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从1938年至1946年这八年期间，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搬了六次家。这在解放前的北京，是个很普遍的现象。

1938年2月，我出生在北京市西城区小口袋胡同3号。这所小院子直到2000年，西城区公安局扩建时才被拆除。1954年至1956年，我在北京第三十五中学读高中时，几乎每天都要从这所院子门前经过。

不久，我们举家搬到和平门内后细瓦厂的八宝胡同（门牌记不清了）。这是一所前后两个院落的宅子。我们住在前院。后院（也是两院）住的是冯家。我们都叫他干爹。前院只有北房三间，东房一间是厨房，南面是满墙的爬墙虎，西面有一个月亮门通西院。弟弟纯正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记得在母亲坐月子期间，我们养的一只大公鸡，不知得了什么病死掉了，王大姑来家看望母亲和弟弟的时候，正赶上公鸡断气，大家都哭得很伤心。这只大公鸡遇到生人来家，会追着咬，专用嘴去啄生人的后脚跟，很厉害啦！当时是腊月天，天很冷，放了几天就冻了。后来还是把大公鸡炖了吃了。大公鸡很大，鸡肉满满一砂锅，端到桌子上，谁也不肯吃，围着一桌子的人又掉了眼泪。后来到底是吃了还是送给了冯家干爹就记不得了。

后来在这里还发生了一次偷盗事件，夜间贮藏室被撬开，丢了点儿东西，母亲决定搬家。

不久，我们举家搬到了后细瓦厂九号，离八宝胡同这个家只有三、四分钟的路程。新家的大门坐北朝南，高台阶。新家又是个前后院，我们住在前院九间南房。前院到后院只有两米宽（实际上前院只是个夹道）。后院住着房东，房东是个大家庭，子女都住在一起，但经常吵架。记得三姨夫妇从天津来北京看父母，有一天，三姨夫（赵汝蘅的父亲）刚从外面回来，走进前院还没进屋，正赶上后院的房东家人正在吵架，有个人从月亮门走出来，后院的一锅煮面汤便从院墙后泼了过来，正好泼在三姨夫身上。三姨夫是个很讲究穿戴的人，白皮鞋，一身白西服，黑色领带结，俨然一副绅士的模样。如今被一锅面汤泼了个正着，真是哭不得恼不得！

从后细瓦厂家出来向西走到胡同西口，路北是个水站。大皮带轮带动着抽水机，从地下打上来甘甜清凉的井水。当时，我已经在东绒线胡同小学上一年级了。每天中午上学时，总要喝点儿这又凉又甜的水。现在这个水厂早已关门了。

在这里又放生了一次偷盗事件。小偷躲在屋檐下，在月光下，窗户上便有个人影。住在前院西屋的男主人是个军人（记不得姓名了），马上朝人影开了一枪，小偷顿时被吓跑了。母亲决定再搬家。

从后细瓦厂又搬到了新平路。这是个坐北朝南的院子。我们住在南面的三间平房。这期间正值日本占领时期，父亲曾经带着全家去徐州修飞机场。我还记得在徐州的时候，我在河边的榆树上摞下来榆钱掺和在玉米面中蒸窝头。在徐州住了大概半年多才回到新平路的家。

不久，房东要卖房，我们举家又搬到了旧帘子胡同29号。这是所坐北朝南的前后院。我们住前院和后院的东、西房。后院的北房住着表叔陈汝辉、表婶鲍女士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陈汝辉1948年举家去了台湾，现改名陈喜中，1918年生，如果还活着也该93岁了。

记得每到夏季，都请人来搭天棚。在天棚下摆上藤椅和茶桌，又喝茶又聊天，真是美极了！

在胡同洞口是个日本人的住所。门口有条大狼狗，还有日本兵站岗。每天上学总要从这里经过，总是提心吊胆。此外，在29号的东边不远的一颗大树下，总是趴着一直似醒非醒的大狗，有时从它身边经过时，它突然站起来，冲你“汪汪”叫。还扑过来咬你，你若跑，它追得更凶。每到这时，只好站住，大喊“妈……！”可是，妈妈哪里听得到，只要哭一阵子在慢慢挪着走回家。

在这个家里，我第一次请家庭教师给我补习作文。这位女教师姓樊。总是穿着一身旗袍，一条白色的手帕掖在腋下的袖口处。看上去也有三十多岁。人很和气。每次作文经过她修改后，让我背下来。我只记得老师改后的一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改掉就是了！”我当时也不明白，这样的词句有什么惊人之处，以后作文也没有用上过！

在旧帘子胡同，让人最难忘的是家里养了一直老猫。由于老了，几天不吃不喝后死掉了。它生下了好几只小猫。老猫死后小猫一下子无依无靠，我和哥哥商量，把老猫埋在了胡同西边的一个小胡同里。这条小胡同出北口向西就是北京第三十一中的校门了（当时是崇德中学，是杨振宁教授的母校）。埋老猫的那天正下着小雨，我和哥哥一边挖坑一边哭，埋好了以后，又去看过不知多少次，生怕被狗偷吃了。

在这里，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天空中经常轰鸣作响，据说是美国B51型轰炸机掠空而过。

日本刚投降，社会秩序不是很好。有一次，母亲去旧鼓楼大街大不桥看姥姥和舅爷。回来的时候刚到家门口，打开手皮包准备付钱的时候，后边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抢过钱包就骑车向西去了。从此，母亲决定再搬家。

母亲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家里的开支全靠母亲。我们兄弟三人每年收到的压岁钱，都让母亲积攒起来了。到了1946年竟然换了两根金条。

日本投降后，原红光电影院的经理想卖掉自己的住房，母亲看中了他在西长安街74号的一所小四合院。用两根金条买下了这所真正属于方家的宅子。从此，也结束了租房和搬家的历史。

我还记得第一次陪母亲去看房，请父亲的老朋友冯经理把小院子翻修一下。工人们从各个房间搬出来的都是日本的“榻榻米”。上面布满了臭虫。工人们只好把这些“榻榻米”搬到小胡同，用火烧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翻修，一所有十间房，包括北房三间，东房两间，西房两间，南房一间，东南房一间和西南房一间。小四合院的面貌焕然一新。水泥甬道直通院子各个角落，正房前面的花坛都漆了彩画。东、西房是平顶，前面都画了油彩画，绿色的门窗和窗纱，东、西房的窗板全是红色的，真是美极了！

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十年。直到1996年，我才从这里搬出。然而，这五十年又是不平凡的五十年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