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
发布时间：2010-09-07 23: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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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天使
| １９６６年６月，中央决定将我从广州市委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和中宣部副部长。８月，又兼任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新市委书记。时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因为工作关系，我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较多的接触，当面聆听他的教导，根据他的指示开展工作，处理问题，一直到１２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为止。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往事，周总理严肃坚定地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在这篇文章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介绍“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全国局势，耐心说服青少年所做的不懈努力，并以此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一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地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备了两天，２６日即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 一开始，市委决定我以市委书记身份兼任党委书记主持总站工作。当时，即将在联络总站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对于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总站和如何进行工作都缺乏思想准备，普遍有惶惑之感。但是，就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周总理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这就为我们明确了方向，规定了任务。紧接着于９月１日和９月１０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总理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两次大会之后，我们不仅从开始时存在的困惑心情中走了出来，并发现站到第一线亲自解决问题，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的，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从８月下旬总站成立到１２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３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４０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那段时间，联络总站平均每天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上千人次（来信、来电话及外出联系办事的不计算在内）。迄今回顾起来，当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与周总理的身教言教是密不可分的。 二 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从８月下旬到９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据９月５日的统计，８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１万多户。许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络总站申诉。一些学校的校长、教员、支部书记被斗致死，不少学校校长、教师，被编入“劳改队”。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董光苦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刚刚生下一个女儿，就被拉出去强迫劳改（后经毛主席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从８月２３日到９月９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４０００余人，随迁的家属６０0０多人。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理发店张贴了“最后通牒”。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奇怪发式，勒令关门停业；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横批是“鬼聚堂”。那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分别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对我们上报的情况，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已经不满，认为我们的观点、立场不对。９月５日，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四旧”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称“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紧接着，在９月３０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于９月１日、１０日、１３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评批，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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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９月２４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总理的报告象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总理好象都知道一样。 三 １９６６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联。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利用？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反映了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江青多次借接见红卫兵之机，口蜜腹剑地吹捧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和“伟大”作用。所谓的理论家陈伯达，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作文章，胡说什么：同学们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使我们站到前面的保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竟无耻地把无知的青少年当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他们用心之险恶，对青少年毒害之深重，令人发指。 “文化大革命” 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在９月１０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勃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究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总理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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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四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３日，周总理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总理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总理提到有人问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地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这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地讲着话的周总理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总理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总理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刘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少顷，周总理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一场凶涛恶浪过去了，大家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刚才周总理威严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周总理作了较长一段讲话。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总理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５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总理最后更为严肃地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总理讲完散会。 在此之前，即８月中旬召开的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已在一些人中传开。９月１０日，在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个别红卫兵递条子问周总理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的事，说是从一位权威的人那儿听来的，问情况是否属实。周总理严肃地回答说：现在你们中传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有根据主席授权，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有什么根据，都不算数。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相信了，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于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是怎样流传出去的问题，中央文革还贼喊捉贼地追查了一阵，胡说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传开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少奇同志，终于按捺不住，公开跳了出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会见北航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时，戚本禹说了一段蛊惑人心的话，恶毒攻击刘少奇同志，他说：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１９４５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插话：还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就公开了的。这几年，１９６２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我们国家就很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而是从上面一条线贯下去。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６年，有些党内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党的公报，可以看懂的。戚本禹这段话，既是明抢也藏暗箭。这是中央文革成员公开出来作政治大煽动，还提供了那么多的炮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所以很快流传，紧接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１０月２５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报就是指的刘邓路线”，“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林彪这里所说的经过这几天才比较清楚的来源，其实早在１０多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红卫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风点火，必欲打倒少奇同志而甘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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