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煤油灯在纺车左边靠近纱锭大约六七寸远的半块砖头上放着，黄红色的灯火在纱锭忽左忽右飞速旋转带起的风中飘忽不定，母亲身穿老蓝色的棉衣棉裤坐在纺车前，右手摇车，左手捏着棉条在纱锭旋转的帮助下由前向后均匀的抽线、扬手上线、再抽线，这样反反复复。灯光把母亲左手和左胳膊前后上下的动作放大并在墙上投下了动感很强的剪影。纺车周期性的嗡嗡声夹杂着屋外不时传来寒风摩擦树梢发出啸叫声正像这影像的配乐。我坐在离煤油灯一尺多远的一个小凳上，看着母亲的左胳膊在墙上的影像或者纱锭的旋转变化，听着母亲给我讲着村里东家西家的新鲜事，讲着可能是从佬佬嘴里听来的各种故事，不时拿一根断了尖的缝衣针挑掉结在煤油灯头上的灯花......。这就是幼年时候母亲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母亲生于1935年5月13日，农历乙亥年四月十一。母亲的娘家是本县马厂镇后何村，外祖父何金声一生务农经商，农闲时推起一辆洪车子走南闯北。所谓洪车子就是一种全木结构大独轮手推车，电影《淮海战役》中有民兵用它推军粮支前的镜头，其实那里头也有外祖父的身影。太康县1948年10月就解放了，政府组织民兵支前，外祖父就和乡亲们一起推起洪车子到了淮海前线。我小的时候，每次到外祖父家走亲戚，几乎都能听到外祖父给我讲他到徐州支前的故事。除了到过徐州之外，外祖父的洪车子去的最多的还是河南南部的光山、罗山县，一个来回1000多华里，外祖父用家乡的棉布等物品换来那里的大米，再回到家乡卖掉，买进卖出多少能赚几个钱。有时候由于天气等原因外祖父不想外出了，就在家里做豌豆糕出卖。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辛勤操持下，一家人的温饱还是勉强可以维持的。母亲在家排行居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外祖父和外祖母自然对母亲格外疼爱些，所以母亲在娘家应该是没有受过更多苦难的。但和父亲结婚来到李楼之后就不一样了，小时候听前院二奶奶讲：母亲刚过门时，看到家里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感到度日艰难，常常以泪洗面，隔三差五的总会回姥姥家住几天。爷爷看在眼里，自知自己有责，心中愧疚不便劝慰，奶奶不善言辞，劝人也说不出个道道来，父亲无法，只得反复向母亲表态一生绝不惹母亲生气，更不会打骂母亲云云。大概看父亲态度诚恳，母亲慢慢的也只得听天由命了。在父母的一生相伴中，他们确实没有打过架，甚至也没有大声大气的吵过嘴。我想除了父亲信守诺言之外，主要的还是母亲性情温和，有容人之量。这一点也是全村人对母亲的共同的评价。是呀，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对长辈、对同辈、对小辈，对家人、对邻里、对亲友，永远都是那样的慈祥、谦和，母亲胸襟如海，包容一切……。

母亲从一进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就开始了她辛劳、奉献的一生，我不否认爷爷和父亲对家庭的贡献，但我确确实实的感到母亲的奉献最大，奶奶去世时家里除了爷爷、父亲、母亲、我和二弟，还有三姑姑，一家六口人的家务重担基本落在母亲一人身上。那时候家里穷，供销社卖的“洋布”对我们家来说绝对是奢侈品，所以一家人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靠母亲纺纱织成的粗布做成。母亲纺纱一般都是在晚上，因为白天要参加队里的劳动，要为全家人做饭、洗衣等，只有在晚上才有大块的时间用来纺纱。母亲纺纱一般会纺到很晚很晚，具体晚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每晚都是我坐在纺车边困得不行了，母亲会把我安顿睡下后再继续纺下去。棉花从地里摘下来到织成布需要经过轧、弹、纺线、打拐子、浆洗、打络子、经线、上机、织布等多种工序，母亲和爷爷、父亲他们能把整个程序完全走下来。织成布后根据用途再染色，如果做单衣就用原色布，或者用桑树锯末染成土黄色，如果做棉衣，就去供销社买来染料染成黑色或者黑蓝色。其实当时母亲的衣柜里倒也有两块蓝色的棉平布，那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姥姥陪送的嫁妆，母亲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穿，每次母亲打开衣柜时，我总是挤过去闻闻从衣柜里散发出的棉平布莫名的芳香气味。后来条件逐渐好起来，母亲才把这两块布拿出来做成衣服，这是后话。在当时家里最好的一件衣服恐怕应该是爷爷的一件深蓝色的“洋布”长衫，所谓洋布其实就是棉平布，只不过当时老百姓把一切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都冠一个“洋”字，比如把火柴叫做洋火，把煤油称作洋油等等。爷爷经常外出帮乡亲们办理诸如婚嫁等大事，所以很需要一件体面一些的衣服。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各个大队都成立有文艺宣传队，那时候大队里穷，根本没有能力为宣传队置办什么道具，所以我们村里的宣传队什么时候演《白毛女》，总要找我爷爷借他的长衫给“穆仁智”穿，但“穆仁智”后来是要被枪毙的，“枪声”一响，“穆仁智”就倒在舞台上，爷爷的宝贝长衫自然就沾满了尘土，爷爷自然是心疼的了不得，几次三番下来，爷爷终于忍不下去了，就让母亲把长衫改成其他衣服穿了。               

              一九七二年底，我高中即将毕业时正赶上征兵，村里负责这项工作的民兵营长是我一个远房的叔叔，我在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自己报了名，原来可能就是想跟着体检一次感到好玩，可是经过政审、体检，我各方面都符合要求，这时不得不给父母说了，我尽量吧事情说的简单一些，告诉母亲我去两年就回来了，父母基本同意我去当兵，因为那时候高考已经停了，即使不去当兵在高中毕业之后也只能回村里干农活，当时称作回乡知青。一切准备就绪，父母陪我到县城，换上新军装，身上换下来的衣物叫父母打包带回家，1972年12月18日，太康所有新兵在太康县党校院里（现在的城关镇第三中学）集合，接兵部队首长按着名单挨个点名走东过西，然后签字交接，新兵就交给接兵部队了，所有新兵分乘蒙着篷布的军用卡车往商丘火车站开发，后来知道在商丘乘火车一路西行至目的地嘉峪关市。临分别了之际，一向情绪稳定的母亲突然抱着我换下来的衣物大哭起来，我也一时忍不住泪流满面，还强装笑颜安慰母亲，别伤心，这是好事，我最快两年就回来了，同行的父亲和前院之海叔也不着的安慰母亲，母亲才慢慢止着哭泣。后来我转业回太康之后，曾问过父亲当时母亲为什么突然情绪大变以至于放声大哭，父亲回答我说：当时你母亲看到你换下来的衣服全是粗布衣衫时，一时心中难受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是的，母亲觉得儿子到了十七岁高中毕业去当兵了，身上还没有穿过一寸“洋布”，可能感到有点对不着儿子。但母亲为了儿女做出了多少奉献儿女们都记在心里，感恩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埋怨。

    母亲的家族老人都是长寿，母亲终年在村里干农活身体从没出过什么毛病，后来父亲得了心脏病，大家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到父亲的健康上，忽视了对母亲身体健康状况的关注，再加上当时农村医疗条件有限，平时也没有给父母亲做过健康体检什么的，这样在2009年中秋节这一天，母亲一早就到三弟家里去帮着剥玉米，至中午时分，随手在三弟院子里割了一把韭菜，说今天八月十五，中午包韭菜鸡蛋饺子吃，说完回到村东家里，坐在马扎上把韭菜收拾干净，这时才感到有些头晕，便躺在屋里外间床上稍作休息，这并没有引起父亲的注意，只说你歇会吧，我来收拾饺子馅。但就在十几分钟之后，母亲突然吐了起来，父亲急忙唤来村医，村医一看就说不好，便立即拨打120，把母亲送到县医院进行抢救。当时我在县广播电视局上班，接到电话后先一步赶到县医院，找到院长安排好做好抢救准备，待母亲被送到医院后经过详细检查，院长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说：大娘经检查确定是脑干出血，没法手术治疗，抢救下来，最好的结果是植物人，我出了办公室到外边説与父亲和赶来的众亲友们得知，大家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还是要进行全力抢救，以求万一。这样经过医院医护人员两天的全力抢救，母亲的病不但没有丝毫好转，各项生理指标每况愈下，在征得三个舅舅和父亲的同意之后，我们决定把母亲接回家已备后事。在路上，一位在县医院当护士长的亲戚照顾着母亲回到李楼，到家不久，母亲的各项生理特征迅速恶化，一个多小时过后，母亲便停止了呼吸，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