视一下，又漠然地离开。我心逐车轮，浮想联翩，发誓要精心守护您，把您从死神铁青色的巨啄下争夺出来。
迟了，迟了！为什么我不能早一点飞向您的身旁？为什么我不能早一定坚固那些脆弱的藕丝？
没有一片遗书，没有一句遗言。谁也不知道，您如一枚枫叶，带着泪，和着血，飘落大地之际，萦绕您心灵的是哪些思绪？
只知道，那天夜晚，我弟弟从农场返沪休假；只知道，您贴身所穿，乃是新买的棉花衫裤……
幽明路隔，留给我的只是一片片失血后惨白，一道道永远无法熨平的痛苦的皱褶。
荒唐的年代，神州的太阳冷冰冰，神州的热土冷冰冰，竟连安葬您的骨灰盒也找不到方寸之地，只能栖息弟弟家中。越数载，弟弟跺脚远离伤心的国土，谋生于澳大利亚。您的骨灰长期客居别人家中。去年，弟弟回国探亲，郑重地把骨灰盒带来北京，托付给我。
我明知应该寻觅一方净土，让您入土为安；我明知从未有人与亡灵邂逅相遇，盒内只是一捧冷寂的寒灰。偏偏舍不得，舍不得让您孤苦伶仃地独去墓地。您身世凄凉，半生孤单，玉碎于大夜弥天之中。
我把您的骨灰盒留在家中，希望能给您一点家的温暖。我将去寻找一墓三穴的安息之地，让我们夫妇左右相扶，与您永远为伴。
我知道，岁月如逝，木盒会腐朽，墓穴会铲平，不会铲平的是您、我和他的寒灰。它们早已相混相融，相依相伴，无分彼此，携手遨游，回望人间，祈盼视野内永远青葱……
泣就于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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