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纪念逝者杨小凯 　　杨小凯的离去意味着平淡世界里一个罕见传奇的终结。 　　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 　　杨小凯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 　　这是一个悲伤的瞬间。7月7日清晨7时49分，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 　　弥留之际，杨小凯托夫人传达对国内朋友的最后谢意。他说：“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天国相见。”这位被公认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以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方式向世界作了最后的道别。 　　少年无畏 　　17岁，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两个名字代表了他两段不同的人生际遇。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饱含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和中国当代历史纠葛缠绕。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长沙长大。他高干子弟的身份常常不为人知，在长沙一中那个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杨曦光腼腆孤独，气质独特。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 　　1966年“文革”爆发，杨父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整个家庭受尽磨难。 　　1966年底，杨曦光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时年17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际，面对街道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冷枪，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他因此被投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杨曦光对政治的体悟。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自看守所释放后，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为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1968年，20岁的杨曦光前往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下乡调查农村社会情况。那次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避难。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不慎外传，已有对他不利的消息传来。 　　带着对社会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同学告诉他：康生等人在接见湖南各派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严厉批判了《中国向何处去?》，并宣布该文“实质是极右”，杨曦光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定有黑手。 　　从那天起，杨曦光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口罩、帽子，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 　　很快，在武汉他就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押回湖南。在回长沙的路上，杨曦光看到四处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他被关押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关押未定罪人犯的看守所之一。“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近一年后，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洞庭湖畔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 　　铁窗十年 　　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最初的时间里，他狂躁而痛苦，想到漫漫十年铁窗，他绝望至极。在判决下来的当天他甚至想到过越狱。 　　冷静最终克服了绝望，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有位姓陈的老师每天都在钻研英文和数学。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 　　杨曦光最终与这位陈老师成为忘年之交。读罢《资本论》，杨曦光“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融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 　　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也算英雄所见略同。”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会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我想的是：这个世界究竟会怎样发展?”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1976年，杨曦光的妹妹杨晖来建新农场看望哥哥。离开时，那位叫曾爱斌的狱友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在雪地里跑了四五里路，跑得全身透湿，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车的杨晖，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她。 　　杨曦光出狱时曾爱斌还未满刑，他给杨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作为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大盒子正面刻着英文单词：Forward 前进　。 　　锋芒再露 　　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对于孤独，杨小凯处之泰然。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杨曦光心情复杂：“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年的冬天，正在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徐滇庆在国家计委信息中心认识了杨小凯。“每到半夜时分，当我离开机房的时候总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杨小凯。当我得知他正在撰写‘经济控制论’，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是自控专业出身，尚且没有勇气来写经济控制论，而小凯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徐滇庆说，在他所见者中，杨小凯几乎是智商最高的一个。而且，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他穿着朴素，总是一副谦和的笑脸。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 　　“小凯被单位安排在二环路的一栋宿舍中，房子很小，堆满了数量所的杂物，栖身之处就是一个角落，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徐滇庆回忆。可杨小凯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那一年，徐滇庆留在华中工学院任教。同在武昌，他曾多次骑车去武汉大学看望杨小凯。那时，杨小凯已经结婚，妻子小娟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工人，两人感情深厚。杨小凯的宿舍被校方安排在水房隔壁的小屋里，又脏又湿。双人床是用木板拼凑的，惟一的家当就是两个粉色皮箱——那是结婚时别人送的。 　　徐滇庆几乎一直为自己老友的前半生感到委屈，“我们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硕士，第一批提拔讲师，第一批涨工资。可是这些第一批中都没有小凯。他的才华远远超越了我们，我很为他抱不平。可是杨小凯只是淡淡一笑。”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学者生涯 　　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在故土一直无法过上合时宜生活的杨小凯，在随后的岁月中，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命运给了他20年的顺境补偿。 　　在普林斯顿这所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跃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4年时间，并最终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当中国国内对“后发优势”津津乐道之时，杨小凯却浇下冷水。他一语惊人地提出“后发劣势”的假说。说：“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他说：“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平静离去 　　他的基督教信仰依然和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 　　在一些场合，他平静讲述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杨小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那时候，有个狱友是个被判了十年刑的基督教徒，“他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但我的这一段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杨小凯这样解释信仰的灵性。 　　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2002年春节，杨小凯自澳洲向国内朋友发来新年寄语。他用英语写道：愿上帝保佑中国! 杨小凯-政治随想录 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 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 命手段 ──“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为此文我坐了十年 牢，在牢里我读了很多历史书。 　　 开始我想从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么是民主政治，民主政体是如何产生的。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虽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叛逆者，但 自从接受洛克的思想，我开始知道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 至是对立的东西。洛克思想是英国大革命的产物，克伦威尔专政是大革命的後果， 而他比旧王朝更糟糕。我读这段历史时是一九七二年，当时中国人民中充满着复 辟情绪，大家都在留恋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几乎与克伦威 尔死後，蒙克将军迎来复辟王朝前英国朝野上下的普遍复辟情绪一样。按照洛克 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 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 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 代逻辑。 　　 　　在英国大革命之後的克伦威尔，自称共和国执政，但实际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国目前自称共和国，但却与共和政体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因此追求民主的 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换代，陷入“革命民主主义”的陷 阱。而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浅薄之处，正在于它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退到了 革命民主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比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并不多出什么。这种理论的 核心是谁掌权(所谓国体问题，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而不是政体本身的真正创新。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核心却是设计一种机制 来控制“控制者”。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浅薄 和没有控制“控制者”这类设计思想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不是 一个实践问题，而是政治设计思想的失败。 　　　　　　　　　　 　　 　　◆　共存和制衡令人拍案叫绝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 “控制者”的办法。光荣革命前，英国实行了复辟，王朝复辟前，国王有个信誓 旦旦的宣言，保证不对造反派报复。但他被迎回国，权力稍微巩固後，马上大规 模报复，把当年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连克伦威尔的尸骨都不放过。惠格 党(後来的自由党)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种人运动中的中国造反派一样)。 造反派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但最後却是第三条路，从海 外请来了客籍国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王。这满足了“只能用暴力 才能打倒暴君”这个条件。但客籍国王不是革命中生长起来的，他在英国没有根， 国会能控制他，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护法等一系列立 法使他变成虚君。然後又有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制度，而其核心是两党制。托 利(後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他们的共存和 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我当时看这段历史，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大概是改 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 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下发展民主制度的历 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所谓政治设 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如果像俄国革命、中 国革命一样，以民主为目的，而以专制为结束，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设计。不能 说某些人掌了权，实现了改朝换代，就算成功了。其实从改朝换代的意义上，中 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设计都不成功，因为很多开国功臣都因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 命缺陷而人头落地。 　　　 　　 　　 　　◆　尽量维持上层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说来极为简单，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 兽” 的人平等竞争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分立)就是民主， 而一个 “圣人”却是专制。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 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 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 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它就是两个魔鬼平等 竞争(民主)的条件。 　　 　　所以作为民主主义者来说，实际的谋略就是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譬如说...比国民党大了，就要支持国民党，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优势， 就要支持他的敌对派。一九四九年民主党派犯的错误就在于...过于强大时， 他们不去支持国民党。其实当时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党派领袖看到了这一点，认 识到对...一边倒会为专制制度创造条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实质当时还远未被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他们以为民主是一个圣人(...)，而不是两个魔 鬼(国共共存)。中国知识分子喜欢附和强权去歧视弱者，这个传统也应对一九 四九年一边倒局面负责。 　　 　　我後来细细咀嚼，发觉有一些更大的历史背景比“光荣革命”本身重要得多。 一个是英国的小国会、小宪章这段历史。英国的小国会实质是诸侯会议，很有点象中国的“春秋五霸”的诸侯会议。也就是说英国历史上有封建诸侯权势超过国 王的传统。王权的衰落、封建制度的发达，以及没有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是小 国会、小宪章(实际上是各诸侯限制王权的条例)和後来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换 言之，民主制度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如果王权发达，用中央集权制代替了分 封制，则民主制度极难生长起来。正象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制发达、早就废止了封 建制度的国家，很难产生小国会这种制度一样。再深一步研究，民主制度的萌芽 不是人民参政，而是社会上层阶级内的多元化。英国革命的历史说明，人民革命 只会产生暴君，而革命产生出民主大概只找得出美国这种已有英国民主传统的殖 民地例子。有人说菲律宾是革命产生民主的例子，而实际上菲律宾的微笑革命只 是一次政变而已，政变也是在美国压力下上层推行的民主化政策过程中产生的。 这与中国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实在是天隔地远。所以我相信在有长期专制传统 的国家，革命只会产生暴政这个假说是可以证明的。 　　 　　譬如说，我们可以假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有征服他人、损人利己的恶性这一条，对“暴君”和“人民”同样成立。暴君被推翻，“人民”就会分 为不同的派别，互相斗争，既然推翻暴君可行，为什么打倒敌对派别不行。“人 民”会用对待暴君的办法互相残杀，直至剩下一个新暴君为止。中国每次改朝换 代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把大土匪(皇帝)打倒，无数小土匪多如牛毛，互相残杀， 剩下一个大土匪(新皇帝)。最後人民体会到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些，“宁 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象不象法国大革命後“热月政变”时的“秩序党”和 一九七零年林彪、周恩来联盟的观点?)因此新朝代会巩固一段时间。辛亥革命 这种以民主为目标的革命一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一旦革命发生，只有列宁式心狠 手辣的人物才能生存。只有政治白痴才相信这种革命会产生出“民主”。 　　　　　　　　　　 　　 　　 　　◆　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假设有可能出现孙中山这类人，利用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为民主打下了意识形态和宪法基础，使国民党“训政”下长大的人，从小就 知道政党自由、五权分立这些东西迟早是要实现的，所以虽然要经历两代人以上 的动乱，民主政体终会来临(象台湾目前一样)，那么用革命来改变大陆专制制 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零年代末，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 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 “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 我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革命情绪可说是到了顶点，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参加反 对当局的革命党的。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完 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最优秀的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政治家被当作政治隐患而 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我想起这些被杀害的政治家生前的 一些思想(他们中不少是我的狱中好朋友)，开始体会到他们的一种判断，即社 会现代化过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当时一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在 秘密政党活动中都密切注视在南美搞革命活动的古巴人格瓦拉。他们认为，如果 格瓦拉能成功，则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专制国家发动革命就有成功的可能性。 尽管他们的政治目标与格瓦拉正好相反(格瓦拉是以革命追求马列主义理想，而 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却企图以革命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但格瓦拉是彻底失败了。 很多人总结失败的原因，与现代化的通讯、运兵手段的发达极有关。譬如在现代 化铁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报纸、电台也使 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象中国的大跃进时代一样，饿死近二千万 人，而人人都以为是“形势大好”，自己看到的灾难只是本地局部性的。而六十 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 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原则上说，在现代化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的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式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象武昌起 义一样)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文革中之所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 政党活动，是因为有一点还不清楚，即象文革这种上层内部的大规模冲突是否会 提供革命的机会。但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後来认识到，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 民中培养起强烈的反革命情绪。文革不但没有为改朝换代创造条件，相反却为防 止改朝换代、巩固... 的政权起了与预料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说，人民自从大 跃进以来对专制政体的不满在文革中发泄掉了。文革中把“人民”土匪本性的一 面暴露无疑。在...短期内允许变相政党自由的条件下，人民一轰而起，互相 残杀。大家又多了一个念头：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得多。批旧和反革命情 绪油然而生。这种情绪在极左路线的口号下成为邓小平政权最强的政治王牌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今天利用上层冲突触发革命的机会比以前要小得多，这 是文革的积极後果之一。 　　　　　　　　　　　 　　 　　◆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 　　 　　留恋一个“大土匪”的情绪是中国人一种有历史传统的错觉。多个“小土匪” 如能和平竞争(例如形成互不侵犯的多国或多党)，自然比一个大土匪好，但这种和平竞争的局面在中国出现的概率并不高，其原因可专门写本书。原因之一是 上层内部的多极平等竞争不发达和缺乏稳定的结构。结果往往给革命和改朝换代 以可乘之机。最上层权力太大，中层和上层内部没有分封制，又不能象欧洲多国 制度及现代绅士阶层等结构来制约中央的权力。历史的发展，极大程度上是靠碰 运气，谁说美国人不是因为走运才有了民主制度?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正象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遥遥无期一样。所以防止革命对于今天中国 的改革仍是现实和重大的政治问题。 　　 　　如果有人问我：若是中国今天发生了武昌起义式的民主革命，你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就会离中国远远的，躲开革命中的中国。我本人就是文革後的反革 命情绪的代表。我在监狱里结交的很多好朋友却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害者。我 很爱他们，但...革命却把如此高尚的人变成鬼。我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 母亲被逼自杀，我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所谓“伟大的人民”在革命中会 如何行为;我知道革命会用迫害政敌的情绪毒害全民族，那时谁都会无法控制这 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正象...几十年迫害政敌(包括他 们自己内部的不同意见者)都是以迫害国民党人的合法性为基础一样。至今迫害 “反革命”的合法性仍然毒害着很多亲近...的人。有人会说如果革命的目的 是真正民主政体，就会避免这类政治迫害狂潮。那可不一定。美国的南北战争中， 代表民主的北方胜利後，迫害南方的情绪势不可挡，一时谁也控制不了，因而出 了大量“冤、假、错”案。有个错案直到百多年後卡特当政时才昭雪。要不是老 约翰逊总统後来力挽狂澜，与这种迫害南方领袖人物的情绪对抗，美国也不会有 今天的民主制度。 　　　　　　　　　　 　　 　　◆　改朝换代并不那么灿烂辉煌 　　 　　可悲的是，今天中国...并不从理论上否定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传统”，坐过...牢的人都会发现，很多牢里的政治犯，有与...一模一样的 意识形态，企图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许许多多这类“反革命犯”都 是**革命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毫无政治知识，盲目崇拜革命， 盲目崇拜“人民”这个偶像，这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专制政体最可悲 之处并不是其对人民镇压的残酷，而在于它使人民的意识形态也专制化。因此革 命只会复制专制，而这又成为当权者镇压人民的理由，可悲之处就在于这种镇压 是真正有其理由的。 　　 　　总之，革命和改朝换代根本不象史书上说的那样灿烂辉煌，对大部分人而言， 它意味着生灵涂炭，意味着人的征服心、损人利己本性的大发泄。 　　 　　另外，我想强调，我对革命和专制制度的否定完全是从一种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我是太渺小的个人主义者，我害怕专制和革命 带给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个不关心功利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专制制度，革命 的历史地位却是件比功利远为复杂的事情。譬如大家都同意苏联的集权制度是所 有政体中离民主最远的。但是如果世界是由大量主权国家组成，则对人类历史发 展最有意义的格局是，一百多个国家试验各不相同的政体，包括最坏和最好的。 因为不经试验，人们根本无法判断效果(好、坏)。这个过程中试验最坏政体的 国家，对历史的意义也许最大，因为此国人民受尽苦难，却为全世界人民留下了 最宝贵的信息。何况最坏的政体也许有其好的地方(那怕是一星半点)，正象苏 联制度在制造人造卫星方面就曾给美国以制度创新的启发。但作为一个功利主义 的中国人，真不希望这个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就是中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 好坏不能看短期，坏到底，也许会出好东西，所以在一个长历史时期内(譬如一 千年)，有许许多多的政体在持续不断地试验，这是对历史学家极有意思的格局， 但对我们这类渺小的功利主义者，意义却不大。从信息论的角度而言，对历史後 果不轻易下结论，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试验机会是会得到最多信息的。可惜如果 我是个被试验政体下的人，我最关心的却不会是信息的多少，而是我个人的幸福。 　　　　　　　　　　　　 　　 　　 　　◆　外国历史值得借鉴 　　 　　支持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政体的人，自然会用法国大革命来反驳我关于“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几等于零”的观念。法国大革命制造了彻 底的改朝换代，虽没有代议制，但却产生了一个“造反派的皇帝”----拿破仑。正 好，拿破仑是我最崇拜的一个历史人物。 　　试想想，有谁能一枪不发地征服一个与他为敌的政权。而拿破仑百日复辟时 正是带着少数随从，一枪不发的走到巴黎，沿途，与他敌对的军队当他走近时， 都高呼“皇帝万岁”而倒戈。拿破仑曾创立科学院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整个大 陆体系的成文法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在拿破仑法典中“象数学逻辑一样严格建立 起来”。被黑格尔这种知识分子真心崇拜，称为哲学理性在地上的代表，这种君 主实在不多。拿破仑临死前曾声称：“我用以传之万世的，不是我的政绩和武功， 而是拿破仑法典。”显然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不是民主政体，而是保护私有财 产和确定陪审制度的成文法。法国革命後，几经改朝换代，直至世界大战时从来没有真正确定民主政体，但所有朝代都把拿破仑法典奉为圭臬，不敢变动。革命 後真正被巩固了的是拿破仑确立的私人财产制度和法律体系。 　　 　　法国的历史，与香港、台湾、南韩等东亚现代社会，都说明私有财产制度是比民主政体对现代社会更根本的东西。只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 民主政体也无关大局。 　　　　英国的“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是，英国历史上对私有财产权处理的传 统。中国历史上皇帝可任意征用和没收私人财产。皇帝知道如果“富商大贾富过王候”，则意味着他的政治垄断地位将受到挑战，对这种挑战的敏感往往是对改 朝换代危险之警惕(很有意思的是，周恩来也喜欢用这句子提醒...对... 朝代之威胁的警惕)。所以，中国多数朝代不允许独立的商人富过王侯，太富了， 就要“国有化”，就要“共产”。这倒很象今天的...。商人造反往往是建设 性的，不象“无产阶级造反”、农民造反那种纯粹的改朝换代。而英国不但早就 有一大批新贵、大贾，经商致富，富甲王候，而且国王打仗必须屈膝向他们借钱， 私人财产是不能随便充公的。这种借钱中的冲突正是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 直接导火线，只有新的中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势力超过了政府的权力，政治变动才 有产生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否则政治变动几乎完全等于动乱 或改朝换代。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制度不但是种乌托邦，而且是种欺人之谈。 我相信，“不可能有以国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是可以被证明的另一种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