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的灵堂设在温岭市殡仪馆。11月9日，追思会开始前，一位温岭当地的女牧师主持了简短的宗教仪式。林希翎的老家人，从她的三妹到素未谋面的子孙辈，也都赶来参加。

　　她的遗像悬挂在灵堂的中央：一位端庄的灰发老妇，面相开阔，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又隐含着一股痛苦的自嘲。这种姿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如坟头那张摄于60多年前的老照片。当时她还是个小丫头，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解放帽，盖住扎成两个小辫的乌发，拗拗的。

　　尽管20多年来，林希翎远隔重洋杳无音讯，她的亲人们至今还难以忘记50多年前那场浩劫的创痛。

　　与林希翎颇有几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现在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这个短发健硕的村妇，噙着泪，望着二姐的遗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满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牵连，一家人在劫难逃。母亲林静枝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没能继续上书，只能在农村当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头。“我们的娘苦头吃足，温岭一搞批斗，就拿她当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万，台上汉子揪她头发，头一抬起来，就压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忆早些年过世的母亲，眼泪早已哭干。

　　1957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念四年级的林希翎，响应“大鸣大放”政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6次演讲，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不平，大胆直言“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

　　她的话在学生当中引发激烈反响，一时成为“勇敢的化身”。1957年6月，林希翎被批为“学生右派领袖”。当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号召人大学生“揭发林希翎及其同党的反动言行”。短短一个月里，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1959年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开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几个月释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华武义农机厂，并与该厂技术员楼洪钟成婚。两年后，一听说邓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只身上北京见“邓大人”。结果，撞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枪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兴奋地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年3月，林希翎不顾亲人的反对，买了一张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灵堂外，花圈布满了走廊，有人送来了挽联：“青史刺玫瑰”、“数一时刚烈，看林家二姐”。

　　遗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紧嘴角愁楚不己。见此，林希翎的儿子楼信达，来到三姨面前，深鞠一躬，安慰说：“三姨，不用怕。万一有什么事，也不要觉得丢脸。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她会带给你们光荣。温岭是个小地方，她也会给故土带来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