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骥先生为我指明科学哲学之路

桂起权

我从物理学转向逻辑与科学哲学，有着不寻常的曲折历程（包括文革时的磨难）。宏观地说即从政治上说，是邓小平路线将我从文革磨难的心灵创伤中解救出来（对于真有切身体验的人而言这绝非一句空话！）。微观地说即从学术上说，是江天骥教授拯救了我，将我这个并不循规蹈矩的业余爱好者吸收并整编到科学哲学正规军的队伍中来。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也没有打倒“四人帮”，那么我就只能继续当“反革命”，接受“强迫劳动”，也谈不上什么“人才流动”，根本不可能有今天！假如没有江先生的大力推荐，也许我只能在偏僻的矿区教一辈子普通物理，连做梦也不敢想象能到武汉大学当哲学教授，会有今天！眼下这篇回忆录也许能帮助年轻一代了解现在这样好的学术环境多么来之不易。

一、“学物理而习逻辑而穷哲理”

第一部分先说一说江先生那本1958年的著作对我所产生的影响。

我从小热爱自然科学，1952年至1958年，在上海市育才中学上学。我非常熟悉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传记故事，是《科学画报》与《知识就是力量》和多种科学普及书籍的积极读者。那时还曾与好朋友一起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观察火星和月球的环形山，常为宇宙与生命之谜争论不休。

1958年9月我考入安徽大学物理系。1959年受凯德洛夫《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影响，对自然科学哲学开始着了迷。不久之后，又读到了江天骥教授所著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1958）一书，那是介绍科学哲学的维也纳学派的。正是江先生的这本书对我的一生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维也纳学派的早期领袖石里克与后期领袖卡尔纳普，都曾是普朗克（量子论创始人）的学生，都有是学物理学出身而喜爱科学哲学的学者，其中卡尔纳普又因受罗素、弗雷格影响还特别喜欢逻辑，他们都很关心相对论、量子论的哲学问题，这些情形不能不引起我和同窗好友的强烈共鸣。于是从那时起，“学物理而习逻辑而穷哲理”成为我的终生奋斗目标。大约在1962年，有一次我惊奇地发现，在同窗好友W的书架上也有一本江天骥先生的同名著作，而且打开一看，他所划的线和重点似乎与我的十分吻合。我连忙返回寝室，把我那一本江先生的书拿过来逐页逐页地进行对照，果真如此！另外，对卡尔纳普的《哲学的逻辑句法》（1962，傅季重先生的译本）一书，竟也是这样，我与他不约而同，各自买了一本，而且划线重点与眉批都有许多一致之处。这正是所谓同声相应现象。1963年我在毕业分配前夕，全文抄录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郭英译本），我和好友W都十分欣赏并一直牢记“世界在逻辑空间中展开为事实”，“凡是说得出来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说不出来的就必须沉默”等名句。受维也纳小组和维纳的控制论学派的影响，我们在上学期间也确实搞过不定期的“科学讨论会”和“哲学沙龙”，相当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兴趣小组。万万没想到，这些事情在文革中竟成了把我打成“裴多菲俱乐部”和“维也纳集团”骨干分子的“罪证”。

回顾我在读大学期间（1958.9--1963.7），当时在物理系存在着在学术上鼓励自由思想的环境（当然是在“破除迷信，解决思想”的名义下）。系主任Y教授本身就有哲学倾向，我记得他在1959年的基本粒子论讲座中，试图用笛卡儿的漩涡说明自旋、同位旋以及粒子从真空场中的产生。早在60年代初，我就察觉到，物理系的同学解读哲学的方法与哲学系的人根本不同。物理系的人更多地从科学上的切身体验和实际需要出发，对不同类型的哲学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不太讲究哲学上的体系性或唯物、唯心的最终归属，不从本本出发！后来我得知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玻尔等人也是如此。我记得有同学爱读普朗克的《从近代物理看宇宙》和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是因为欣赏大科学家的自然观与科学方法论；爱读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是因为欣赏他关于生命系统与技术系统的系统类比；爱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是因为惊奇地发现欧几里德的公理化方法居然可以演绎出关于情感和伦理道德的定理！我欣赏《精神分析学与辩证唯物论》（即《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一书，是因为我认为弗洛伊德学说中包含着可以合理说明潜意识与意识关系的辩证思想。当时以W同学为核心的“科学讨论会”很活跃，而以D同学为中心的“哲学沙龙”更是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们自命一群“非正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者，但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形态。

二、我也算“维也纳小组”成员？！

第二部分讲我的磨难：被打成“维也纳”集团的经历。1963年暑假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苏连云港矿业专科学校教物理。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文革”中我惨遭灭顶之灾。1969年好友W来信说外调人员已去过他那里。他用维特根斯坦的“凡是说得出来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说不出来的就保持沉默）”那前面半句话来警告我，我从省略号中悟出说不清楚的事就要来到了。1970年2月，“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市革会竟以参与“安徽大学维也纳哲学集团”反动组织的莫须有罪名，将我隔离审查，使我失去自由达整整两年之久。同案嫌疑犯D氏（即“哲学沙龙”的中心人物）被打成首犯（当时在淮南），劳动改造4年。今天看来这个专案产案理由十分荒谬，然而却完全符合“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他们说，你们物理系那帮以“维也纳小组”这样的西方资产阶级流派为榜样搞哲学，若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性质”的纲领，还能是什么？！因此专案组天天对着我念《毛主席语录》中关于“胡风集团”的按语，我们在上大学时的哲学沙龙成了类似于“裴多菲俱乐部”的集团。哲学沙龙中每个人的学术爱好倾向或特长都被列作“反革命分工”，据说理由是它必须为总纲领服务。信不信由你，70年专案组工作笔记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反革命分工：桂起权，辩证逻辑、俄文、日文”。原因在于，我在1962年翻译过俄文版“辩证逻辑的科学方法论”约2万字（该译稿在1980-81年间由四川逻辑学会打印并在年会上散发）。还翻译过日本学者池泽恒信的《辩证逻辑试论》的目录。这叫做“证据确凿”。由于“非正统”自然辩证法研究者的说法是首先由我所提出，因此我被列为“骨干分子”。在那年代即使长着100张嘴，还是有理扯不清。因为你对马列著作读得再多也没有用，他只需说你一句话就够了：“你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的辩证法就是诡辩！”

三、江天骥先生向我展示学术上的希望和未来

第三部分讲江天骥先生帮我从连云港调到武大。

“四人帮”倒台后，我的哲学兴趣迅速复苏，1978年我与江天骥先生正式建立联系，并将两篇逻辑论文寄给他老人家。他对我被打成“安大的维也纳集团”的遭遇深表同情，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并在学术上展示了充满希望的未来和新的可能性。1979年12月湖北逻辑学会举行年会，江先生发出邀请让我就以论文《逻辑圆论》为题作大会专题发言。会后该论文在江先生和李先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修改，于1981年发表于武大学报，副标题“一种由欧拉图导出的三段论系统”是江先生建议加的。1979年湖北逻辑年会期间江先生就问我想不想调武大，当时我觉得这比做梦还要好，只怕求之不得。果然，连云港矿业专科学校硬是不放，磨到1982年9月才好不容易松口，办调动手续又费了整整一年，这期间与江先生、裴淑娟书记、张巨青老师来来回回通过不少封信。

1983年7月即我正式调往武大前两个多月，我做了一个典型的焦虑梦。弗洛伊德说得对“梦是愿望的实现”。当时我存于潜意识中的最大愿望是武大调令快点来。在梦境中调令真的来了，于是我想跑步一口气上二楼的学校办公室去办手续，谁知楼梯比平时几乎长了三倍，怎么也走不完，而且到最后一步怎么也跨不上去。于是就惊醒了。原来“只差一步”的这一理念，会在梦中通过形象思维方式演绎出一个故事来的。

1983年10月我正式来武大报到，并就即为江先生的科学哲学硕士生和张巨青老师的逻辑硕士生开设“科学思想史”。尽管学生们很佩服我的科学史知识的丰富和熟练，但当时许多人的英语水平却比我高得多，事实上他们中间有十有八九后来在美国定居。因此，我刚到武大的当时精神压力很大。于是又做了一个学术性的焦虑梦。梦中，我在建筑工地看到堆积如山的下水道用的陶土粗管，外面用稻草绳包扎着，不知怎的我一下子爬到最上方，并与江先生博士生中的大弟子兰征一起讨论悖论（自指与不自指悖论）。我们站得很高，云在我们足下，很有李白梦游天姥山中“云之君”的感觉。我在梦中说，Deutsch是用德语指称德语，因而是自指的。而          японский 是用俄语指称日语，因而是不自指的。……可是，兰征一转眼就不见了，消失在云雾之中，我怎么也赶不上他。再说，我的脚根站不稳，很危险，于是一下子就惊醒了。醒过来以后，我反复分析为什么做这个梦。我确信，梦是潜意识的窗口，进行梦的分析对发掘和理解自己的深层思想（事先往往并未充分自觉到）很有帮助。我仔细一想，还是弗洛伊德说得对，显梦是隐梦的表现形式。上述用形象思维方式（稻草绳、陶土管子和云）所演绎的故事（显梦），实质上所要表达的理念正是（隐梦），我担心自己基础不稳固，每时每刻都可能掉队或粉身碎骨的那种危机感。

当江先生的助手并不轻松！我惊奇地发现了“隐喻”与“形象思维”有生理基础，根源在于大脑右半球。后来进一步反思，显梦中关于“悖论”的讨论，为什么举例涉及俄语、德语、日语？在几年之后，我重新进行“梦的解析”原来还有深一层的含义。分析的结果是，在我的潜意识中并不甘心落后，尽管当时我的英语水平不如江先生的弟子（兰征是其代表），但我却要将我所学得的俄语、德语、日语知识联合起来与之抗衡！这才是其隐梦的真正含义。顺便说，我对梦有过专门研究，拙作《梦：形象思维的毕加索艺术——相似联想、形象模拟及隐喻》，发表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6（5）。

四、我对江天骥先生的一些学术思想的理解

最后这一部分讲一讲我对江先生 的一些学术思想的理解。江先生在西方科学哲学研究方面是以客观、准确、不失真而闻名。江先生的名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1984）是在国内科学哲学文献和科学技术哲学类硕士/博士论文中引用频率最高的论著之一。江先生的研究在港台和海外都相当有影响。记得在1987年波普哲学讨论会期间，有一天在江先生家里谈话，江先生因为一家法文杂志将他老人家与钱学森并列为中国科学实在论的代表人物而感到十分荣耀，我记得当时的场境，那种快乐简直可以说是包含孩子般的天真和真诚！江先生治学的严谨使他身边亲近的人显然受益，比如彭杏娥就是典型。那年（1985？）她报考舒炜光先生的博士生，西方哲学得高分，总分第一名，英语第二名。这件事使大家十分震惊，原来在江先生的门徒中，原先“不显眼的”人物同样是不可小看的！

江先生虽然不是学理科出身的，但他对科学和数学却具有很好的理解力。他能够透过复杂的内容细节，一下子抓住对科学哲学和逻辑最主要的东西。江先生是我国研究现代归纳逻辑的主要开创者之一。1984年江先生在沈阳讲学介绍当时人们闻所未闻的归纳概率逻辑，我清楚记得，江先生不用看讲稿，就把“贝耶斯公式”分子分母中每一项的含义分析得一清二楚。江先生早就认识到“主观贝耶斯主义”（对概率作“私人主义”解释）的深刻性和合理性，然而学术界对此真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恐怕是晚近的事情。以前，有人居然把personal probability(私人概率)翻译为“人格主义或然性”呢。

我知道，有两位学数学出身的优秀逻辑学者（鞠实儿与朱水林）对江先生都很尊重和钦佩。第一个是鞠实儿。现在是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基地的带头人，他是后起之秀。我认为，他是一个敢于“异想天开”的人，富于冒险精神。他的创业时期是充满荆棘、十分艰难的，当时我认为他对国际权威J.Cohen系统的批判性讨论是极冒风险的。然而，江天骥先生却独具慧眼，能在鞠的初创阶段就对其研究方向较多地予以肯定和支持。为此，我对江先生的鉴赏力表示由衷的敬意。江先生在我国归纳逻辑史上功不可没，我想鞠实儿当了教授居然还在武大申请博士学位，正是冲着这一点来着的。

第二个是朱水林教授。我清楚记得，1987年在张家界召开的英美语言哲学讨论会期间，朱水林紧跟江先生，问这问那，忙个不停。水林兄坦诚地向我指出，江先生虽然并不是学数学出身搞现代逻辑专家，然而他随时相当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哲学和逻辑方面的最新动态，头脑活象图书馆，记忆力特别好。水林兄采取什么研究策略呢？他说，他自己是学数学出身搞现代逻辑和逻辑语义学的，要扬长避短。每次他与江先生想见，就不失时机，立即请教。随后记下自己所关心的逻辑领域的代表人物的最新代表作，回去钻研它一年半载的，就能按自己方式做出成果来……

正是在张家界与朱水林的谈话（1987）中，江先生指出，辩证逻辑如果想要形式化，除非采用paraconsistent logic （次协调逻辑），否则是很难成功的。江先生这些话我是牢记在心头的。我正式接触da Costa的次协调逻辑正是从1987年底开始的。我至今仍坚持江先生在1958年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中的观点，即认为辩证逻辑与分析哲学、数理逻辑相容。这也是da Costa在构造辩证逻辑形式系统时的观点。现在的年轻的研究生可能很少有人会知道，在50年代末，关于“逻辑与辩证法”的大论战中，江先生居然是“马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派，代表人物有马佩、马特、马兵等）的一员呢！

江先生关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时必须分清两个层次的观点是很著名的：一是西方哲学的“真内容”，属事实判断层次；二是再根据我们社会的需要作出价值判断。江先生强调“实事求是”乃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这对西方哲学研究者们是富有教益的。

20多年过去了。回头来看，江天骥先生的名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1984）仍然可以说极其准确地把握了西方科学哲学诸流派/诸代表人物的思想的精髓。可是，当年江先生却是在几乎没有什么中文译本的情况下，通过阅读大量西文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不能不令人敬佩！他所主持编辑、翻译的《西方科学哲学名著选读》，集中了现代归纳逻辑最重要的经典，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我感到，江先生具有超越当时历史时期的学术眼光和哲学上的独到的洞察力，决不是像有些人所以为的那样，只是一位现代西方哲学的翻译家。他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武汉大学由江天骥先生所开创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传统，不仅永远不会丢失，而且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