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里，保存着一套大型的民族资料群，这套资料群由8000余册、近两亿字的调查手稿，1.2万幅照片，7部40本电影胶片，800件文物古籍等文字、影像、实物组成。它们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组调查活动的成果之一，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当年曾经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以及资料整理、保护工作的齐廷槐，为我们讲述了这批资料背后并不平凡的故事。

　　齐廷槐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却在远离家乡的云南工作了一辈子。尽管已离开家乡几十年，老人口中还留着浓浓的山西乡音。50年前，在短暂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云南组的工作后，齐廷槐留在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后划归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一直从事党务与行政工作。

　　1958年初，齐廷槐所在的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拉祜语班正面临着毕业前的实习。1月，学校下发通知，说要将中央民族学院的拉祜语班与傣语班整个拉到云南搞语言实习。因为父亲曾是中学老师，有着丰富的史地知识，齐廷槐很早就从父亲那里了解到云南是个多民族共存、文化资源丰富的省份，也了解到云南相对落后与闭塞的交通状况。尽管如此，前往云南路途中的艰险，仍然让齐廷槐记忆犹新。

　　出发的日子临近了，同学们装备了简单的铺盖与洗换衣物，一人背着一个行李卷，从北京出发了。到了昆明后，傣语班与拉祜语班的同学兵分两路，傣语班被派到西双版纳实习，拉祜语班被派到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一带实习。从昆明到澜沧的路上不通火车，齐廷槐与同学们坐着烧木炭的汽车，走走停停，颠簸了5天才到澜沧。“在云南山区，常常发生泥石流塌方事故。有一次我们遇见一起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将整个路都冲塌了。汽车只好在断路前停下，全体人员下车，从泥石流坡上爬过，对面再来一辆车接上我们，继续前行。”齐廷槐回忆道。

　　实习结束后，云南各地又开始办扫盲学习班，两个实习班的同学全部留在当地，参与扫盲学习班的工作。1958年，全国人大民委提出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用一年时间完成编写、出版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的任务，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献礼。从9月开始，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在全国铺展开来，全国人大民委在1956年组织的8个调查组基础上，又增加了8个组。中央民族学院抽调了包括正在云南各地实习的中央民族学院100余名师生，赶赴昆明，进行短暂的休整与培训，准备投入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中。

　　齐廷槐回忆，当时云南调查组的组长是费孝通先生，调查组的具体领导工作则由侯方岳负责。此外，还有北京派来的林耀华、宋蜀华等著名民族学家负责各个分组的工作。齐廷槐先随德宏组到遮放进行调查，随后又到楚雄搞彝族调查。正逢全国开展大炼钢铁和大跃进运动，调查组与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大炼钢铁，晚上入户调查。有的老乡劳动了一天，晚上在调查时，说着说着就打起了瞌睡。

　　转眼，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艰苦、紧张的调查中过去了。1959年5月，学校要求拉祜语班与傣语班同学回北京补课学习、参加毕业考试。齐廷槐又赶回北京，作为一名实习学生参与的民族大调查生活，就此告一段落。  

　　1960年3月，齐廷槐毕业后再次回到云南。这次，他被分配到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主要负责所里的党务和行政工作。此后的十几年中，由于事务繁忙，齐廷槐虽没有机会再直接参加民族调查工作，但却始终参与、关注着民族调查资料的相关整理工作。

　　从1956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正式开展，一直到1964年调查工作结束，8年间，云南调查组积累了规模浩大的调查相关资料。这些调查资料如今保存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50年来鲜为人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宋绮曾详细地介绍了这些调查资料，并认为这种“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载体形态多样的民族调查成果群，十分罕见，极具价值”。其中仅手稿资料就达到8000余册，约两亿字。这些手稿资料成稿时间主要在1956年至1964年（少量资料形成于1950年至1955年）。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民族宗教、民族历史、民族族源、民族谱系、民族文物、民族风俗、社会经济、家庭婚姻、传统手工业、农业、民族文学、民族语言文字、民族识别、民族现状、民族人口、文教医药卫生、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各种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民族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过渡、民族地区各种相关统计资料、民族电影资料片的拍摄提纲和解说词等。此外，这个资料群中还收藏有1.2万幅照片，7部40本电影片，800件文物古籍等文字、影像、实物资料。

　　在“文革”期间，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资料，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时任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侯方岳是个老革命，1934年就在四川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侯方岳又先后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中共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作为长期致力于民族学研究的老一辈民族学家，侯老在民族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文革’期间，侯老遭受迫害，身陷囹圄，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依然惦记着这批资料的安危。”齐廷槐说。

　　调查组撤销后，相关资料都转到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当时的研究所在云南民族学院西院的一个小楼办公。“文革”后不久，侯方岳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为了保障侯方岳的安全，齐廷槐与其他“保侯派”将侯方岳转移到云南省军区。当时，云南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和一些年轻无知的学生到处散布言论，诬蔑这些调查资料为“四旧”，说要毁掉这些资料。“当时整个研究所的人为了保护这些资料，殚精竭虑，大家心想就是拼了命也不能让造反派闯进来。”齐廷槐回忆道。侯方岳被转移后不久，就托人捎口信给齐廷槐，询问调查资料的情况，并说可以找到军车将资料转移到省军区，以免资料被毁掉。齐廷槐考虑到，这批资料数量巨大，用军车运也要装好几车，在路上太显眼。况且，军区里情况也不是很好，运到军区也未必能保证安全。于是，齐廷槐将自己的想法又转达给侯方岳，并表示所里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这些资料。在昆明武斗最为激烈的时候，为了保护这些资料，齐廷槐一直住在研究所内。晚上，他独自睡在二楼资料室里，造反派打来打去的流弹，伴随着刺耳的声音划破了窗外的夜空。

　　“文革”结束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被归并到云南大学，资料也随之转到了云南大学。1980年云南省社科院成立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又被划并到云南社科院。那时云南社科院还没有办公地点，只在省委宣传部后面搭了个临时的办公棚，所有资料和人员还一直在云南大学。直到1985年云南社科院在气象路的院址建成，保存在云南大学的资料才全部搬回来。“这一大批资料虽几经辗转，但在几次的搬迁过程中都没有损失，绝大部分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也算是达成了侯方岳老所长和我们全体同仁的心愿。”齐廷槐欣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