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振儒大学毕业后，到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助理，进行水生植物群落的研究工作。１９３０年到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李继侗教授主讲植物生态学课的助教。此外，他还开设植物生理学及植物形态学实验课，并从事淡水藻类的研究。１９３５年他被广西大学理学院聘为讲师，讲授植物学、植物形态学及植物分类学等课程，并为农学院开设过植物生理学课。除了进行教学以外，他在科研上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先后写了《广西植物名录》、《研究广西植物刍议》、《藻类研究的历史》等多篇论文。并跋涉大瑶山区，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为以后的学习、教学与科研打下了初步基础。１９３９年７月回国后，被马君武先生聘为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并兼任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主任。继而出任森林系主任，并于１９４３年担任广西大学农学院院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汪振儒克服了教学、科研与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压力，坚持工作，对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历年所采集的植物标本进行了整理与鉴定，撰写了《广西种子植物名录》。抗战胜利后，汪振儒被聘为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森林系主任。他在教学的同时进行了一些科研工作。曾在北大农学院校址周围，进行土壤等立地条件调查。１９４７年当胡先骕、郑万钧在中国发现活化石水杉的论文发表后，汪振儒从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胡先骕处得到水杉树种子，在董世仁协助下作了水杉种子发育的试验，并撰写了《水杉种子及幼苗发育观察》的论文，对进一步了解水杉的造林性质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汪振儒被调到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任教。１９５１年，他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了一年。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汪振儒被调到北京林学院工作。

    汪振儒在北京林学院，除了肩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外，还亲自讲授植物生理学课程，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林业专业适用的《植物生理学讲义》。在此基础上逐步增添新的内容，正式出版了《植物生理学》教材，为全国林业院校所采用，影响深远。５０年代末汪振儒与他人合作发表了《缺乏不同矿质元素对油松、侧柏、樗及白蜡四种树苗生长的影响》论文，并且组织教师翻译出版了《树木生理学》（１９６３）和《木本植物生理学》（１９８５）两本巨著。他讲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更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汪振儒带出了一批中、青年教师，今天多成为活跃在树木生理学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骨干力量，有的已成为教授、副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树木生理学科目，在全国林业高校中所处的领先地位是与汪振儒辛勤耕耘分不开的。

    汪振儒早在６０年代就培养了几名研究生，“文化大革命”后恢复研究生制度，他又招收了硕士研究生，以后又成为全国林学专业第一个可授予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导师，为我国自己培养出了第一个林学博士。近年来，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对研究生的工作学习不放松，亲自抓外语、抓基础、开设高级专业课程。他于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科评议组成员。

    汪振儒掌握多种外语，除了熟谙英语外，还懂德、日、俄几种文字。他一向认为，要搞科学，就要进行学术交流，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所以几十年来他从未放松过外语学习。有位同志搞科研，急需阅读一篇法文文献，但又不精通法语，汪得知后，主动为之翻译，解决了燃眉之急。这种例子还有很多。为了林业科技工作者学习外语的方便，他几十年来编译了几本辞书，为社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