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恋爱;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碚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相遇。经许地山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就没话说了。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她正在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仍能感觉到她的风度和优雅。我送给她父亲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开心地笑了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