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医生的人生历程

       ——回忆我的父亲和祖父

2009年10月，我的父亲贾树华医生走完了他88载的人生里程，安详地离去了。在痛失父亲的日子里，慈父的音容宛在，往事萦怀，父亲和祖父——两代医生的人生际遇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医院后院的“贾公馆”

祖父贾连元博士，1897年3月27日出生于辽宁法库县，1918年考入南满医学堂，1923年南满医学堂毕业留校任助教、讲师。祖母阎式舆，比祖父小一岁，中学毕业。1929年，祖父应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教务长李希珍邀请，与同窗张柏岩等一起来到哈尔滨，任东三省特别区市立医院内科主任兼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内科学、精神病学教授。1931年5月任哈尔滨市立医院院长，兼任内科主任及化验所所长。1934年3月至1941年6月任哈尔滨市立精神病院院长等职。1941年6月祖父贾连元辞职去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发表了关于中国传统精神疗法治疗精神病的论文，1944年获日本厚生省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哈尔滨市付家甸诊所所长。

1945年光复后，他与张柏岩等自发组织了卫生系统维持会，组织医护人员保护医院，开展医疗工作，1945年至1946年出任哈尔滨市临时政府的卫生局长兼哈尔滨市第一医院院长。1946年4月哈尔滨解放后，先后担任松江省卫生处处长、松江省立医院院长、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院长。1952年任哈尔滨市工人医院院长等职。1947年同张柏岩一起为防止鼠疫在哈尔滨蔓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九三学社哈尔滨分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曾当选哈尔滨市第二、三、四届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哈尔滨分社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哈尔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理事等社会和学术职务。

医院后院的“贾公馆”

来到哈尔滨后，祖父一家居住在时任院长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后院的一座平房（现南岗区一曼街哈医大一院址）。祖父是一位名医，在社会上声望很高，他的住宅被人称作“贾公馆”。记得父亲讲过，幼年时在家中接到电话，对方总会说，“是贾公馆吗？”。就在这座“公馆”，年幼的父亲目睹了哈尔滨沦陷的情景。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2月初的一天，父亲听到了远方传来密集的枪声，他与同院的小伙伴好奇地在大院门口张望，不到两个小时，有许多担架抬进医院，父亲清晰记得躺在担架上的人身上的鲜血和痛苦的表情。不久后的一天深夜，父亲在睡梦中被惊醒，一队日本兵正在家中到处搜查。后来父亲才明白，祖父的医院掩护、救治了一批保卫哈尔滨负伤的抗日官兵。哈尔滨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到医院搜捕抗日部队伤员。当时祖父操着流利的日语沉着地与日本兵周旋，日本兵一无所获，悻悻而去。后来祖父组织医护人员秘密将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这惊险的一幕，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记，终生不能忘怀，直到晚年还经常给子女们讲述。

洋房与诊所

30年代祖父在马家沟河畔同兴街苏联人处购买了一花园式洋房，院落中栽满大片草本鲜花，百年果树、葡萄藤，室内格局基本上保留原貌，厨房还保留着带烤箱和铸铁炉门的俄式炉灶。当时祖父一大家人住在那里，还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此房现为祖父后辈居住。前两年政府对马家沟河畔进行改造，为保留这座城市历史的人文景观和纪念哈尔滨历史名人，将祖父遗留的这座花园洋房及周边的两座相似建筑保留了下来。

在当时缺医少药的年代，年近五旬的祖父为更方便病人就医，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于1946年在哈尔滨道里区地段街开办了闻名遐迩的“贾氏诊疗所”，1953年至1957“贾氏诊疗所”迁至道里区东风街8号（现中央商城址），之后祖父和祖母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当时母亲、大姑、二婶都在诊所工作，每天下午开诊，祖父利用晚上和休息日出诊。哈尔滨流行霍乱期间，晚上8点看病的人还排着长队，祖父对病人热情仔细，对于生活困难的病人还经常减免医药费。后来，我也经常听老哈尔滨人讲，这所“贾氏诊所”在当时年代很有知名度。还有一些哈尔滨老医学专家分析认为，在当时我国医学还较落后的情况下 ，祖父医术高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精通多国外语，博览国内外书刊，四次东渡日本进行学习和学术交流，大量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记得小时候，家里就有一个白色玻璃柜，里面装满了药品和医疗器械，院里邻居有人生病了，父母就从里面拿出药品和器械去出诊。记得印象较深的一次是有个邻居小孩哮喘厉害，吃了好多药不见效，母亲回来和父亲商量，给他用了白色玻璃柜里保存的日本药，吃了后病就好了。后来听母亲说这里面的药，好多都是祖父开诊所时留下来的，很好使。我当时还想，这药放这么久了还这么灵。这个白色玻璃柜在父母心理一直占有很重的位置，一直都不让我们孩子去碰它，这个白色玻璃柜也跟了他们一辈子。

逆境中的两代医生

父亲、祖父同样性格开朗、达观，即便身处逆境也不怨天尤人，他们在动乱年代的遭遇便可见一斑。

“文革”期间任哈尔滨市工人医院院长的祖父先是被剥夺了工作，而后数千册珍贵的藏书被造反派抄走。这对嗜书如命的祖父是致命的打击。祖父从此好像失去魂魄。“文革”中祖父的住宅被安排进一户姓刘的人家——一对年轻的工人夫妇和他们的一双儿女。同处一个屋檐下的两家人，日久生情，这对纯朴的夫妇主动承担起照顾年迈祖父、祖母的日常起居。相处的如同一家。直到他们搬走还一直保持亲属之间的感情，完全出乎造反派实行“专政”的初衷。更为可喜的是，这个家庭的儿子与祖父相处多年，情同祖孙，在这位手不释卷的老人的熏染下立志学医。恢复高考后，这个孩子以优异成绩考入医学院，现在北京一所大医院作医生。

在黑龙江省医院任儿科主任的父亲“文革”中同样在劫难逃，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一年多，后下放到五常县向阳乡。那里是林区，交通闭塞，缺医少药，省城大医院名医当然受到欢迎。父亲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环境，精心为老乡诊疗疾病，救治了好几例危重患儿，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尊敬。后来乡里要求县领导给父亲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县长表示，他的工资比我还高，养不起。言外之意耐人寻味。

三年多的下放生活，父亲与当地老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落实政策后，父亲返回省医院。乡亲们的亲友生病了，就会来省城找他们的老朋友贾大夫诊治。父母每次都热情地招待，安排食宿，帮助他们解决病痛的困扰。

  多才多艺的父子俩

祖父学识渊博，通晓英、日、德、俄四国语言，父亲通晓日、英两国语言。祖父谙熟内科、儿科、精神科、传染科等多门类医学知识。祖父的最大爱好就是读书。少年时我曾与祖父祖母在一起生活过一年多，每当家人入睡时，祖父书房的灯光仍然明亮，早晨起床时，还会看到祖父在书房伏案阅读。祖父晨起读书的习惯坚持一生，每天晨起读外文书刊一小时，然后再去上班。在孩提时代的印象中，祖父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祖母也非常爱看书，靠墙的床边堆满了书籍，大多是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当时七十多岁的祖母还躺在床上津津有味地在看繁体字竖版的《红楼梦》，她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看书中度过的。

祖父和父亲两人有着共同的爱好就是摄影和滑冰，父亲青年时代曾获得市花样滑冰业余男子组冠军。父亲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小提琴拉的特别动听，家里有一把德国小提琴，我记事后听到父亲拉得最多的曲子就是《白毛女》，夏天每当父亲拉琴时，动听的琴声就会吸引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和人们围着窗户聆听。父亲酷爱摄影艺术一直延续到老年。家里保留了近两千张照片，大部分都为父亲所拍摄。为了赶上数码时代的潮流，84岁高龄的父亲让我和丈夫陪他买了一台数千元的半专业数码相机，爱不释手，走哪带哪。祖父和父亲最喜欢照相的地方就是江沿。父亲80高龄后我和爱人节假日经常开车带他去江沿或花鸟鱼市场，特别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到了江沿都会望着滔滔江水。浮想往事，不忍离去。每年春暖花开后还带他到近郊如松峰山，帽儿山、红星水库、呼兰、阿成转转，05年8月还带父亲去了辽宁、吉林省旅游。特别是父亲回到他阔别七十七年的故土沈阳，来到故居附近的北陵公园大门，激动不已，思绪万千，儿时的记忆又浮现在眼前，他用相机记录了近八十年的历史变迁。尽管父亲过去也曾去过很多地方，但这次出行却让他印象深刻，经常挂在嘴边。还经常将影集拿出来看看。省医院老干部科每次组织活动，他都不忘带上心爱的照相机。还经常给到家看望他的亲属、朋友，邻居照相，并用孙子给他买的洗相机自己洗出来送给他们。他的作品入编《中国老年书画摄影艺术全集》多张，并在全国《感动人生》老年人征文大赛中获二等奖。

                   两代人珍藏的一部书

“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展厅中，陈列着一部德文原版书籍——《满洲肺鼠疫大流行纪实》，引起参观者极大的兴趣。这部上世纪20年代德国汉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历经80余年岁月沧桑，封面虽已微微泛黄，但书中160幅插图仍清晰如初。该书忠实地记录了东三省两次肺鼠疫大流行期间（1910-1911；1920-1921）那些撼人心魄的场面。

该书有一段对伍连德博士的评价，写道：“1910/1911，1921肺鼠

疫流行于满州，哈尔滨市是重灾区，当时有名中国医生叫伍连德，他是民族的好儿子，他生活在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在疫区有秩序地组织许多人预防、隔离、医疗和科研，他做了很多工作，人民感谢他。他使人民知道了疫情的来源，病因和传染途径。在那悲惨的日子里，人们非常信任他，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一心一意为防病救人，并深入病人中间，把自己交给了“上帝”。又写道：“伍氏从北京高等学府引进了摄影技术，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照片，他的医院设在傅家甸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隔离所，用白墙围着。我爱人是一个中国人，叫李淑珍，是一名演员，就死于肺鼠疫。当时每天有百余具尸体被火化……”。书中多处提到伍博士的功绩，还描述了当时悲惨的情景，写道有的全家都死光了无人收尸，只有猫狗不离主人，饿时啃着主人僵冻的尸体……。

1930年，祖父又开始学习德文，“九一八”事变前后祖父的德国

家教将此书赠送给了他，祖父阅读后，深知此书的学术水准和史料价值，他珍藏了几十年，“文革”中祖父书房大部分书籍被造反派抄走，这本书却被他精心保存了下来。直到晚年才郑重地将此书交给了我的父亲。父亲可能因在大学二年级时，曾参加过伪满新京（长春）农安等地防鼠疫工作，所以对防鼠疫工作印象很深，因而产生了整理这本书的念头。父亲于上世纪80年代在繁忙的临床、科研工作之余翻译此书。为了加快译书速度，父亲请科室另一位精通德文的同仁陈德芳医师参加，历时数年终于将此书译成中文。中华医学会已故张本同学和哈医大原医史教研室姒元翼主任支持出版这本书，但是，完稿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曾有人要花大价钱购买这部书和翻译的书稿，父亲不为金钱所动，他说这部书最好的归宿是把她放在纪念馆里，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学习伍连德的精神。记得父亲曾讲过：“鼠疫当时是非常的可怕。伍连德博士勇敢的受命于晚清政府，担当起北满重灾区哈尔滨的防肺鼠疫工作，成立了鼠疫医院，深入疫区，控制交通，火化尸体，采取隔离措施。他经常奔赴现场，化验尸体，研究疫情，研究带菌疫鼠，断绝疫情来源，断绝传播途径，昼夜不眠。并将病死率100%的肺鼠疫不到4-5的月时间得到了控制。当时约为40万人的城市就因肺鼠疫死亡差不多6万人。”伍连德博士挽救了一座新兴城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伍连德的一生是为医学卫生事业奋斗的一生，建立伍连德纪念馆就是要弘扬伍连德博士爱国、敬业、崇高的献身于医学事业的精神。学习他勤奋治学，刻苦钻研，不断进取，不畏艰险，奋不顾身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多么期盼伍连德纪念馆早日建成。

终于在2007年 6 月这部两代人珍藏了75年、出版了83年的书籍和翻译出来的全部书稿由我的父亲亲手将它捐献给了伍连德纪念馆，实现了两代医生的宿愿。正如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著名心血管专家、伍连德纪念馆理事长傅士英教授所说：“这部珍贵的文献得以和大家见面并永远保存在这里，应归功于贾树华同志多年的精心保存和无私奉献！”

三代从医   子承父业

祖父家中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大哥贾连仲，二哥贾连三，大妹妹夏贾氏，小妹妹潘贾氏。祖父的所有子女都继承了父亲所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事业，配偶也都从事医药卫生工作。祖父兄妹的子女大都受祖父的影响学医从医，走上了救死扶伤的道路。大哥贾连仲的大儿子贾树屏和二儿子贾树藩均毕业于南满医学堂，成为儿科专家和眼科专家。二哥贾连三的六个女儿中有四人学医。大妹妹夏贾氏的外孙子韩向阳受舅老爷的影响最大，他上了十个月的抚顺矿业学院，又弃工改医，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成为全国著名的妇产科和计划生育专家。小妹妹潘贾氏的女儿潘络书的女婿陈凤竹为海拉尔市卫生局长。

我们第三代中，贾树屏大爷的三个女儿都于“文革”前毕业于医科大学。50年代以后出生的，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招，大多都响应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上山下乡。我们家1968年哥哥德玉和1969年大姐雨虹相继到兵团插队。我1973年有幸由哈三中参军到北京，家里只剩下二姐雪虹。她符合了留城条件才没有下乡，又考入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当了一名解说员。后来提升为副馆长，后又被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引进为副园长，举家搬往上海。

70年代后期知识青年开始返城，哥哥和大姐从兵团返城回哈工作。大姐在兵团学医，回哈后安排在医院工作。其他第三代的亲属大多和我们一样，也同样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未能圆上医学博士、硕士的梦想。但还是有为数不少的人继续沿着祖辈、父辈的足迹从事着救死扶伤的神圣事业。他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很多人都晋升到副高级以上职称，成为部门的负责人。我相信，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第三代中会有很多人读到硕士和博士，还会出很多和祖父、父亲一样的医学专家。医学世家的辉煌历史会更灿烂深远。

 “医学世家”的宝贵遗产

祖父早年接受了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他不断学习和掌握国内外医学动态，吸取和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成为一名医学专家。工作几十年来，从未脱离临床，致力于精神病学和传染病学研究40余年，在医疗实践中颇有建树，成就卓著，提出对一氧化碳中毒、肠原性青紫症及克山病治疗上应用大剂量维生素C的主张。对精神病、癍疹伤寒、霍乱、鼠疫的防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巫医与邪病研究》，《哈尔滨癍疹伤寒防治的研究》、《哈尔滨霍乱防治的研究》、《哈尔滨鼠疫防治的研究》等论著，发表在《满洲医学》杂志上。为医学研究留下宝贵资料，填补了我国传染病防治理论和实践上的空白。

1926年9月伍连德博士创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当地慈善机构在西马家沟（现中山路）成立残废病院，主要收治精神病人及慢性残疾病人。那时起哈尔滨就有了精神病专科医院。经过发展建设，1934年7月医院改称为哈尔滨市立精神病院。祖父贾连元任命为院长。据了解，东北地区在全国较早就建立了精神病医疗机构，因而目前东北的精神卫生工作也走在全国的前列。可以说在哈尔滨精神病学发展史上祖父堪称其为重要人物。

1946年8月，哈尔滨爆发霍乱、鼠疫，鉴于严峻的防疫形势，东北民主联军集合原有军医力量，将位于南岗区邮政街与一曼街间的伪满赤医院改组为东北军区哈尔滨市卫戍医院（哈医大附属医院前身），并接管了哈尔滨市立医院，改称其为哈尔滨特别市立第一医院。

1947年，哈尔滨鼠疫加剧，依靠东北军区哈尔滨市卫戍医院已经不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鉴于哈尔滨市立医院在内科特别是妇科、传染科见长，市长刘成栋大胆启用哈尔滨市立医院原院长贾连元博士，让他继续担任哈尔滨特别市立第一医院院长。祖父临危受命，具体负责防疫工作，并让医院为哈尔滨全市的公共企业附属单位职工免费治疗伤病。祖父当时积极组织领导了哈尔滨防治工作，建立隔离病院，采用高渗盐水补液救治病人，收治霍乱病人167 人，死亡仅97 人，全市接受疫苗注射者11000 人，有效地控制了烈性传染病的流行。有关资料写到，传染病出现后，哈尔滨市政府“由于反应及时，用人得法，此次鼠疫被迅速平息。”这充分说明了祖父对哈尔滨历史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至今仍然被本地市民所铭记。

1956年，在哈尔滨市委统战部的支持帮助下，祖父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朱物华教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刘恢先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兽医研究所胡祥壁研究员等共同发起筹建九三学社哈尔滨分社。1957年初，社员达120人，三分之二为医务界高中级知识分子，在祖父的影响下，或直接介绍自愿加入的就有数十人。1957年1月27日召开第一次社员大会，祖父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并连任数届。

1972年冬，哈尔滨某工厂30余名工人患无名热，祖父当时74岁的高龄，他不辞辛苦，冒着严寒，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连续半个月每天下午去工厂检查病人，终于在防疫部门的配合下从一批羊毛原料中查出布氏杆菌，查清了病原，进行了特异性治疗，保障了广大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工厂的生产。

1975年7月15日祖父因胃癌转移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他在病危时留下“当我死后，将尸体解剖，查明原因，以利后人”的遗嘱。他用行动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祖国医学事业。

父亲1942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后，一直从事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1948年7月在松江省医院内科工作，1956年转入黑龙江省医院，本应继续从事内科临床与研究，但是医院领导将创建省医院儿科的重任交给了时年34岁的父亲。医院派父亲去广州中山医学院进修一年，师从著名儿科学专家钟士藩教授（钟南山院士的父亲）当时有“南钟北高”之说。钟当时指的就是广州的钟士藩教授，高指的是上海的高镜朗教授。

学习归来后父亲开始组建省医院儿科，学科队伍建设不断发展壮大，医疗学术水平在全省很具影响。

父亲60年代对儿童保健及结核病有深入的研究及论著。1964年于国内《中华儿科杂志》最早发表了在国际上尚存争议的先天性佝偻病是否存在的调查报告，为该病的研究和妊娠期预防提供了依据。因而列人20世纪医学首创者的行列。还发表了《小儿肺门淋巴结核治疗问题》。并参加了“省文教群英会”获奖章。同年赴京学习，有幸于中南海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及留影为念。“文革”后父亲为了把耽误的10年时间夺回来，积极开展科研工作。70年代对小儿病毒感染疾病和小儿免疫性疾病有深刻的研究及论著。率先建立了儿科临床病毒免疫实验室，为我省小儿病毒性脑炎的病原学提供了依据。1978年，在省内首先发现川崎病，并及时发表。80年代初开始领导全科着重对小儿难治性肾病治疗方案的研究，对小儿肾病的防治有系列论著发表于国内外刊物上。先后于全国专业组会议上报告了《庆大霉素肾毒性临床及药物动力学的工作报告》、《小儿狼疮肾炎》、《435例小儿肾病综合征5--10年随访》等。1990年在亚太地区国际肾病学会和1992年在耶路撒冷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交流了《小儿狼疮肾炎》、《应用潘生丁预防紫癜肾炎的研究》、《435例小儿肾病综合征5--10年随访及紫癜肾炎的研究》。其中《应用潘生丁预防紫癜肾炎的研究》发表于国外刊物，又于《国外医学文摘》引入国内，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临床，并在上海高级儿科医师免疫学习班中被引用，取得了肯定性的成果。1990年率先在省内进行了川崎流行病学调查，回顾和总结了12年来发病情况和致病因素分析，深得该病发现者日本川崎富作的好评。该项工作于1993年第11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上报告。他常年坚持临床和临床科研工作，一生埋头于儿科事业。撰写论文百余篇，其中于国内外发表优秀或获奖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有《小儿难治性疾病》、《小儿保健学》的免疫病部分。译著有《临床释疑》，《小儿病毒性疾病》；译文有《单克隆抗体》等多篇。两次获省科技进步奖，一次获省自然科学奖。名列《黑龙江当代名医1》、《中国当代名医列传》等辞书，被入编新华社主编的《求医寻诊》一书。1980年8月，父亲作为我省首届中日友好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考察访问，在日本多所大学讲授中国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小儿感染性休克，深受日本学者的好评。归国后陆续在日本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有《应用654Z加环磷酰胺治疗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小儿粘多糖病》、《中国应用654₂治疗感染性休克》、《中国小儿红斑性狼疮的临床特征》、《溶血性尿毒症》等十几篇学术论文，受到国际儿科学界关注和认可。他一直和日本齐滕大直、川崎富作等几位著名医学专家保持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他还担任了四届“中华儿科杂志”的编委，为国际小儿肾脏学会（IPNA）会员，全国儿肾学组成员（仅7名成员之一），省科委顾问，省晋级评委。1979年全国恢复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后，一直担任省儿科专业技术职称晋升评审组组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为我省颇具影响力的儿科学奠基人、带头人。

祖父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作为一名从旧社会过来的医生，他们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变迁，看到了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建国后祖父当选为哈尔滨市政协副主席，积极参政议政，并代表哈市医学界访问苏联、朝鲜等友好国家。

父亲80年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父亲在医学事业上的突出表现，获得诸多荣誉，1960年出席黑龙江省文教群英会，同年，赴京学习，有幸于中南海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及留影为念。曾为省医院民盟支部负责人，省政协委员。1985年评为省卫生厅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两次评为省少年儿童工作先进工作者。四次被评为省直机关合理化建议活动积极分子。

父亲与祖父两代人终生从医，治愈患者难以计数，各自在医学临床与研究领域取得不凡业绩，成为有国际影响的临床医学专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赏。他们行医、治学的人生轨迹，承载着两代人的努力与追求，是留给后代的一笔无价财富，足以供子孙后辈享用终生。

     大医精诚。父亲秉承祖父家风，他们一生淡泊名利、刻苦勤奋学习，孜孜不倦地钻研，勤恳努力地工作，终身不息地奋斗，将全部追求和热情都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为我省医学事业的发展和新中国医学事业的振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对中国医学事业的执著，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为后世从医者树立了正确的人生榜样，永远激励着医学界后来者奋力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