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舜寿在育人用才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工程设计单位需要有“常规上的快手（能手）和关键上的专家”。前者是指一般工程师，是常规计算分析的快手和打样画图的能手，在设计工作中，能做到“老马识途”；后者是指关键理论和课题研究的专家，在理论发掘和应用上有较深的造诣，在确定方案时能拍板定案。他培养人才，坚持“优选培养法”和“自然淘汰法”，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用人上，他任人唯贤，只要对国家事业有利，他敢于坚持真理，为科技人员说话。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许多技术干部蒙受不白之冤，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划为右派。作为室主任设计师的徐舜寿，看到党的事业受到损失深感痛心。

 　　徐舜寿对祖国的航空事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总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向领导直言相谏，为领导当好参谋。即使遇有不同意见，他也直言不讳，据理力争，从不随波逐流。在飞机设计室成立不久，他就遵循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向国家提出自行设计初、中级教练机的建议；在“大跃进”中，让他组织设计超音速战斗机时，他从实际出发，直言劝阻；航空研究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成立不久，他出于对自行设计超音速歼击机的强烈愿望，同黄志千等人联名上书，提出在仿制和学习米格-21飞机图纸、资料之后，从1962年开始，以米格-21为原准机，设计一架马赫数2.2或2.3的歼击机的建议。他在关键时刻和重大技术上提出的这些有预见的建议，均被实践检验所证明是正确的。

 　　徐舜寿工作勤奋，思维敏捷，富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同事们评价他“思维清晰，作风细致”，“具有出众的才能和善于抓住要领的本领”；“在技术上有远见卓识”，在工作上“不搞繁文缛节，倡导讲求实效的科学作风”；他“迥异于一些沾沾自喜、固步自封的庸人”，“他是把各个专门领域的专业知识编织在一个飞机机型内，完成一个‘系统工程’的人物”。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当得知有部分年轻工程技术人员被牵累时，徐舜寿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地表示，这么多年轻人，有些是刚从大专院校毕业的，或毕业后不到一二年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须要认真考虑的。认为这些人说话偏激，至多是思想方法问题。坚决反对把一批离校不久的学生划为右派，使飞机设计事业免于瘫痪。设计室在他的带领下，从1958年开始不到两年时间，就设计出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飞机。而徐舜寿却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遭到批判，被彻销党支部委员职务。

　　设计室在徐舜寿带领下，以后又相继成功地设计出国产活塞式和喷气式教练机、轰炸机和运输机。他曾任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空航天部603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全国狂热地追求高速度，使航空工业遭到很大的损失，徐舜寿出于对工作负责，对上级下达脱离我国工业基础实际的飞机设计指标表示忧虑和反对，而被指控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受到大会批判，被迫停止了工作。1961年，党终于给他平反。

 　　十年浩劫中，已担任飞机设计所技术所长的徐舜寿，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戴上“三反分子”帽子。在恶劣的处境下，他依然热爱党，相信党，利用空闲时间，孜孜不倦钻研大量外国有关航空设计的科技书籍。在他的影响下，所内读书蔚然成风，飞机设计理论水平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迅速提高，培养了一批飞机设计专家，并经过短短几年努力，就设计出高空高速歼击机。而徐舜寿累遭残酷批斗，于1968年被迫害至死，终年51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航空界人士都深深怀念他，徐舜寿的名字已列入《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一书的光荣榜，并已编人新中国的《航空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