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元勋潘鼎新

         半合才

潘鼎新（1884—1943），湖南省华容县三封寺镇松木桥人，1884年古历十月二十七日出生。潘鼎新本名祖义，学名潘毓，字竹溪，号祝一，又号平界。在日本留学时，将潘字拆开，取名米田三郎。

潘鼎新的祖父玉田先生，是清代同治年间例贡生，他曾设帐传经，教授乡里，当地名士大多出其门下，为梓里推崇。父亲善扬（1861—1889）先生行四，仅28岁即英年早逝。母殷氏守寡，含辛茹苦将儿子抚养成人。殷氏知书达理，精明能干，常援武穆、洪杨轶事指授鼎新。潘鼎新性英勇，善领悟，爱国忠义意识逐渐印入脑中。

玉田先生本来田土不多，善扬先生成家与兄长分爨以后，即以开饭铺和打豆腐为主业，生意兴旺。善扬先生去世以后，家里仍然经营旧业，家境还算不错。潘鼎新没有兄弟，殷氏遂集慈爱于其一身，勉力供潘鼎新上学读书。潘鼎新目睹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象，慨然以明经济世自励，在学习上非常认真。潘鼎新仪容俊美，聪明颖悟，又能发愤读书。因此甚得塾师和亲族长辈喜爱，本房宗族还曾提留祭祀公款对他予以经济资助。

1901年，湖南开始创办新学，年仅十六、七岁的潘鼎新便远离家乡前往长沙攻读新学。在省城学堂，潘鼎新眼界大开，进步很快。1905年2月，潘鼎新在华容参加县试（即华容县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他的一篇策论打动主考官李光偁（亦即华容知县），遂置为“案首”（即第一名），轰动全县。这年秋天，李光偁又聘请潘鼎新为华容明达高等小学堂教习。其时，学堂房屋正搞翻修，地方官绅包揽翻修工程却又拖延工期，迟迟不能正式上课，教习诸人议论纷纷。而家住宋家冲的刘某教习却曲意庇护官绅（刘某的父亲亦在县衙内做事，也属官绅)。潘鼎新在明达学堂里与刘某进行争辩时，由于气愤出手当众打了刘某一个耳光。其时，刘某自知理亏，没有当即滋事。

寒假回家，除夕之夜．刘某仗着自己姓大丁多，又有官绅撑腰，便吆喝宋家冲一带刘姓族众兴师围住松木桥小镇，指名要与潘鼎新打复架（当地人叫“复东风”)。潘氏虽然姓小，在松木桥一带也算聚族而居，丁壮亦有不少。加之小镇只有一条东西向街道，街道的两头均有门头，一旦把守，外人便不能轻易进入。所以双方一直对峙，直到深夜要“关财门”了，刘姓族众才自动撤离回去。根据家族一些明智长者的意见，当晚便派人将潘鼎新护送进了县城，要求知县李光偁给予保护。潘鼎新一到县城，刘姓也就无可奈何了。除了李光偁的爱惜人才之外，潘鼎新也算一个有“功名”身份的人，社会恶势力总不能策划“默吃”他。年节过后，为了回避刘姓继续滋事骚扰，根据李光偁的建议，1906年上学期，潘鼎新便不再留县教书，而是重又前往长沙继续读书。

潘鼎新于这年春天再来长沙，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便毅然抛开经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它一方面“在学堂里研习中外历史，操练枪法”，一方面“与禹之谟，焦达峰、陈嘉鼎、李燮和诸志士盟结生死，提倡革命，讨论进行”。这年冬天，刘道一在浏阳起义（即丙午年萍刘醴事件），潘鼎新也率领同志举兵响应。不久，刘道一失败，在长沙被害，潘鼎新也在浏阳三眼桥受到阻击，终因“众溃势孤不能持，乃化装乞丐逃脱。”

以后，潘鼎新东渡日本，据说又是李光偁为他弄到一个官费留学的名额去的。并在东京认识孙文、黄兴，正式加入同盟会。以后，孙文离日，将党务委交黄兴、胡汉民办理。同在日本的四川张伯祥、湖北刘公、孙武、江西邓文辉、湖南焦达峰等同志则倡言中国革命要从中部开花，并提出成立共进会，专事经营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潘鼎新就积极赞成，并且作为湖南代表之一，参加了在东京清风亭举行的共进会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共进会八大部的党务部长。

在日本，潘鼎新是作为官费留学生去的，他先入士官学校学习，以后他又加入大森体育会，专门研究战术，为投身革命做准备。

戊申年（1908），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朝政日非，国内风潮迭起，革命党人认为时机己到，纷纷回国进行活动。潘鼎新也于这年冬天奉孙文、刘公命令回国，往返湘鄂各地专办革命联合会事宜。己酉年（1909），革命党人内定的湖南省都督焦达峰又亲自委任潘鼎新为湖南省总参谋长兼第三镇统制，秘密派往岳州驻守，以联络两湖地区革命活动。这年秋天，潘鼎新的部属焦逸仙在华容罗家洲组织起事，事泄失败被擒杀，头颅悬到岳州府城上示众，清廷官兵大肆追捕革命党人。潘鼎新冒着被捕的危险，星夜潜到府城墙脚下挥泪告别故人，只身出走长沙。以后詹大悲、何海鸣等在汉口复兴《商务报》，潘鼎新又前往参与其事，一面利用舆论工具大力伸张民权，一面组织会党改编队伍。

庚戌年（1910）春天，长沙饥民抢米风潮兴起，焦达峰认为有机可乘，准备自领三千名会党成员从浏阳赶到长沙发难，特地致函湖北请求接应。潘鼎新在汉口得信即约黄申芗出面与武汉方面的同志会商举兵响应。并拟成立军政部以便统一调度。据统计，当时军界有同志千余人，非军界亦有会众万余人，均可供其指挥。于是，黄申芗派郭振寰通知京山刘英调人赴武胜关拆毁铁道，扼守北路要隘；又派黄金龙赴田家镇相机夺取炮台，专事防堵下游援敌；汉口方面则由潘鼎新、涂寿卿分别说明保商保教。布置既妥，湘事却已平静。焦达峰亦已终止行动。而在武昌，由于起运枪弹事泄，清方开始大事搜捕。风声十分紧急，涂寿卿遂向上海教会写介绍信，潘鼎新则解囊助资让黄申芗搭乘外国轮船出逃。这次，潘鼎新自己受到汉口商界掩护，终得藏身英国租界而脱险。

辛亥年（1911）春天，潘鼎新由汉口返回故乡，出任华容明达高等小学堂堂长。八月十九日（阳历10月10日)武昌首义，潘鼎新闻讯立即致函焦达峰，要求将逗留在长沙的黄荣派回华容，协助自己在故乡组织起事，以后长沙光复，岳州反正。潘鼎新即与黄荣联络焦逸仙会党余部二百余人成立革命义军，进攻华容县城，活捉知县乔联昌。宣布华容脱离满清政府，实行反正。接着他们又根据事先与焦达峰的约定，扩编义军为两营共720人出师增援长沙，以巩固新生的省府革命政权。不意长沙城内发生政变，刚刚上任十天的焦达峰、陈作新两都督同时遇难。华容义军亦在洞庭湖面受到清兵的顽强阻击，不能登岸。其时，华容义军已有一千余人。潘鼎新、黄荣遂将他们带到君山退守，大批船只就湾在君山后湖待命。但是，久困师疲，军心涣散，加之反动势力挑拨离间，人员起哄走失不少。后来，闻及汉口民军失利，武昌危急，潘鼎新又与黄荣将所剩二百七十名义军尽数开赴湖北，增援全国首义地区。这支义军由于枪械严重不足，到了武昌，最初编在湖北系统的混成一协输送第三标，后来又并入第四镇。先后转战多处，曾直接参加由黄兴指挥得汉阳保卫战役。

潘鼎新在武昌，先任军政府总监察处高等顾问，继任第七协参谋及执法官，又任第四镇一等参谋。南北和议告成。潘鼎新又曾出任过共和急进会及湖北同盟会干事。民国元年（1912）正月，刘公统军北伐。委任潘鼎新为北伐左军总执法长。但他行到汉川却因病没有北上。这年三月，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大总统。四月，潘鼎新奉黎元洪之命同湖北财政司长李作栋前往北京，向袁大总统报告湖北财政困难，申请中央补助，但所得甚微。

其时，袁世凯已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都督。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焦达峰、陈作新旧部，对湖南的形势深为不满。潘鼎新遂于这时从湖北返回湖南，同刘松衡部署对谭延闿进行斗争。他同刘松衡等组织“湖南公民联合会”，公开指责袁世凯“违反约法，破坏共和，遂其帝制自专之野心”。并积极筹划驱赶谭延闿，谋求湖南独立。不意“公民联合会”内部出事，刘松衡牺牲，潘鼎新也被通缉追捕。于是，潘鼎新便在巴陵潘碧林家避了一些日子，然后乘船去武汉，又顺流去南京。这时，何海鸣正奉孙文命令继黄兴再次宣布南京独立，自任讨袁总司令。潘鼎新到南京即投入何部，还一度出任过何的代理总参谋长。何海鸣是湖南人，何部的湘籍战士甚多，在此后的南京保卫战中，部队打得英勇顽强，伤亡也非常惨重。失败以后。潘鼎新也离开了南京。接着便流亡日本。

潘鼎新这次来到日本，受到了日本友人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其后。潘鼎新在日本一面进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一面写字作画募款接济革命同志。并且继续与孙文保持联系，潘鼎新这次逃亡日本未久，其妻周白云也前来日本，以后七年也在日本学习。

二次讨袁事起，潘鼎新又由日本回国。与蔡锷一起讨袁。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曾任潘鼎新陆军少将，并授予二等大绶嘉禾勋章。黎元洪离职，潘鼎新则转入报界。参加办《大陆报》和《泰晤士报》。潘鼎新在天津任《泰晤士报》华文版主笔时，曾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和全国和平统一协会。

民国十八年(1929)。由张继向蒋介石和白崇禧的推荐，潘鼎新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驻热河军特别党部政治部主任，还兼参谋长和热河省政府秘书长。其时，热河省长是汤玉麟，以后，在实行民主改革和整顿地方军队的过程中，潘鼎新遭到汤玉麟部下反诬，并以“通敌”罪名把他全家软禁在承德行宫。民国十九年，潘鼎新的次子紫香死于承德。民国二十年，潘鼎新的妻子周白云又死去。接着，潘鼎新和他的小儿志雄，又被改押于承德监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兵东北，占领沈阳，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直通关内，热河省的部队也向后方撤退。潘鼎新以前整军时组建起来的特务队受命负责掩护汤玉麟部队后撤，当特务队经过承德的时候，便派技术连陈连长将潘鼎新父子救出，但特务队也处于随时准备战斗的状态，不便随军携带，就将他们父子托付给当地商会照应，以后日本军队开进承德城内，商会的人不懂日语，请潘鼎新出来当翻译，恰巧进城的日本装甲兵司令百武的父亲，是潘鼎新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因此百武也很尊敬潘鼎新，潘鼎新也就要百武的日军不要杀害俘虏，不要扰民。并请他们在承德休息两天，好让撤退部队少受损失。不久，伪满部队开到承德，潘鼎新便化装和尚由密云返回北平。

潘鼎新一回到北平，就去军委会北平分会，找何应钦主任报告他们一家在承德的遭遇和他自己的冤情，何应钦故意避开关节问题，只说：“我并没有要他们把你关起来。”而已经撤退到天津的汤玉麟连忙赶到北平，假惺惺地登门向潘鼎新道歉，解释误会。并说要潘鼎新去天津继续相与共事，潘鼎新自然不肯吃他这一套。潘鼎新对国民党现实极度不满，决定不再出任任何军政职务，以后便在北池子自己家里杜门不出，一面读《易》，一面设帷供佛。民国二十三年，《亚洲民报》在北京创办，潘鼎新受报界朋友的邀请出任该报总编，还不时写点政治经济评价文章，每月百十块大洋，生计遂有着落。历尽劫难，悲痛家人之余，潘鼎新曾将他和他家人的遭遇情况撰成长文，在《亚洲民报》上予以披露。《亚洲民报》是军人商震出钱办的，商震自己很少来报社，报社机关一切具体事务都由社长料理。社长姓包，上海人。潘鼎新同包社长的感情甚好，每年新春，包社长总要带领他的妻子和他那高高矮矮十四个孩子上门给潘鼎新拜年。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爆发，随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潘鼎新在北平没有离城出走，起初，潘鼎新还在中南海西边胡同北新街报社机关上班，不久，北平日伪政府成立，汉奸潘裕贵接管报社，他也就不再上班了，又在家里杜门不出。日本人几次要他出来做事，他都称病拒绝。以后，潘鼎新又在家里设帷供佛，并且正式加入道院（道院又叫红十字会，牌子挂在宣武门里面），参与道院活动，经常出席景山一带地方的求神会，被人称为“佛爷”。其时，罗和罗活佛来北平，潘鼎新不仅自己与这个活佛往来，还要他的小儿志雄拜见过这位活佛。他供佛用的是佛帐，是真正寻求精神解脱。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忘却人事，先是“七七事变”二十九路军的实力较强，在南苑还打得很好，潘鼎新的老朋友耿继周在二十九军任参谋长，耿曾对潘鼎新说，他要把鬼子赶到山海关去，以后北平沦陷，二十九军撤退，耿又进城向潘辞行，要潘为他照护家属，说他们还要打回来的，潘即骂他吹牛不兑现。日军占领北平以后，耿的儿子留在城里，潘即给他盘费要他赶快出城，说：“这里不是年轻人吊的地方。”以后，耿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潘鼎新还托付朋友舒松森，把自己身边唯一的小儿子志雄带往江南参军抗日。吴佩孚到北平，曾拜访潘鼎新，潘便叮嘱他“切不可给日本人做事”。潘鼎新留居沦陷后的北平，没有给日本人做事，没有固定收入。时间久了，生计受到威胁，他一方面将自己在北池子的大屋卖掉换成三眼井的小屋，抽出钱来过生活，一方面刻苦度日，白面买不到就买混合面，混合面买不到就干脆吃豆渣白菜头，日本人见怎么也不能使潘鼎新就范。就由宪兵出面，以通敌罪名将他逮捕，进行折磨，一个月后从日本宪兵队出来，潘鼎新便已精神失常，他几次拿出自己从前使用过的指挥配刀到街上去，看见日本兵就追赶，声言要同他们拚杀，当地日本警官又命人将潘鼎新送到地坛精神病院，给他打针用电刑，从精神病院回来，潘鼎新已遍体鳞伤，不到一个月就寂寞死去。直到抗战胜利，小儿子志雄复原回家，才知道父亲早已去世。据邻居李宝昌回忆，潘鼎新死于民国三十二年某月，享年五十九岁，葬于德胜门外地兴店。

潘鼎新原配许氏，许氏生作圣、紫香，一直住在松木桥。紫香曾任热河省宪兵团团长兼汽车站站长，无嗣。作圣，民国元年在松木桥办过小学，以后病死。作圣生格林，格林生海文，海文生为诚。海文、为诚现住松木桥，家里早些年仍然开饭铺打豆腐。民国元年春天，潘鼎新在武昌又与周白云结婚。其时，周在武昌师范任教习，也是革命党人，搞妇女工作，曾亲自参加制作炸弹，谋刺清吏。周祖籍湖南，客居汉口，家里比较殷富。民国二十三年她父亲还住在汉口统一街三十一号，现今潘姓后人已与周家失去联系，周氏生志雄，志雄生潘杰，志雄早年毕业于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以后从事泥塑工作，现已去世。潘杰在北京电子配件厂工作，仍居北京东城区景山东街三眼井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