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小凯教授

　　北京时间2004年7月7日，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在澳大利亚去世，终年55岁。杨小凯教授一生求索、半世著书，他以自己独特的经历、智慧和品德，给中国的经济学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今年年初，中信出版社推出了《理性的激情——国际经济学殿堂的中国建筑师》一书，介绍了16位在海外工作的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和个人经历，其中就包括杨小凯教授。我们从中摘录《小凯自述》一文，献给广大读者，作为对他英年早逝的追思。

　　文革之前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因为反对毛泽东1959年的政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党中央为他平了反，毛主席向他们道了歉，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哥哥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因为与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受到党组织的干涉。他那时是位共青团员，而共青团员在50年代恋爱是要团组织批准的。他所在的天津医学院的党组织不准他与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因此他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贴了张大字报，说共产党社会没有恋爱自由。自然他很快成了右派。我的舅舅曾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是1957年被划成右派并且被劳教。1961年，他劳教期满后曾来过我家。当时他与我母亲谈到1959年，一口咬定共产党1959年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父亲1957年曾反对我舅舅的观点，1959年他自己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那时我妈妈劝我父亲改变观点，但到了1962年，我母亲已经完全赞同我父亲的观点，认为共产党1959年犯了左倾的错误。到了文革，我母亲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批判。

　　1960年和1961年对我们家和大多数中国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乡后，我们家从省委大院搬出来，住到妈妈机关里去了。环境自然差了许多。我们和周围的所有的人一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就饿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么食物都买不到。很多人都因饥饿而一身浮肿。机关学校由于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所有人家的窗台上都放满玻璃缸，里面养着一种藻类植物。很多人就靠这种藻类植物作补充的食物。我们住的机关院子里，人们用大部分时间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筛子筛出来，种菜蔬。所有机关里的抽水马桶都被封闭，人们修起了简陋的厕所，为的是把粪便收集起来用来种菜。机关的食堂里生产一种“双蒸饭”和“人造肉”。“双蒸饭”是把米加水蒸两次，二两米的饭吸收了大量水变得象一斤米饭那么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说的藻类植物加上糠枇做成的，吃起来卡喉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能真正抗拒饥饿的力量。

　　1962年是我从小学毕业考入初中的那年。那时中国正在从大跃进后的混乱和饥恶中恢复过来，一切都在“向右转”，农村在搞“包产到户”，工厂里，在推行“工业60条”，强调“利润挂帅”、“业务第一”、“物质刺激”、“专家路线”。教育界在改变招生政策，以前入学要看家庭成分，出身不好的人不能进好学校，1962年改为以考试成绩为唯一的录取标准。长沙一中成了全国的重点中学，很多右派都被请回一中以提高教学质量。省委大院中我的同龄少年那年都因为成绩不好没有考上一中。我是极少数考上一中的高干子女之一。我的班上没有一个高干子女，我的同学大多是工程师，医师和教师的孩子。后来有两个高干子弟从高班留级到我们班，我才有了两个高干子弟同学。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学生进中学的录取标准完全是看家庭出身而不看考试成绩。那年我的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外语老师都是右派分子。他们刚被学校当局从劳教营请出来。记得第一天上课，我们的班主任告诉我们，大跃进以来的教育质量比50年代初低得多，而50年代的教育质量又比1949前低得多。所以学校要重新重视教育质量，恢复长沙一中大跃进前97%的升学率。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我们因为受歧视就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就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就被军队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就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到了1968年，我就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是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第二把手、副组长的华国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华国锋说我这篇文章不是思想反动，而是反革命。很快，我的文章都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 月24日晚上九点，周恩来、康生等中央的大批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在讲话中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而陈伯达在他的讲话中竟然号召：“凡是受周国辉、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了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毛泽东视察湖南时对省无联问题作了指示。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省无联专案组向我和其他省无联案子的人犯宣布的逮捕令。我的案子是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的省无联专案组中的杨曦光专案小组处理的。记得当时我正在纳闷这一发展有什么政治背景时，收到大妹妹杨晖一张宝贵的明信片。明信片说：“毛主席视察湖南时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他看来已读过《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毫无道理，它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如果不是民选的，就应该改变。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最黑暗的历史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我的英语和数学都是在看守所到劳改队的十年间学习的。当时监狱和劳改队里面很多犯人都是知识分子。当时有很多教授、工程师都关在监狱里，所以还比较容易找他们学习。因为监狱里都歧视这些有文化的人，所以你尊重他们的话，他们都比较愿意教你。在劳改队，我的数学老师叫何敏和，他是1948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的，1949年以后一直在当工程师。当时我自学微积分遇到了困难，认识到数学很难自学，就请何老师教我数学。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当过英文教员的犯人，我父亲给我寄来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汉辞典。我自己也托就业队的一位右派工程师给我订了一份北京周报。我就利用这些书报学习英语。

　　我有记笔记的习惯，每天把自己有关政治、经济、文学、数学方面的灵感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读书时，也录下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的《参考消息》报经常刊登美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基建组的人经常偷干部的《参考消息》报来看，报上有关水门事件的报导，以及卡特的竞选演说和他的就职演说都使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有了些较直接的了解。我每次得到偷来的《参考消息》报总是要把不少有趣的东西摘录在我的笔记本上。几年下来，我已积累了十几个笔记本。我在监狱里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

　　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了出来以后，一天，场部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通知我说场部的领导要调我到场部的干部子弟中学教高中的数学。这位干部告诉我，建新农场的高中缺少数学教师，李场长为了提高干部子女考上大学的比率，决定调数学好的犯人去教毕业班的数学。他还说，农场有几十个已高中毕业的干部子女，现在正在农场劳动，找不到工作，李场长决定由场部出钱，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个补习班，帮助他们考大学。我就是帮助他们准备数学的人。就这样我还在劳改队教了一段时间高中数学。

　　我坐监狱的时候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完全不相信了，所以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 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我是自己想出的这些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的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当时的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胡耀邦“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的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我的有些想法就没有价值了，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以后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发现我想过的东西相当一部分已经有人比我想的好，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别人还没有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有两个，一个是吉尼·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国际贸易经济学家;一个是艾德温·米尔斯(Edwin Mills)，城市经济学家。但是我的论文基本上没有跟从他们的研究做。一般来说，博士生作的论文都不是自己创新的东西，而是把别人的东西往前面推进一点点，或者应用一下。这样比较容易成功。而我后来发现，要自己完全想出原创性的东西很不容易。从这一点来说，普林斯顿大学的学风很好，我完全做我自己的东西，根本不跟从任何导师，居然也让我拿到学位了，并且我的博士论文还评价挺高。一个原因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生少，老师相对于学生多，所以老师争学生很厉害。我听别人说，在别的大学像我这样干不一定拿到学位的，学生都要跟着导师爬。虽然我论文的原创性思想是我自己的，但其基础理论方法学自一般均衡理论和数理经济专家索南夏因(Hugo Sonnenschein);应用理论方法学自索南夏因和贸易理论专家吉尼·格罗斯曼、迪克希(Avinash Dixit);有规模递增和内生产品种类的一般均衡模型学自格罗斯曼和迪克希，这对我后来与史鹤凌发展的工业化理论有关键作用。经验和计量研究方法学自邹至庄(Gregory Chow)、内维(Whitney Newey)、戴顿(Anguish Deaton)、匡特(Richard Quandt);信息经济学、对策论学自斯蒂格利茨、纳雷布夫(Barry Nalebuff)、桑迪·格罗斯曼(Sanddy Grossman)，这对我后来对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的研究有关键作用。宏观经济学学自布林德(Alan Blinder)、泰勒(John Taylor);工业组织理论学自鲍默尔(William Baumol)、卡茨(Michael Katz)、维利希(Robert Willig)。我不是闭门造车，而是钻进去再爬出来，尽量搜索已有文献，尽量用新方法来数学化我的原创性思想。

　　到了1987年我的论文就通过答辩了，所以我就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作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现在也担任着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