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籍历史著名人物最早莫过于范增。范增(公元前277-204)，乃楚汉相争之际的楚国重要谋臣，且在联合诸侯抗击暴秦的历次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因项羽中陈平离间计，而疑范增，乃削其权，轻其计，而愤然离去。对其功过是非，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已有明确的记载，应可视为定论。但自宋代苏东坡写《范增论》后，由于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力加贬责，从而开了褒贬不一的历史争议。笔者不揣冒昧，想从范增其人探究巢湖文化的文化品格，谈一点浅陋的看法，以供参考。

　　关于范增其人，《史记·项羽本纪》载：“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索居家，好奇计。”曾劝项梁立楚王族后裔为楚怀王。公元前207年，秦军围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楚怀王命宋义、项羽救赵，他为末将。后归项羽，为其主要谋士，被尊为“亚父”。曾屡劝项羽杀刘邦;羽不听，反中刘邦反间汁;削其权力，愤而离去，病死于途中。清雍正版《巢县志》载：范增故居在巢县东十里亚父山。巢县城内有亚父祠，祠前有亚父井(又名亚父泉)，井旁有亭，县治后有亚父墓。

　　从《史记》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范增是秦末农民起义低潮中崛起的起义军——项家军中的核心人物。他不仅是项羽的亚父，而且早在起义军与秦军主力章邯四十万大军在巨鹿决战前，就被楚怀王芈心于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十月(夏历)封为将军——当时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十一月底，宋义死后，项羽被封为上将军，范增被封为大将军。鸿门宴上，张良向范增谢辞为：“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强秦被推翻后，诸侯在戏下大会，(公元前206年)一月(夏历)，范增以自己的卓越功勋，坚辞不王，为争功欲王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再辞不过，被封为历阳侯。

　　关于范增的功绩，有目共睹。在农民起义低潮时期，正是范增建议立楚王后裔为楚王获采纳，故楚民众蜂拥争附，义军势力才得以大长。范增不仅帮助项梁组建训练出无敌之军，而且策杀李由、计除李斯，更辅助项羽定下了“破釜沉舟，速战速决”的妙计，和项羽一道。亲率大军，绕过劲敌章邯，在三天里以少胜多，九战九捷，打败了围攻巨鹿的秦王朝王离、苏角大军，然后回头收复章邯，取得了推翻强泰的决定性战役的胜利。

　　值得说明的是，范增在鸿门设宴欲除刘邦，是他高瞻远瞩，为避免内战，防人民生灵涂炭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证明他是英明正确的。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作为一位爱国忠君的大贤，范增既要尊重楚怀王“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的约定，又要统一天下，保持天下和平安定。他精心策划了“尊楚怀王为义帝，尊项羽为霸王，画天下为十九王地，封十八王”的划时代格局。

　　在《史记》里，范增没有独立的传记，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只在项羽本纪里做为一个配角被匆匆带过。然而，正是这个举足轻重的配角的存在，在一开始就预示了项羽的悲剧英雄的命运。《项羽本纪》中范增的出场也是极为简单的一句话带出的，史记载“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那么我们从这里应该看到，范增隐居七十年，秦末大乱出山相助项梁，此人十分有洞观时事的才能，因为他所长在于奇计，对于当权者，是无用武之地的，只有伺机出山。那么他为什么不选择陈胜吴广呢?我们就应该看到陈胜吴广与项梁之间的差异：一个是戍边的农民出身自大自傲容不下人，《陈涉世家》中记载有陈胜杀死尝与庸耕者……陈王故人皆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就充分道出陈涉政治生命短命的根本原因。而另一个是名将项燕之后，饱读诗书，“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范增不投靠陈胜而投靠项梁的原因，可能就在此，范增自己也说，“陈胜固败当”又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後也。”这句话，一方面道出了陈胜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指导了项梁该怎么做，足见范增的雄才不下诸葛孔明的隆中对。事实也证明了范增的话，也证明了范增的选择“於是项梁然其言”。自己的意见被采纳了，说明范增这个良禽择对了高木。

　　项梁死后，范增被项羽尊称为“亚父”表示对范增仅次于对自己的父亲。范增虽然随项羽于军中，但在灭秦战争中似乎没有多少作用，但在楚汉之争中，他的才能就渐渐显露。特别是鸿门宴中，范增劝项羽的一番话，充分说明了范增的先见之明。他料到刘邦居心叵测志在天下“沛公居山东时，贪於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可惜这句话项羽没有太在意，终究使范增的话再次成为对项羽灭亡的预言。虽然范曾在鸿门宴结束后有“唉!竖子不足与谋”的概叹，但他仍然不放弃辅佐项羽的大业。在项羽想和刘邦自荥阳东西分天下时，是范增及时阻止，他知道“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後必悔之”所以“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刘邦在此时知道，他最大的敌人不是项羽，而是范增，于是“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此时范增已经七十四岁，项羽的怀疑，无疑伤了这位为楚国天下鞠躬尽瘁的老忠臣，于是，范增：“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赐骸骨归卒伍。”糊涂的项羽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范增在回彭城的路上，“疽发背而死”。

　　范增死后，楚军中再无可于他比肩的谋士，所以，在和谋士如云的刘邦的战斗中节节败退。由此可见，范增一人之才，足以抵过刘邦帐下所有谋士。刘邦做了皇帝后说过一句话，也充分说明了范增在项羽军中的重要性以及范增的才能，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苏轼在《范增论》里面说“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亦人杰也哉!”说的确实很中肯。司马迁作为西汉的史官，能够客观的评价范增的才能和功绩，更是难能可贵。

　　范增的失败是历史的悲哀，其悲哀无怪乎有二：其一悲哀是鸿门设宴，范增数目项羽，要除掉刘邦，是有一统宇内的心志的。而一心只想当西楚霸王的项羽，施妇人之仁后，忙不迭地收拾金银细软，一把火烧了壮丽的咸阳宫，衣锦还乡去了。凡读过《鸿门宴》的人估计一般都会记得，范增在得知刘邦已逃跑后感慨的那句话“哎!竖子不足与谋!”人们为何记得这句话呢?因为人们从范增的这句话中，似乎感觉到了范增的失望心态和万般的无奈。当然，也正是这句话，长期以来被当成“项羽不会用人”的一个注脚。因为，从“鸿门”到“鸿沟”，大楚王业功亏一篑，这不能不是一个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政治家的最大悲哀。其二悲哀是范增的另一个致命失误在于没有谏止项羽杀义帝。义帝之立，是范增的首谋，诸侯以此服从，刘邦亦听从义帝的号令，“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功效本来就显露了山水。只是项羽怨义帝没有派他西入咸阳，让刘邦拔了头筹，遂弑之。致使上上之谋付之东水，范增亦功业未成，身先志殒，又怎能不常使英雄泪满襟呢。

　　对于范增的认识和评价历来是聚讼纷纭，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范增。有关对范增的评论，影响最大的是苏轼的《范增论》，苏轼在《范增论》中认为，项王对范增的不信任始自项羽杀义帝时，“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苏轼在《范增论》中，经过分析、推理，充分披露了项羽的骄横、多疑、霸道之后，对范增于项羽弑义帝之后而愤然离去，大加称赞，并在文章结束称：“增亦人杰也哉。”在苏轼之后的101年后，洪迈以《范增非人杰》的文章，对范增进行了评论。文中道“世谓范增为人杰，予以为不然。夷考平生，盖出战国从横之余，见利而不知义者也。始劝项氏立怀王，及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关中，则当如约，增乃劝羽杀之，又徙之蜀汉。羽之伐赵，杀上将宋义，增为末将，坐而视之。坑秦降卒，杀秦降王，烧秦宫室，增皆亲见之，未尝闻一言也。至于荥阳之役，身遭反间，然后发怒而去。呜呼，疏矣哉!东坡公论此事伟甚，犹未尽也。”显然洪迈对范增的评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传统的观点大体都是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终于失败，但洪迈在《范增非人杰》一文中列举范增不为人杰的种种方面，倒不失为另一家之言。

　　千百年来，哀叹咏诵范增诗篇不计其数，宋·王安石《作范增二首》：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鄛人七十漫多奇，为汉驱民了不知。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元·陈孚《范增墓》：“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笑火咸阳。平生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元诗选》二集·丙集)明·高启《读史·咏范增》：不识兴亡自有真，尊前示玦谩劳神。当时谁道翁多智，不及王家老妇人。明·吴昜《亚父冢》河决川原几变更，高丘何事独峥嵘?五陵王气销烟草，玉斗千年恨未平。撇开苏轼的《范增论》不谈，上下数千年，对历史上的英雄项羽败给了流氓刘邦，惋惜者有之，感叹者有之，不屑者有之……但说起项羽失败的原因，总是要加上一点“有一增而不能用”!似乎范增不去则不亡。足见范增影响之大，尤其是对“鸿门宴”这个范增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折点，史册上对此更是评述颇多。1964年初夏，郭沫若路经安徽巢湖曾即兴书写了四首绝句，其中关于范增的论述写道：“当年亚父出居巢，七十老翁气未消。对友只能图暗杀，看来奇计未为高。”又云：“暗杀阴谋未遂图，居然一怒返巢湖。未到彭城疽发背，空余孤冢在湖濡。”看来郭沫若和洪迈一样，对范增的评价所持的都是否定态度。评说英雄，犹其是王朝的搭建者，往往见历史的波澜与纵深，其间仿佛是立体的水墨画，浓墨淡化，评说者见仁见智。尤其对于范增的了解，由于史笔寥寥，欲详其事，欲知其人，还有待史学家作深入探讨。但从巢湖文化角度来探讨范增的文化品格，却有着别一番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