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湖南鱼贩王培军喝农药自杀。此前，他与一辆三轮车发生刮擦事故，三轮车主跳车时致一名83岁老太摔倒。王培军在扶起老人后，将其送到医院检查，当时老太身体无恙。王培军妻子称之后他们被老太家属反复索赔，金额由数千元升至20万。但老太家属否认索赔20万。（8月9日《潇湘晨报》）

“鱼贩之死”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社会之殇。从2008年“彭宇案”到现在，类似事例不止一次的拷问道德、法律，但直到现在，“敢不敢扶起倒地的老人”仍令人心惊。

鱼贩王培军自杀之后，老太家属一方的沈某表示：“我很同情，但也觉得他太过脆弱。如果真遇到持刀威胁，应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利才对。”这样的表态令人无语，我们不禁要问，假如王培军不那么“脆弱”，而选择坚强的活着，又能怎么样呢？其实如果法律以及民事调节等可以方便、完善的解决问题，就绝不至于让一个好心的鱼贩选择自杀，其背后法律诉求的高成本与不便性，派出所等法律调节作用的苍白，加上社会道德力量的消退，才会让一个普通人面对索赔纠纷倍感无力。

面对无休止的反复索赔，面对这道德的风险，对于鱼贩而言，派出所的调节其实帮了“倒忙”。事后医院的信息显示，受伤老太因右侧第六根肋骨骨折住院12天，仅用了2900多元医药费。但是，第一次派出所的调节，鱼贩便已赔偿6500元，而后第二次派出所的调节，当事人又需赔偿6000元，甚至传说索赔额高到20万。那派出所调节时，是否实地确认了受伤老太的伤情、治疗所花的费用？罔顾事实的索赔，是否已构成敲诈？如果调节能够实事求是，根据事实，依据法律和基本的社会道德，那么决不至于出现无休止反复索赔的情况，鱼贩之死也就能够避免。

是的，遇到无法解决的纠纷，遇到持刀威胁，鱼贩王培军可以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利，但是对于一个勉强维持温饱的普通公民而言，走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其包括时间成本、诉讼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是相当高的，而且最后的结果还不一定胜诉，因此，走法律途径说起来简单，实际上门槛较高。国内又缺乏类似加拿大等国的小额法庭，可以简便和低廉的方式解决钱款或财产纠纷，所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类似“扶老太”的纠纷，并没有显著的“便民性”。

敬老扶老、相互谅解尊重本是公共道德的范畴，但是面对纠纷，道德已然无力；面对索赔，民事调节与诉诸法律当是正常的诉求渠道，但调节失效，诉诸法律成本高昂。那么即便他选择坚强的活着，除了赔偿之外，又如何畅通的解决纠纷、维护失落的道德感？在此，借鉴国外体现“便民原则”的小额法庭，简便、低廉的解决百姓纠纷，当是一解。

                                                                         来源：观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