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维玺暨夫人王仲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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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琴岛山人]创建于2011年07月07日

故乡风云

发布时间:2019-07-10 19:54:36      发布人: 琴岛山人


                                                                     故 乡 风 云                             
                        
                                                                          —— 馆陶人民抗日斗争


    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地处鲁西北,与河北邯郸地区相邻。1949年建国后,属邯郸专区,1952年10月划归山东省德州专区,1953年又属聊城专区。1955年3月县城由北馆陶迁至南馆陶,1958年12月并入山东省冠县,1961年7月恢复馆陶建制。 1965年1月以卫河为界,河东划给山东省冠县、临清二县,河西仍称馆陶县,但改属河北省邯郸专区。1970年邯郸专区改称邯郸地区,1994年地市合并,馆陶县归属邯郸市管辖。

    馆陶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地处冀鲁豫接壤区,依傍蜿蜒流淌的卫运河,东以卫运河为界与山东省冠县、临清市毗邻,西与广平、曲周、邱县接壤,南靠大名县,北连临西县。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形为西南东北狭长地带,地面平坦,境域南北长40公里,东西宽13公里。馆陶县城位于县中南部东边,卫运河西岸,和附近的大城市的距离是:东距济南150公里,西距邯郸75公里,北距北京420公里。馆陶县地处冀南平原,物产丰富,主要农作物以小麦,高粱,玉米,棉花为主。                                                

    馆陶县为古名邑,有尧唐之遗风、儒家教育之余泽,先后有汉文帝刘恒、汉宣帝刘询、东汉光武帝刘秀和唐高祖李渊四个帝王的女儿被封为“馆陶公主”,有三国魏文帝、晋庄王和明鲁庄王三个帝王的儿子被封为“馆陶王”。馆陶县人杰地灵,造就了盛唐宰相魏徵、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等一代又一代贤士、名将,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馆陶县占有辉煌的一页。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向南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相继沦亡,到10月间,北平、天津、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德州等地都被日军占领。1937年10月下旬,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黄河以北的第四、六两区的国民党官员和各县县长,一律退到黄河以南的东阿、鄄城一带待命,馆陶县县长王华安等人携款南逃,11月,日军唾手占领了县城北馆陶,国民党反动统治顿告瓦解,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在这种形势下,馆陶县内的土匪和地主武装趁机发展起来。北榆林的王来贤、王二厢和王金甲,齐堡的吴金亭和吴作修都打着抗日的旗号,笼络人心,招兵买马。王来贤自称是“华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到处抢劫,搜刮民财,有一次因分赃不均,王来贤打死了吴金亭,吴作修就拉着一些人脱离了王来贤,来到徐村以北,与五区民团孙镇南数百人合在一起,约有1000余人,王金甲也带着1500余人到徐村一带活动。其中王来贤的势力最大,他吞并了十几个游击队,赵瀛洲、刘海萍的曲周保安队和姜焕臣的尖冢民团也都投靠了王来贤。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南退时,被王来贤截去机枪120挺,大炮和掷弹筒10余门及部分轻武器,他号称万人,盘踞在馆、邱、曲、临四县的边界一带,司令部设在曲周东目寨。这些土匪所控制的地区主要是馆陶县四、五两个区的一部份,二区、七区、八区地主民团势力较大,土匪不敢轻犯。

    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产,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成立了自己的武装——民团。民团的兵员是雇佣的,枪支弹药一部分是地主捐献,一部分是买来的。民团的经费一部分是地主摊派,一部分是向农民征收。口号是防匪、保家,既不愿公开投降日本,又不敢与其抗衡。当时,馆陶二区民团有1000余人,由二区区长李凤藻控制,七区区长兼南馆陶镇镇长张星五的七区民团,有8个中队1000多人,八区区长兼八区民团团长郝国藩有4个大队500多人,此外,还有一些会道门组织,如申街、尖冢一带的红枪会,也为地主阶级所操纵。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范筑先(馆陶县南彦寺村人)回到山东,经同乡张维玺(曾任西北军高级将领)的介绍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部下任参议。1933年初被任命为沂水县县长,后因韩复榘部第八十一师李占标旅在沂水制造残杀民众的“黄石山惨案”,范筑先愤而辞职。1933年10月又出任临沂县县长。他在任临沂县长期间,曾架桥修路,修整市容,兴办医院,扶植教育事业,为民众作了不少好事。1936年7月,范筑先奉命调离临沂县,全城民众夹道欢送,赠送范县长一面镜子、一碗清水、一块豆腐、两根小葱,以表彰范筑先主持县政府时明镜高悬,一清二白。以后,范筑先又奉令再次出任沂水县县长。1936年11月范筑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范筑先虽然是个旧时代的军人,但他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路中国非常痛恨,力主对日作战。他痛恨投降卖国的不抵抗主义,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他常说:“谁爱国爱民,我就赞成谁;谁损害国家和民众,我就对谁抗争,我不怕担责任。”,范筑先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率先在聊城树起抗日的大旗,张维翰、牛连文、王乐亭、张潭、于笑虹等一批平津青年学生聚集于他的麾下,由于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工作,增强了范筑先的抗日信心和决心。

    张维翰(馆陶县南彦寺村人,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从家乡到北京,经由他的二哥张维玺(时任西北军第八混成旅第四团团长)的安排,在冯玉祥办的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学读书。张维翰在北京求学期间,结识了彭雪枫等一群左翼同学,受到共产党员的思想熏陶和深刻影响。1929年张维翰约集彭雪枫等人一起考入北京民国大学。1933年张维翰大学毕业后,张维玺曾介绍他到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培基)做事,不久辞职,于1933年11月只身奔赴山东工作,1936年2月,他由县长训练班被分配到牟平县实习,任县秘书科长及代理县长。他在三个月的工作实践中,因发现和举报原任县长王照旭的贪污行为而反遭诬陷,故愤然离职,后又经张维玺介绍去了聊城投奔范筑先,范筑先因曾在西北军张维玺第十三军任高级参议,两人交情很深,故对张维翰来投十分欢迎和信任,当即委以专员秘书的重任。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后,日军分四路向华北地区展开进攻,其中沿平汉路进攻的日军于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继占邢台、邯郸、安阳、新乡。沿津浦路进攻的日军,10月3日占领德州,继占平原、禹城、临清、高唐等地,鲁西北处于日军的包围中。馆陶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抗日,纷纷自发组织起来 ,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共产党员王化云、鲁大东等先后赴聊城参加范筑先领导的抗日斗争,梁毅民、靖濡之、郭冠英等积极联络河西的同学,并与大名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成立了馆、大、广边区抗日救国会,开始了对八区民团和大名红枪会的争取工作,组织了抗日游击小分队,发动群众进行抗日。1937年11月29日,北馆陶日军20余人外出骚扰,抗日游击小分队和冠县段辛庄红枪会,埋伏在葫芦营一带黄河故道,日军进入伏击圈后,一阵猛打,打死日军3人,打伤5人,缴获三八步枪2支,这是馆陶县境内与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战斗。               

    日寇占领了德州、临清等地后,聊城岌岌可危,范筑先急忙派专员秘书张维翰去济南聘请共产党员到六区协同抗战,省委又派出冯基民、刁子言、解彭年等12名同志到六区任政训干事。为了更好地帮助和争取范筑先,中共山东省委通过上层关系,以国民党第三路军政训处的名义,又从政训班中挑选出以共产党员和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为骨干的的240名学员,随张维翰一起来到聊城,安排在保安司令部担任服务员,帮助范筑先发动民众进行抗战。此时范筑先接到了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下达的南撤命令,张维翰劝他拒绝执行命令,并表示自己决心留下抗战,范筑先说:“鲁西北情况已经混乱,我先退到齐河渡口,看看形势再说吧。”并当即委任张维翰为代理县长。

    10月16日晚,范筑先率六区官兵撤出聊城,第二天下午,国民党第二十九军齐子修率领一伙溃兵骗开了城门,抢占了聊城,并把专署内的42名学员看管起来。张维翰得知此情况,便急忙赶赴齐河找范筑先汇报了齐子修骗城经过和学员目前下落不明,范筑先立即派人四处寻找学员,并于18日晚7时,范筑先在齐河官庄召开了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张维翰说:“目前,日军沿着铁路线进攻,重点是城市和交通要道,近期内不会重兵进攻聊城。我们回聊城,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广泛动员民众,扩大武装,把民间的枪支集中起来,把青壮年武装起来,就一定能坚持抗战。”听了张维翰的发言,室内的军政干部精神大振。范筑先也是力主班师回聊城的,他对鲁西北怀有深厚的感情,张维翰的发言对他触动很大,此时他更深深地感到,回聊城抗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范筑先随即打电话对韩复榘说:“我不过黄河了,请求主席允许我留在黄河以北。现在鲁西北的民众抗日情绪很高,希望政府领导他们抗战。”韩复榘说:“目前日军对鲁西北的攻势有所缓和,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已奉命侧击平汉线。你们可以留下来,帮助他们筹划给养,以后坚持不住了,再随宋哲元部撤退。”打完电话,范筑先高兴地说:“韩主席已经批准我们留在黄河以北抗战了。”第二天,范筑先召集专署和司令部全体人员,宣布了回师聊城,守土抗战的决定。

    10月21日,范筑先率保安营部分人员,由官庄出发,前往夏津方向追赶齐子修,当得知齐子修已窜至武城后,他就想仿效唐朝大将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办法,去收编齐子修。大家劝他带保安营去打齐子修,他坚持说没有必要,只带着几个警卫人员,骑自行车直奔武城。齐子修以为范要用武力吃掉他,便摆开阵势,杀气腾腾,而范一见齐子修就说:你们这点人马,跑来跑去,还不叫鲁西北的民众吃掉吗?……。齐子修对范筑先的军旅生涯早有所闻,如今又知道他当了六区的专员,如果跟随他可能不会被吃掉,还能顺势扩大自己的队伍。遂同意范筑先收编为保安第三营,齐子修任营长。范筑先返回聊城后,就开始逐步恢复县政权,同时派保安司令部服务员到各县,广泛动员民众参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准备迎击敌人。

    1937年11月初,国民党宋哲元第一集团军收复邢台、石家庄未果,其主力退到大名,11月14日又向黄河南岸退却。日寇跟踪侵入鲁西北,临清、大名等城镇相继失陷,鲁西北形势骤然危急起来。韩复榘复命令范筑先撤退到黄河以南,并说:“黄河以北再无中国军队,你如现在不撤,以后就来不及了。”在此关键时刻,张维翰接到省委张霖之的指示,要他和姚第鸿对范筑先做好说服工作,坚定其抗战决心。此时,范筑先率保安第一营,在恢复和建立高唐、夏津、清平这几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又收编了王子范的民团后,正行进在返回聊城的路上。张维翰在博平西关小店找到了他,反复向他阐述抗战形势,张维翰说:“当前,国民党军队虽然在北战场失败了,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山西却接连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现在,宋、韩两部虽然南撤西撤了,但鲁西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已发展壮大起来。日军来了,我们可以在民众掩护下,就地坚持农村游击战争。”张维翰又说:“有消息,八路军很快就开进河北,我们决不是孤军作战。韩复榘让我们撤退黄河南的命令坚决不能执行。”再次劝他坚持敌后抗日。范筑先听完张维翰的意见后说:你说得很对,我们是鲁西北人,我们往哪里退呢?

    11月19日晚,范筑先主持召开专署军政干部会议,会上围绕要不要向全国发出“誓死不渡黄河南”的通电,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张维翰等几个共产党员力主坚持鲁西北敌后抗战,主张把电报发出去。最后,范筑先站起身来,环视四周,目光坚定地说:我们是国家委派的官吏,是鲁西北人,守土有责,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撇下家乡父老逃命……,所以我已下了誓死不渡黄河南的决心,留在自己的家乡和日寇血战到底。会议开到晚上9点,电文顺利通过了。于是,范筑先亲自给韩复榘打电话,表示坚决留在黄河以北抗战。当夜,他将写下的“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通电,发向全国。“皓”电发出后,不仅极大地激发了鲁西北人民的抗日热情,而且让全国震惊、世界瞩目,使整个中华民族为之振奋。各界爱国人士对范筑先坚持鲁西北抗日给予了极大的声援和支持。

    中共山东省委为了加强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协助范筑先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派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到聊城,以第六区政训处组织部长的合法身份,代表省委统一领导津浦路以西的抗日斗争。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张霖之重新组建了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赵健民,后因他回家乡冠县组建抗日武装,由徐运北接任特委书记,张霖之为省委驻鲁西北特委的代表。范筑先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将保安司令部改组为战时体制的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成立了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任命张维翰为主任,姚第鸿为副主任,张霖之、王幼平等同志也都在政训处任职。这样,实际上政训处就成了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公开办事机构,从此摆脱了地下活动的状态。

    1937年下半年匪患开始向馆陶八区蔓延,不时有匪帮向八区进攻滋扰,收缴民间枪支。为了保护本乡本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八区区长郝国藩(馆陶县南拐渠村人)带领八区的民团北援庄固、长洞、翟庄两次,和正在收枪扰民的吴作修、武金亭两股约有四、五百人的土匪激战,将其击退。南援卢里、鸭窝两次,并和广平县张洞民团取得联系,进行联防联保,一时间稳定了局势。 由于民团有效地保证了馆陶八区乡民的安全,孟良寨、孙店、卢里、范庄、交庄等偏僻穷乡纷纷要求将全区民团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各村的大地主在土匪的压迫下,看到埋枪不行,单个看家护院也不行,都无法抗拒土匪的侵害,也以支援民团抵御土匪的名义,由西庄固的大地主张仲宝出面邀请各乡士绅,各乡乡长在房儿寨镇公所(镇长王传)开会商议,与会的士绅乡长们一致同意组成馆陶县第八区抗日人民自卫团,由郝国藩担任团长,由王传、李尚达任副团长。组成一个团部,负责指挥作战。下设四个大队,将原来散落在各乡各村的人枪都集中起来,一共有400多支枪,500多人。在张维衡(张维翰的三哥)和张维藩(张维翰的四哥)兄弟的倡议下,乡绅们还成立了馆陶县第八区人民自卫社,推选了张维藩为社长,刘国政、张仲宝几个大地主为副社长, 名义上负责自卫团的粮饷供应,实际上是为了控制抗日人民自卫团的行动。馆陶县的地下党组织认为馆陶八区成立这样两个平行的组织对中共今后掌握这支部队很不利,人民自卫社将成为今后的障碍。1937年底,张维翰得知人民自卫社有通敌行为,与大名的敌人勾结,十分气愤,下令解散人民自卫社,通缉张仲宝、刘国政,张、刘二人外逃。

    范筑先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范筑先一面加强六区、四区(赵仁泉逃走,已由范领导)保安营,一方面扩编民团武装,收编土杂武装,改编溃兵武装。共产党地方组织也积极帮助建立武装,徐运北、解彭年、李福尧在堂邑建立一支武装,范给了个“山东第六区第一游击大队”的番号,赵健民回到冠县组织武装,有组织的加入韩春河的武装,1937年底发展到1000多人,被范编为六支队。范又将馆陶县的几股土匪队伍和封建民团改编或收编成为抗日队伍。1938年1月底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委任王来贤为民军第一路中将司令,参谋长刘冠千,下属七个团。范筑先又亲自来到南馆陶镇,委任张星五为馆陶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吴作修为七支队司令员,王金甲为民军第二路司令,1938年4月,范筑先和张维翰到八区,任命郝国藩为县抗日人民自卫团团长兼馆陶第八区区长。张维翰通过自己在当地的关系和威望,亲自收编和整编的各类民众武装就有万余人,至1938年3月,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35个支队,三路民军,约6万余人,其中第十支队是由中共鲁西特委直接创立的,由张维翰兼任司令,是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此外,还有在特委影响和协助下组成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七、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五支队,每个支队,范筑先都请政训处委派了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普遍建立起了政治工作制度。与此同时,范筑先几乎跑遍了整个鲁西北地区,恢复、建立抗日政权,先后任命了十多个青年共产党员当县长,很快地建立起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成为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典范。

    范筑先多年戎马生涯,作战经验十分丰富,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初创的一年多时间里,进行的战斗就达百次之多。范筑先利用平原地带,采取近战、夜战、伏击、阻击、游斗、各个击破、围追堵截和村战、巷战、隔河战等战术,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不仅收复失地、抗击日军侵略,还大量杀伤了敌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军兵力,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对此,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任何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对范筑先的平原游击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国民政府行政院也于1938年4月第354次会议议决,由院明令嘉奖,并颁赏抚费3000元,称赞范筑先是少数留在敌后抗战的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优秀代表,被誉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华北第一人”。   

    1938年春初夏末之间,日寇为策应徐州会战,敌土肥原十四师团三万余人进犯濮县,范筑先率各支队直扑濮县,在6月15日濮县城北七里堂战斗中,范筑先沉着镇定地指挥反击,他脱光上衣,亲自端起机枪向日军猛扫,范部官兵受到极大激励,个个逞勇奋威,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敌人溃逃大名县,濮县遂告光复。7月又成功地进行了东阿县黄庄截击战,烧毁敌汽车数十辆,俘获了满载粮食的汽车13辆,近十个月来,大小战斗近80次,战果辉煌,正像冯玉祥将军诗中描绘的那样英勇善战:“范君筑先,忠肝义胆,奋战抗敌,不畏艰险,率领民众,杀敌数千。”“范君筑先,自动参战,抄敌后路,交通被断,如此击敌,敌必溃散。”  

    1938年5月1日,六区在聊城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成润从西安带回的《部队政治工作大纲》和张郁光等从武汉带回的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鲁西北各县办事处的代表,各抗日游击支队政治工作人员的代表,六区政治部直属机关的代表,共44个单位,300余人。中共苏鲁豫特委也派十几名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由政治部主任张维翰主持,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宣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泰西特委、中共苏鲁豫特委等发来的贺电。会上传达学习了从武汉带回的周恩来的指示和从西安带来的《部队政治工作大纲》。张霖之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张维翰作了《政治部半年来工作总结》的报告,张郁光作了《介绍武汉之行》的报告。代表们分析了鲁西北和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及面临的任务,对政治机构、干部配备、整军问题、统战工作、经济建设等问题,都作了酝酿和讨论。范筑先作了“良心抗战、责任抗战、守土抗战”的总结讲话。
 
    这次会议决定将“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改为“抗日游击总司令部”(文件仍沿用前者),并把政治部升格为与司令部平级。政治部主任张维翰、副主任姚第鸿、秘书长赵伊坪、组织科长张霖之、宣传科长管大同、民运科长成润。会后在聊城成立了政治干部学校,接着又把原有的军事教育团交给政治部接办,政干校向社会招生,教育团训练在职连排军官。政干校和教育团为鲁西北抗战训练了数千名军政干部,使抗日局面更加欣欣向荣。甚为各界瞩目。7月25日,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逊少校,在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的陪同下来到聊城考察访问,使其观感甚深。他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述在聊城会见范筑先的印象时写道:“我们沿大运河向南前往聊城,会见了我们的全部旅行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人,他是这个地区的军政负责人——范筑先将军。”“……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他是一个思想开朗的人,对议会政府有充分的信心与信仰。在他的自己的辖区之内,制定很多改革方案,实行了他所能实行的一切改革,看来人民对他表现了充分的合作与支持。”。   

    1938年春,日寇不断对鲁西北地区进行袭击,敌情恶化,馆陶县的封建民团和土匪队伍,尽管接受了改编,有时也打着抗日的旗号,但其本质是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或者是为了抢劫掠夺,同时汉奸也在其中活动,一些投机分子暗中与日寇勾结,甚至公开投敌,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独霸一方。王来贤、王金甲于1938年春,又接受了邢台皇协军崔培德的委任,王来贤被编为皇协军第一旅,王金甲编为第二旅,邱县香城固赵三峰编为第三旅。在王来贤的第一路民军当中,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很激烈,以参谋长刘冠千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他们想把部队拉到国民党一战区或五战区,以共产党为主的政治部则想把队伍拉到八路军或第六区这一边。因汉奸的利诱,王来贤曾经接受了皇协军的委任,领了皇协军的军旗和公章,由于爱国官兵和政治部的坚决反对,只是昙花一现,未能得逞。王金甲通过地主汉奸张向斗与皇协军崔培德勾结,被委任为皇协军第二旅司令后,叛变投敌,公开打起太阳旗,占据了馆陶县城。

    1938年5月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发动对叛匪王金甲的讨伐,5月15日凌晨,十支队在张维翰率领下突击将北馆陶包围。王金甲的司令部设在河西马头村,城内只有李延年一个队约200多人把守。张维翰派二团团长宋凤岐为谈判代表,李延年一面同意十支队派人进城谈判,一面派人出城求援。张维翰识破了他的缓兵之计,宋凤岐进城后,见机行事,将守城门的士兵击毙,十支队趁机攻进了城,李延年率残部从西城门突围过河逃往马头村。十支队在城内抓捕到大汉奸张向斗,在他家中搜出日本太阳旗及日伪军信件等投敌铁证,张维翰立即命令将他处决,并派人送信给王金甲,责令王金甲立即接受改编,否则进行围剿。王金甲惧怕遭到十支队的打击,当天下午4时,即派人来接受了改编。为了争取王金甲抗日,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再次给他第二十五支队的番号,司令王金甲,政治部主任韩一梦,参谋长何孟符。1938年8月第二十五支队编入第十支队,王金甲任第十支队副司令兼第一团团长,但他心中有鬼,一是对张维翰打死张向斗耿耿于怀,二是怕皇协军对他报复,故借口有病回王二厢村,长期在家休养(1944年投降馆陶日寇,在王来贤部下任参议)。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对鲁西北敌后抗战非常关心。1938年3月25日,他在给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人的电报中指示:“鲁西北特委有少数游击队。鲁西特委负责人邢金声(张霖之的化名)与范筑先合作,有武装数千。冀南专员丁树本坚决抗日,有武装三千,亦急欲与我们合作,要求派干部。丁范两专员均派代表到汉,已受到中央奖励。我们武装除四支队,又扩大濮阳八大队,人枪四百。请转陈宋设法与上述武装联络。”4月21日,毛泽东又发电报给徐向前等人:“在范专员、丁专员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经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造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政府,吸收坚决有能力的分子参加进来,洗刷腐化无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38年5月,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部开进冀南与东进纵队会合。徐向前的到来,在冀南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当地的知名人士都慕名前来,向他请教抗战的一些大问题。此时,中共鲁西北特委经过反复商讨认为,随着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范筑先的思想也在不断进步,由开始只希望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已发展到现在迫切要求共产党加强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但是,范筑先对游击战的打法,特别是对坚持持久抗战,思想上还不十分明确,现在应尽快引导他与徐向前会面,以开阔他的眼界,坚定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中共鲁西北特委派胡超伦到威县向徐向前汇报了范筑先的情况,建议他出面邀请范筑先进行会晤。徐向前对鲁西北特委的建议表示赞同和支持。

    6月中旬,徐向前向范筑先发出到河北威县会晤的邀请,当时,范筑先正在楼县和日寇激战。待他一举击退土肥原部收复了濮县县城后,于6月14日率张霖之、张维翰、袁仲贤、姚第鸿等随从,渡过卫河抵达威县。6月15日上午,徐向前同范筑先举行了会谈,八路军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刘志坚、宋任穷、陈再道等,鲁西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张霖之、张维翰、袁仲贤、姚第鸿等,双方在热烈、友好、诚挚的气氛中,就冀南、鲁西北的联防问题达成了几项协议:(一)建立情报联系,双方一方发生战事,互相通报情况;(二)划定双方活动地域,冀南由八路军负责防御,鲁西北由范筑先的抗日武装负责防御;(三)八路军不到鲁西北收编队伍,鲁西北所有各色武装均归范筑先收编;(四)冀南、鲁西北的干部可以互相交流;(五)由冀南代鲁西北培训军政干部,供给鲁西北地区抗战的报刊、书籍。

    徐向前在会谈时分析了目前的抗战形势,并着重阐述了毛泽东的打持久战的思想。随后陪同范筑先参观了东进纵队参谋训练队上课情况。在沙盘前,徐向前给范筑先介绍了威县战役,还介绍了红军时代的“席卷战术”。范筑先仔细聆听着徐向前的介绍,同时让随从一一记下,表示作为改进部队政治和军事工作的样板。归途中,路过曲周东目寨,范筑先严肃批评了刘冠千,第二天,召集第一路军全体官兵开会,范筑先讲了话,大家同声表示:“坚决跟范司令抗战到底”。范筑先又在途经馆陶县城时,由张维翰陪同检阅了第十支队机枪营,看完机枪营的军事演习后,他说:“这次威县之行,我们受到八路军负责干部的热情接待,还领着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军队,人家八路军的战斗力所以那样顽强,主要是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严格的纪律。单靠旧式的雇佣军队是打不败日本鬼子的,我们必须向八路军学习!”。 
            
    1938年8月,范筑先发动了济南战役。徐州会战后,“保卫大武汉”被提上日程,山东各地军政干部在新泰龙廷召开会议,决定于8月中旬由鲁西北部队进攻济南,并破袭洛口至德州段津浦铁路,以牵制敌人。范筑先共动员了14个支队和万余民众,8月12日夜,第三支队攻占了济南西郊张庄,烧毁敌机数架,13日拂晓攻入纬十一路,迫使敌人缩进城去。第十支队独立营攻占了大槐树村,上午9点30分才撤出战斗。敌人不甘心失败,于8月28日拂晓,禹城、齐河、晏城之敌300余人,突袭我青年挺进队驻地齐河县坡赵庄。此役,范筑先次子范树民队长、何方参谋长等27人牺牲。

    范树民牺牲后,全国各地纷纷函电慰唁,范筑先一一予以回复,他在复山东旅渝同乡代表林光辰的信中说:“自中日战起,弟早打破家庭观念,齐河之役,民儿授命,不敢谓求仁得仁,差幸死得其所,伊何可憾,弟又何悲!惟长江形势,日趋紧张,此弟万分掂念者也。夫公岂无父子之情,盖爱国心重,早置身家于度外矣。”又在《抗战日报》登载《树民殉国答谢慰唁各方启事》:“承各方函电慰问,弥深感激。马革裹尸,男儿应具夙愿,既获疆场殉国,死后何憾!”由范处理家、国之事,足见其爱国情深与胸怀博大。范筑先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了张维翰,作为政治部主任,他在聊城东关外的华陀庙路南,主持了范树民烈士的追悼大会,并代表鲁西北军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向范筑先表示深深的敬意,他激动地说:“范司令,我们为鲁西北有你这样一位好父亲而感到骄傲,感到光荣!”

    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团结国共两党的力量,坚持冀鲁两省敌后的抗战,派朱瑞来南宫,于1938年9月23日举行冀鲁两省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有徐向前、朱瑞、宋任穷、杨秀峰、刘志坚以及范筑先、张霖之等人外,还有鹿钟麟、沈鸿烈以及山东第四区专员韩多峰等。会上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与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企图制造分裂,联合反共。范筑先义正词严地抨击了他们破坏抗战的滥言,表示欢迎八路军入鲁。他抛开沈、鹿,与徐向前签订了冀南、鲁西北两抗日根据地的联防协定。达成了八路军与范部到对方地区活动时,一切供应由对方抗日政府负责;一方发生紧急情况时,另一方在军事上给以支援;建立情报交换制度,交流抗日工作经验等项协议,这比第一次协议又进了一步,同时双方还就政治工作、合理负担等问题交流了情况和经验,密切了关系。

    会后范筑先向徐向前介绍了威县会晤后,鲁西北抗日部队加强政治工作的情况。徐向前说:“部队的政治工作要加强,要广泛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和民族牺牲精神教育。同时要加强军事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真正提高战斗力。”徐向前接着说:“范司令,目前你把抗日武装编成30多个支队,这既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弱点,就是打起仗来很难统一军令,统一指挥。我建议您统一整编一下,将所有的武装整编成三四个纵队。”听了徐向前的建议,范筑先非常赞同地说:“这个意见好!回去后,我们就着手整军。”

    为了贯彻南宫会议精神,范筑先回到聊城后,于10月4日至6日召开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支队司令、各县长及司令部、政治部、政干校、军事教育团和报社的负责人共140余人。会议通过了《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战时经济政策》和《整军方案》三个文件,作为今后鲁西北地区的施政准则和经济政策。会上决定将各支队、民军、独立团营整编为四个纵队,除范自兼第一纵队司令外,由袁仲贤、齐子修、张维翰分任二、三、四纵队司令(后因聊城失守,该方案未能全部实施)。会议还决定将1937年冬范筑先向全国发出通电的11月19日作为鲁西北抗日活动纪念日,届时将举行纪念活动。第六区军政联席会议,在鲁西北抗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完整地制定了巩固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宫会议后,范筑先更加坚定地依赖共产党,愿与八路军秘密合作,也使鲁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特点更加突出,主要表现是:1.在政治上有明确而具体的行动纲领,即《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2.在组织上,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统一的抗日政权。3.在军事上,有在范部建制下统一战线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指挥,统一调动。4.在经济上,有统一的战时经济政策,适应抗战的一些经济改革,而且得到了逐步实施。5.在文化教育上,有全区性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抗战救亡的宣传、文化、教育机构和工作,各报刊舆论一致,各种革命理论书籍得到广泛地传播。这时,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达到鼎盛时期,发出号召动员基本区700万民众,创造更大成绩,迎接11月19日这个鲁西北抗日纪念日。

    军政联席会议的成功,表明范筑先公开向国民党顽固派摊牌,沈鸿烈等气急败坏,竟不惜勾结日伪,准备对范筑先下毒手,他们派兼任鲁西行辕参议的阳谷“忠孝团”总团长赵长衔去济南,与日本驻济南特务机关联系,商定了发动会道门暴动、配合日军进攻聊城的计划。赵回到阳谷后,于11月中旬在寿张、阳谷、东阿三县掀起了数万人的“忠孝团”大暴动。他们阴谋请范筑先前往安乐镇对会徒讲话,就地将范刺死。恰巧范由于部署军务,临时派韩多峰代他前去。韩多峰(曾任冯玉祥西北军旅长)原任山东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到任后,仿范筑先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并出面调停了临清、清平一带的土杂武装与八路军挺进纵队的矛盾,同年9月参加了南宫会议,与范筑先一致同意八路军入鲁共同抗日。不久,他被沈鸿烈免职,遂到聊城来投范筑先。这次他代表范筑先赴阳谷处理忠孝团暴动事宜,不料被误刺受伤,范筑先侥幸免遭毒手。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回师华北指向敌后战场,11月中旬,日军分三路进攻鲁西北。差不多在寿、阳、阿会道门暴动的同时,驻济南日军一一四师团派平田大队发动了对聊城的进攻,驻禹城、大名的敌人也同时进犯。11月13日下午,平田大队约有步骑兵300余人,汽车、坦克10余辆,飞机2架配合,从东阿山渡过了黄河,沿途未遭到驻军的抵抗,14日上午9时日军即到达距聊城十八里的明王官屯。因山东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入城与范谈到下午4时,使范失去了出城指挥作战的时机,而王来贤的第一路民军刘冠千带领第三团担任聊城东关菜市、猪市、龙湾一带防务,一弹未发,弃城逃回馆陶东目寨,黄昏后,东关失守。15日黎明,日军对东门守军发起猛攻,因守军力量单薄,1938年11月15日下午4时,敌人完全占领了聊城。范筑先和僚属张郁光、赵培川、崔芳德、姚第鸿及守城军民700余人壮烈殉国。消息传出后,举国哀悼。12月23日重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林森和朱德、彭德怀等国共两党的许多领导人分别送了挽联。国民政府还“特令褒扬”,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三天”。1940年11月15日,华北文化界旅渝人士集会,把这一天定为“华北抗战烈士纪念日”,以永远纪念范筑先将军。

    范筑先将军的殉国,给鲁西北的抗日斗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给鲁西北根据地带来了紧张局势。范筑先的队伍成分复杂,除少数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几个支队真正抗日,其他大部分是土匪、民团、会道门、国民党散兵组成,本来就是投机抗日,聊城失守后,或哗变或投敌,很快溃散。在这些支队作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的被害,有的逃出。王金祥把第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支队编为国民党第六、八、九保安旅。齐子修将第十九、二十九支队编为国民党第七、十一保安旅。第四、八、三十二支队除共产党员徐宝山掌握的武装从第四支队拉出来外,其余全部溃散。阳谷的反动会道门“忠孝团”,冠县八大区的封建围子等也各霸一方,有的与日伪勾结起来。第五、六、七、二十五支队编入十支队,坚持在馆陶、临清、邱县、堂邑、朝北等县的小块根据地内,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唯一抗日队伍。鲁西北的形势呈现出日、伪、国民党顽军、反动会道门、封建围子和抗日根据地犬牙交错之势。

    聊城沦陷后,中共鲁西北特委召开会议,一致认为范筑先的未竟事业必须由我党来完成,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权决不能落到国民党手中。为此,会议决定由张维翰来代理六区专员和游击司令,并以其名义发布告示,来安定民心。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李树春得到消息,十分恼火,立即命令王金祥率部约3000人在莘县北部突然袭击十支队的机枪营,经过激烈战斗,虽然给了王金祥部队以极大的杀伤,但机枪营也伤亡了80余人,受到很大损失。当时集中在馆陶、冠县一带的十支队处境很危险,聊城的日伪军准备西进,大名日伪军有过卫河“扫荡”的企图,王金祥几千人陈兵莘县有继续北进的势态,王来贤的第一路民军也妄图配合王金祥两面夹击十支队。

    局势不断恶化,鲁西北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中共鲁西北特委在北馆陶召开紧急会议。张霖之、徐运北、张维翰、王幼平、王化云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有的同志建议把十支队机枪营调到泰西大峰山去。张维翰在会上坚决表示:“我们不能动摇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决心,若组织上调走机枪营,我也坚决不走,可以借卫河与敌人周旋。”,王化云也坚决不同意走。特委书记徐运北说:“冠、馆、邱有卫河之险,是冀鲁两省的接合部,便于和日军周旋,而且背靠八路军,如有紧急情况,随时可以支援,并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可以坚持的”。特委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机枪营及十支队仍留在冠、馆、邱一带,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扑灭抗日的火种,李树春、廖安邦也在张秋镇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吴连杰由临清往南,齐子修从清平、博平往西,王金祥集中主力往北,王来贤一路民军从十支队背后,四面出击,企图一举把十支队消灭,将共产党挤出鲁西北。会后,参加莘县张秋镇会议的一路民军参谋长刘冠千在路上被十支队俘获,张维翰与省委代表张霖之及袁仲贤、王幼平等十支队领导紧急磋商,一致认为,正是刘冠千在聊城不战而退,才使范筑先司令陷于死地,聊城失陷后,第一路军又是在他的煽动下,王来贤接受了国民党二十二旅旅长的委任,真是罪该万死!张维翰让警卫人员将他押送司令部军法处审讯,军法处长王润槐夜审刘冠千,从刘冠千的口供中了解了国民党妄图围歼十支队的阴谋。为了给鲁西北人民报仇雪恨,当晚,张维翰下令处死了刘冠千。

    就在国民党正准备围攻第十支队之时,八路军总部派陈赓率115师三三四旅六八八团下太行山,于12月14日进驻朝城北面的张鲁集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看到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才未敢轻举妄动。特委在馆陶县南拐渠村召开第二次会议,陈赓参加了会议,分析了鲁西北的形势。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今后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将由政治斗争转向武装斗争,倘若八路军主力离开鲁西北,李树春、王金祥等必然会重整旗鼓围攻十支队,其中威胁最大的是王来贤,他已被国民党编为二十二旅,而东目寨一带又是冠、馆、邱抗日根据地的腹地,它截断了鲁西北与冀南的通道,如不歼灭,就会使我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根据大家的意见和陈赓的指示,特委决定六六八团负责解决东目寨王来贤司令部和一、二团,十支队负责解决尖冢第三团。12月24日,陈赓命韦杰率六六八团奔袭东目寨,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战关系还没有破裂,六八八团全部带上十支队的袖标,夜间渡过卫河,拂晓前将东目寨包围。第一路民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经不起八路军的攻击,激战三个小时,王来贤的一、二团已溃不成军,王来贤集中几十挺机枪,率300余人冲出重围向北逃窜。第一路军三团团长赵瀛洲是共产党员,因有党的基础,见到十支队到来,一枪未发,由政治部沈兰斋、李延年等带领来到馆陶接受改编。歼灭了王来贤的第一路民军后,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围歼十支队的计划,解除了后顾之忧,打通了鲁西北与冀南的联系,使鲁西北的形势基本稳定来。   

    范筑先牺牲后,鲁西北抗战局面发生了混乱和分化,中共中央对这种情况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11月24日,由毛泽东等签署的《中共中央对范筑先部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应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其部队,实际帮助范区作战”,为此,决定派八路军主力部队前往范区,迅速促成以十支队为基础,团结其他部队,组成纵队,成为鲁西北抗战及团结范部之核心。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8年12月,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组织了八路军129师先遣队,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政委肖永智,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参谋长王波,开赴馆陶、冠县一带。

    1939年1月,在馆陶县七区万善召开军事会议,张霖之、张维翰、李聚奎、王幼平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商讨了建立“先纵”和“筑纵”的问题。1月14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第十支队改为筑先纵队,司令员张维翰,参谋长胡超伦,政治部主任袁仲贤,副主任巩固,下辖6个团,约7000余人。筑先纵队在名义上不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7月6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筑先纵队正式明确由129师指挥)。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的成立,加强了鲁西北的抗日武装力量,使鲁西北抗日武装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标志着共产党八路军在鲁西北公开抗战的开始。

    聊城失守后,被改编的封建民团和土匪队伍更加动摇不定,吴作修的第七支队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王来贤曾派代表约请吴会谈,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吴作修与王来贤的勾结,形成了对十支队的很大威胁,为了争取吴作修消灭王来贤,特委军事部长王幼平派鲁西良去七支队说服争取吴,鲁西良与吴作修原来有旧交,他给吴分析了鲁西北的形势和利害关系,吴作修最后同意归编十支队。1939年1月20日,七支队1500人调到北馆陶南关进行改编,被编为筑先纵队第一团,团长吴作修,参谋长鲁西良,政治部主任于笑虹,副主任吴洪宾。

    郝国藩的四大队虽然名义上是县抗日人民自卫团,但没有抗日的任何行动,始终驻扎河西八区一带。聊城失守后,馆陶县形势紧张,这时国民党第四区专员袁聘之曾派人来争取改编他们,日军和伪军也写信拉拢他们,共产党派的一些政工干部竭力引导他们到八路军一方,内部斗争很激烈。在抗日自卫团的领导层里,成分很复杂,有以王传(副团长)为首的正统派认为国民党是正统,主张投靠国民党,有以李尚达(副团长)为首的地主阶级的投降派想投靠日军,以郝国藩(团长)为首的少数人同意接受八路军的改编,大多数的地主、士绅因个人利益关系,既不愿意投降日寇,也不愿意让八路军改编,只想保存实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1938年12月,八路军先遣纵队工作团来到房儿寨,提出要改编抗日人民自卫团为筑先纵队,要求三天之内作答复。 在房儿寨丁字街路东抗日人民自卫团团部由郝国藩主持召开了六、八区有影响的人物、地主、士绅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八区的上层人物如张维藩、李尚达、王老怡等,自卫团的中层领导人如孙建功、崔玉璞、郭冠英和张国俊、张士杰、张文贞、王希林等也参加了会议。 张维藩在六、八区而且在馆陶县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二哥张维玺是国民政府陆军中将, 他的五弟张维翰是筑先抗日纵队司令员,抗日人民自卫团副团长王传是他的妹夫,他同意改编为筑先纵队独立团,在他看来,独立团就是他家的队伍,接受八路军的改编也好,接受筑先纵队的改编也好,都是一样。在会上,郝国藩、张维藩明确地表了态, 孙建功,王希林等自卫团的政工、军事中层领导人也纷纷发言赞成归“筑纵”改编,大势所趋,在场的一些想投靠国民党的士绅和他们的代表也不得不赞成归“筑纵”改编。而原想在会上提出投靠日本人当汉奸的李尚达是鸭窝地主刘国政的大管家,担任过县民团的总团长,但他最怕张维藩(李尚达曾在张家做过帮工,因其行为不端,被张维藩赶出家门),张维藩一表态,李尚达也不得不改变想投降日寇的主张,同意接受筑先纵队的改编。

    郝国藩派李振声、秦善扬到北馆陶找到筑先纵队司令部,要求张维翰派人来,马上改编抗日人民自卫团。1939年1月,中共馆陶县委将县游击队、县青年抗日挺进队合并并入馆陶县抗日人民自卫团,将其正式改编为“筑先纵队独立团”,团长郝国藩,副团长李尚达、张文桢,政治部主任孙建功,参谋长罗玉璞,政治部副主任阎兆亨。下辖两个营,每个营三个连,团部有一个直属手枪连(也称警卫连),一营长张国俊,教导员崔玉璞;一连连长张青云,二连连长张廷襄;三连连长王道周,二营营长王希林,教导员郭冠英;四连连长蔡新法,五连连长张士杰,六连连长霍树栋;手枪连连长王学德。同时筑先纵队政治部也派政工干部宁仲魁、胡若蒸、王佩良、秦孟山、李鸣歧、楚连杰、张惠卿等人到独立团担任连队指导员、政工干事等职,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这时部队里的中共党组织也公开了,团有政治部,营有教导员,连有指导员,积极地在部队里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独立团成立后,抗战和投降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特别是与投降派的代表李尚达的斗争。另一个抗日人民自卫团的副团长王传被解职,回家当了两面派政权的村长。

     李尚达是鸭窝地主刘国政的亲信,他生性贪财好色,追求享乐,虽然身任筑先纵队独立团副团长,但从不抗日,对作政工的共产党员横加指责,不同意给士兵上政治课,不同意教唱抗日歌曲,而向士兵宣讲国民党升官发财、吃喝玩乐那一套。他拥有三房妻妾,生活腐化堕落,吸食毒品。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共产党对他一直采取争取教育的作法。1939年4月,县委得知他与大名汉奸勾结,企图策划部队投靠日伪军,县委立即决定除掉李尚达,经过周密安排,得知李尚达到了鸭窝地主刘国政家,县委派新组建的卫河一中队迅速赶到那里,以驻防为由要求进入刘家大院,刘国政不想让部队驻到院内,让李尚达出来说情,一中队趁机抓住李尚达,宣布了他的罪名,抄了刘国政的家,搜出日本太阳旗和枪支,抓住了李尚达妄图投靠日伪军的铁证。晚上一中队撤出了鸭窝,在南盘将李尚达处决,处决了李尚达,一是大快人心,二是震慑了地主武装。

   武汉失守后,日军回师华北,对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1939年1月,日军集中了两个半师团3万多人进攻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和党政军指挥机关所在地的南宫、威县、冀县一带,企图由平汉、津浦两线压缩八路军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2月10日,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约千余人向威县“扫荡”,三八六旅在陈赓的指挥下,设伏于香城固,以突然火力消灭日伪军大队长以下200余人,焚烧汽车8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香固城战斗是平原作战的一次光辉的战例。

    日军受到沉重打击以后,为了进行报复,调集了70辆汽车满载2000余日伪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对威县、邱县、临清、馆陶、冠县等地区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三八六旅避开强敌,从尖冢渡过卫河,到馆陶县二、三区枣科、潘庄一带休整,以待战机。刘伯承、徐向前、李达率129师主力来到馆陶八区一带,将200名伤员交县进行妥善安置,然后从南馆陶渡河南下,与日伪军周旋。2月12日,日军占领了邱县,之后继续向馆陶进犯。15日,在馆陶卫河西岸,日军集中轰炸机3架,汽车47辆,装甲车4辆,企图强渡卫河,驻在卫河的筑先纵队呈现紊乱状态,河防守兵开始部分溃退。陈赓严命“筑纵”不许放弃河防,在干部的带领下,河防守兵返回河岸,击退了企图渡河的日伪军,为了避免大的伤亡,“筑纵”司令部主动撤到七区的田平、留陈中民营阻击日伪军,给日伪军以杀伤后,撤出了馆陶县城,馆陶县党政机关和各抗日团体也撤出北馆陶,到六、八区一带坚持抗日斗争。1939年2月17日,县城北馆陶第二次沦陷。王来贤从东目寨逃窜后,先投到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部队,而后又跑到临清和他住在那里的几个营相会,这时也投到了北馆陶,成为日寇的铁杆汉奸。

    吴作修的第一团成立后,即到馆陶二、三区活动,根据“筑纵”司令部的命令:“日伪军进行‘扫荡’,冀南部队机关要到卫河东冠县一带休整,一团在南馆陶渡口集中船只并掩护过河。”,一团奉命驻防南馆陶北边的车疃。这时正值农历正月初一,战士是本地人,都想回家过年,因此士气松懈,思想麻痹。司令部派马骏率领宣传队到车疃进行慰问演出。下午3时突然有敌机3架进行轰炸和机枪扫射,接着25辆汽车、装甲车从北村冲来,日伪军1500余人从三面包围南馆陶和车疃。由于一团未作好战斗准备,在日伪军的突然袭击下溃不成军,二营被日伪军冲散,团直和三营仓惶渡过卫河,宣传队长马骏牺牲。在日伪军的扫荡下,吴作修带领100多人投降了日军。

    吴作修的投敌,给日伪军进占南馆陶打开了一条通路。1939年2月19日馆陶县的日伪军突袭占领了南馆陶,一些地主汉奸及土匪武装乘机大肆活动。大汉奸张向斗的儿子为报杀父之仇,急忙窜到南馆陶,勾结日伪军于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三)拂晓,带领日伪军300多人直扑南彦寺村,包围了张家大院,扬言“要杀尽张维翰全家,为父报仇”。张家在事发前三个小时得到消息后,全家三十多口人急匆匆连夜逃出南馆陶,此时,日伪军正气势汹汹地冲入张家大院,发现扑了个空,顿时恼羞成怒,疯狂地进行打、砸、抢,烧,顷刻间,整个大院化成一片火海。南彦寺村的大火,焚烧了两天两夜,将张家占地数十亩的庭院内外所有的楼宅及财物烧成了一片废墟。张家全家人虽然侥幸逃出虎口,但从此背井离乡,故土难归,曾经闻名南馆陶的张家大户也就从此消失。
 
    日军占领县城后,形势急剧恶化。日伪军开始在县城内建立伪政权,发展伪军,建立据点,实行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县城周围的一些区成为敌占区,有些区成为游击区,县委、县政府退到六、八区一带坚持战斗。在这种形势下,已不宜于大兵团活动,筑先纵队撤消了团的建制,将二、三团改编为五个营(独立团和第七团仍保留原建制),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采取分散活动的方针。1939年日军2月大“扫荡”之后,馆陶县长韩树义逃跑。日伪军严密封锁卫河,增加了筑纵(在冠县一带)与河西联系的困难,馆陶县环境更加恶劣,斗争更加残酷。在这种形势下,筑先纵队报请区党委同意,于1939年5月成立筑先纵队驻卫西三县军事指挥部,以指挥临西、馆陶、邱县三县的军事斗争,原第十一支队司令员牛连文任总指挥兼馆陶县县长,张潭为政治部主任,张维德为参谋长。卫西指挥部的成立,加强了三县军事力量的统一指挥,有力地控制了张星五的县保安大队、郝国藩的独立团和几个地方游击队。

    吴作修的第一团被冲垮以后,人还没有全部集中起来。为了不使这些人跟着吴作修投敌,一团参谋长鲁西良和三营营长傅浩仲化装进城,对吴作修做最后一次争取。鲁西良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了日本必败,抗战必胜的道理,指出吴如果悬崖勒马还不晚,一团还是欢迎的,仍让他负责领导。吴听后,默然不语,不仅没有悔过自新的表情,而且有不悦之色,他们看到吴有不良之心,恐生意外,立即出城。筑先纵队和县委决定除掉吴作修,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侦察到吴作修准备在1939年农历三月初三回齐堡赶庙会,午夜十二点县委军事部长许旭带路,由筑先纵队二团政治部副主任吴新之率部队包围了吴作修的住宅,吴不在宅内,然后迅速转向后街他的小老婆家,吴作修的全部武装被抓获,部队带着吴作修转移到河东,没有立即将他处决,结果在日伪军“扫荡”时,因看守不严,吴作修逃跑,二次投降了日寇。此后吴成为死心塌地的汉奸,出任馆陶县伪县长和伪军司令,为日军增设据点、修筑公路、组织伪军、成立维持会,给根据地造成极大的危害。

    1939年9月中共鲁西北区党委发现县保安大队长张星五与伪军司令吴作修暗中往来,企图率保安大队投靠日伪军,保安大队有6个中队,一个手枪队,800余人,驻扎在南馆陶镇,南馆陶镇是根据地的中心,如果张星五投敌,会给抗日武装力量造成很大威胁,故区党委决定处决张星五。农历八月十五日晚,牛连文派参谋长张维德等人通知张星五参加部队与保安大队的联欢活动,乘张不备将他击毙。处决了张星五,为抗日武装除去了一大隐患,巩固了馆陶县抗日根据地,同时对争取和稳定郝国藩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不断在各地制造“ 摩擦”和反共惨案。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反攻逆流,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对于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6月,毛泽东发表了《反投降活动》一文,号召“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主要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裂。”。7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1939年11月,129师政委邓小平在大名县营镇召开会议。馆陶县梁毅民、靖濡之、许旭、鲁大东等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传达了中央指示,再次指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质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邓小平的报告,实际上是冀南和鲁西北反顽斗争的动员令。

    危及馆陶县抗日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主要是石友三,1939年3月蒋介石任命石友三为冀察战区副司令,石友三受宠若惊,反共反人民更加卖力,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他在临、馆、邱一带设立了几十处招兵处,在馆陶县就有20余处,总站设在鸭窝,他们在集市上设钞桌子收税,破坏抗日政府的统一领导,并且石友三与日军南宫特务机关头目有旧交,其弟石友信往返平津领取日军的旨意,双方密切配合,不断对八路军进行挑衅,卡地方游击队的枪支,活埋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

    1939年底,根据冀南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卫西指挥部总指挥兼馆陶县县长牛连文在六区韩范庄召开了全县乡、村干部会议牛连文在会上讲述了石军团所犯下的罪行,指出了他们投降反共的本质,这次会议是馆陶县全歼石军团招兵处的一次动员誓师大会,不久,根据上级指示,各区研究决定了消灭石军团招兵处的行动措施,连夜组织各村党员、游击小组骨干100余人,一夜之间,馆陶县20余处石军团招兵处全部被除,从而稳定了冠、馆、邱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秩序,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动气焰,为冀南和鲁西北的反顽战役作了必要的准备。

    1940年1月30日,石友三策动所属部队全力向冀鲁边境的孟家村、张家庄八路军东进纵队进攻,先后将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两个连、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并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及清江、清河两个县大队,将清河县大队大部消灭,八路军遭到严重损失。 为了自卫,八路军第129师趁顽军朱怀冰部南撤、石友三的部下顽军高树勋部尚在卫河以东之际,决定集中冀南,冀鲁豫、冀中军区部队,形成五路二十多个团的兵力,发动讨逆战役。歼灭顽军石友三部及孙良诚部于卫河以西地区。预定的歼敌地区是石友三顽匪军三万人盘踞的河北省威县境内郭固村一带的顽匪军老巢穴。

    我军以东进纵队主力、青年纵队七七一团及由冀中调来的刘(子奇)支队和一二O师在冀中的贺(炳炎)余(秋里)支队,张仲翰津南自卫军,冀南第四军分区部队(李荣部)等组成左翼队,由陈再道、刘志坚指挥,任务是将石军拦腰截断,由西北突击消灭郭固、董家庙地区之石军。 以东进纵队一团,青年纵队三团、先遣纵队一团、筑先纵队独立团以及三八六旅四团等部组成中央纵队,由徐深吉、吴富善指挥,任务是由南向北突击消灭郭固、董家庙地区之石军。  筑先纵队、先遣纵队及曾国华支队为右翼队,由李聚奎、肖永智指挥,任务是箝制高树勋部。杨勇支队到观城、朝城一带,逼近高树勋部主力,阻其北援石军。冀中赵(承金)谭(冠三)支队及冀南李(林)赵(义京)支队,由王宏坤指挥,任务是箝制石部一八一师及其周围部队,阻其南援。 我军原定2月11日开始反击,但被石友三发觉,石感到孤军远悬,战力薄弱,甚恐我军兴师问罪,于2月9日秘密南窜,并令高部为其策应掩护,高未执行,我军立即分数路追击堵截。

    2月9日晚,郝国藩带独立团被派为徐深吉、吴富善指挥的中央纵队等五个团中的前卫团,在漫天大雪中向战役指定方向进发。当时独立团排在中央纵队前卫团的位置上,部队行军次序是:营长王希林率二营为前卫营,冯惊涛率一营在前卫营后面跟进,三营以及卫西指挥部是本队。团里主要指挥员的位置是:王希林在前卫连后边,郝国藩率团部和冯惊涛在一营前边。 这次战役是在农历除夕夜,由六七十华里外的山东临清县下堡寺一带出发,发动的远距离奔袭合围战役,前卫二营于23时30分在距指定村庄三华里的大汶口村与敌遭遇,发现约一个班的敌人,王希林判断是小股顽匪,决定迅速歼灭,占领村庄。王希林派一个排猛击敌人,冲进半个村庄时,发现敌有一个营的兵力,并有三挺机枪向我射击。郝国藩即令二营全队主攻,冯惊涛率一连二个排迂回敌人侧翼,留一个排做预备队,迅速歼灭这股敌人,为后续大部队开辟道路。

    独立团正在继续驱逐歼灭之际,指挥所俘虏了一个石友三总部的传令兵,搜出石友三突围的命令,郝国藩得知石友三已察觉我军计划,企图突围逃跑,先我军到达中央纵队预定的准备发起总攻的一带村庄,中央纵队司令部预定的菴上村被石友三总部占据,独立团遭遇的是敌人主力二团一个团的兵力,是两个小时前到达的,团部这才知道整个战局变化了,独立团已经插进了敌人的心脏,距石友三总部只有三华里,寡众悬殊,与大部队失掉联系,处境危险。郝国藩当即召集参谋长罗林和营长冯惊涛、王希林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向距此七八华里的田上村撤离,郝国藩下达突围命令后,政治部主任孙建功做战场紧急政治动员,号召党、团员带头,在敌人对我情况不明时,要猛打速决,不恋战,迅速脱离石军中心圈,王希林带二营作前卫开路,冯惊涛带一营一连作预备队断后,他们乘夜急行10余里,在田庄和石军遭遇,打死打伤石军10余人,俘虏十余名,接连又与石军战斗了数次,边打边走。石军南逃到邱县东北的王八郎寨时,乘石军停留休息之际,冯惊涛率一营向石军进行猛烈攻击,击毙石军数十人,俘虏20余人。又经过一昼夜的战斗,独立团与监视王官日寇据点的八路军会合,摆脱了困境。                                                                 
   八路军第129师命令参战部队乘胜追击与堵截南逃的石友三部,11日,青年纵队第771团、冀南军区特务团等部在清河以西之狼窝消灭孙良诚部1个团;东进纵队第2、第3团及冀中军区第23团于威县东北之史家庄、枣科一带,与石友三部暂编第3师激战,歼其两个营;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各1个团及第386旅第4团在清河西南中兴集一带,与石友三部第181师激战终日,阻滞了其撤逃。后八路军将顽军主力包围在威县东南下堡寺,马呜堂窑安镇地区,并发起猛攻。13日,孙良诚部3000余人突围南撤,逃过卫河进至南乐地区。石友三部连遭围攻,伤亡惨重,于15日夜突围西逃,东进纵队主力、青年纵队之第771团与冀中军区赵谭支队等部,立即沿顽军左右两侧平行追击,此时在邯郸、广平、曲周、肥乡等县的日军出动步骑炮兵3000余人,直插到侯村、平固店一带,向八路军进攻,以掩护石友三部南逃,石部乘机南窜到大名、临漳间渡过漳、卫河,向清丰东南地区撤逃和丁树本、高树勋会合。战至18日,八路军停止追击,此役,八路军共毙伤俘石友三顽军2800余人。八路军主力在下堡寺一带战斗十余天,消灭了石军三分之二,给石友三以沉重打击。        
    这次反顽战役经过了5个月的时间,八路军与顽军、日军作战135次,歼灭顽军3个师,石友三及其他国民党顽军被驱逐出河北各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投降反共分子与日军勾结夺取河北的阴谋,这对于巩固冀南、太行、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保卫山东、山西、华中、华南以南的联络有很大意义,

    1940年6月7日,冀南部队整编。根据中共北方局黎城会议精神和129师建军、整军训令,对冀南的所有共产党控制的部队进行整编,东纵领导机构与冀南军区合并,陈再道任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副司令王宏坤,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青年纵队编为新四旅,旅长徐深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富善,副旅长杜义德,参谋长李茂思(不久投敌),后陈明义,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辖771团、10团、11团三个团。东进纵队编为新七旅,旅长易良品,政委文建武,副旅长邹国厚,参谋长雷绍康,政治部主任钟汉华,辖19团、20团、21团三个团。“筑先抗日纵队”和“先遣抗日纵队”合并为129师新八旅。当时下辖3个团(22团、23团、24团)。郝国藩的独立团和先遣纵队一团、卫河支队一团合编为新八旅23团,郝国藩任团长,李大清任政委,罗崇福任副团长,黄依仁任参谋长(后陈中民,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8师师长),刘昌任政治部主任,一营营长陈其芳,教导员张祥甫,二营营长冉泽,教导员杜平,三营营长王希林,副营长王俊(1947年牺牲于河南汲县),教导员周全。全团共2200余人,大部分干部、战士是本县人。几个分区基干武装合编成新九旅,旅长桂干生,副旅长杨宏明,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王贵德。辖25团、26团、27团三个团。
 
    129师新八旅团级以上干部名单:

    张维翰  新编第八旅旅长(1955年授大校军衔)                 

    肖永智  新编第八旅政治委员(1943年牺牲于冀南)

    王近山  新编第八旅副旅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               

    周光策  新编第八旅参谋长(1947年牺牲于红安)

    王幼平  新编第八旅政治部主任(外交部副部长)           

    田厚义  新编第八旅22团团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             

    于笑虹  新编第八旅22团政治委员(1961年授少将军衔)         

    徐国富  新编第八旅22团副团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           

    王润怀  新编第八旅22团参谋长

    刘理连  新编第八旅22团政治处主任

    郝国藩  新编第八旅23团团长(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           

    李大清  新编第八旅23团政治委员(1964年授少将军衔)         

    罗崇福  新编第八旅23团副团长(1955年授大校军衔)           

    黄依仁  新编第八旅23团参谋长

    刘  昌  新编第八旅23团政治处主任

    徐宝山  新编第八旅24团团长(1942年牺牲于山西)

    蒋宏钧  新编第八旅24团政治委员(1946年作战中牺牲)

    万德坤  新编第八旅24团副团长(1955年授大校军衔)           

    赵仁山  新编第八旅24团参谋长(1955年授大校军衔)          

    张  谭  新编第八旅24团政治处主任
                                                              
    新八旅编成以后,进行了短期的整军训练,经过整军训练,部队的精神面貌和战斗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1940年7月,结束了整军训练的新八旅按照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的命令,在旅长张维翰的率领下,离开了鲁西北,转移到冀南开展抗日游击战,转战于平汉路东、邢台、大名及卫河以西广大地区,为保障太行山与平原的通道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先后参加了临西战役和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在冀南秋季攻势的一个半月的连续战斗中,创下连克肥乡、鸡泽等六个县的战绩。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封锁,保卫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威震敌胆的抗日劲旅。

   从1939年开始,日军对根据地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从日军占领区向根据地网状包围圈,使大块的根据地被分割,给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展造成极大困难。为了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自 1940年8月到12月华北战场的八路军和人民发动了一次以破坏日伪军交通为主的百团大战,八路军总部调集105个团的兵力,并动员群众数十万人参加,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向以正太铁路为中心的华北敌占主要交通线进行总破击。冀南参战部队共10个团。
  
    8月20日至9月10日为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根据首长命令,冀南部队的任务是以4个团兵力配合平汉西部队,从20日起对平汉路进行5天大破击。新四旅10团、11团和新七旅19团,由易良品、吴富善指挥破击内邱支高邑(函)段;新八旅23团、24团,由王近山指挥破击邢台至邯郸段。1940年9月13日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结束后,于13日至16日,我26团、 27团在五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再次破击德石路,新八旅24团、23团一个营和386旅18团配合一、三分区部队,破击邯郸至肥乡间公路,27团在破击德石路作战中,一个营于青兰至董故庄间至小德厢设伏,敌由青兰出动2辆汽车,先头1辆载敌20余人、轻机枪2挺,进入我伏击地后,仅5分钟即被我全部消灭。后头1辆掉头窜回青兰。
 
    1940年9月22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开始,至10月上旬结束。这一阶段冀南部队的任务仍是破击德石路以及邯郸至广平间公路。26团、27团为第一破击队,由新九旅旅长桂干生指挥;19团、25团为第二破击队,由易良品指挥;赵义京指挥五分区游击队配合,继续破击德石路。新八旅22团、23团等部队由肖永智指挥,破击邯郸至广平间公路。炸毁了许多公路和桥梁,切断过平汉铁路,拆毁了很多的铁路和电线,将铁轨拆下运到后方的兵工厂去造枪造炮,用来打击敌人。

    百团大战的意义在于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沉重的打击了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告诉世界:不可一世的日军是可以战胜的。馆陶县军民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打狗、拆楼、破路挖沟,不仅阻止日伪军的“扫荡”,也便于八路军和游击队的通行,从1939年到1940年两年中,冀南挖成道沟约1.25万公里,1941年后,则由道沟转入地道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六、七、八区各个村庄之间挖了交通沟约有四、五百里,纵横交错,村村相连,为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1941年3月31日,永年、大名、临清、邱县日伪军5百余人,将郝国藩带领的23团合击在曲周东南北马店地区,郝国藩率领23团与敌激战,毙伤敌百余人。22团于曲周东南大连寨与敌激战,毙伤敌50余人。22团1部攻克曲周县敌之南桥据点,毙俘敌20余人。南宫县大队攻克南宫县臧家庄炮楼,毙日军12人,俘伪军1人。4月8日各路外出“扫荡”之敌,在我军不断打击和消耗下,先后撤回原地。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7昼夜,大小战斗27次,毙伤日伪军250余人,俘伪军30余人。
    
    1941年8月31日,郝国藩率领23团参加邢沙永战役。为配合晋察冀边区反“扫荡”作战,摧毁敌人深入我根据地据点,打通平汉路东西两侧我交通要道,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组织进行邢(台)、沙(河)、永(年)战役。于元氏至磁县间平汉路两侧展开破击战。太行部队在路西作战,冀南部队在路东作战。整个战役由陈锡联、谢富治、赵辉楼指挥。冀南参战部队有新八旅和三分区部队等,由张维翰、王近山指挥。9月3日战役结束。攻克县城两座,(南和、沙河)、据点8处、碉堡53个。毙伤日伪军670多人,俘伪军660余人(包括一部分反正的),缴获长短枪650余支、轻机枪20挺、炮1门。我军伤亡450余人。
       
    1941年9月19日攻克十三里庄。新八旅破击邱(县)馆(陶)公路。郝国藩指挥23团在南和、鸡泽、永年县大队配合下,攻入南和县城,俘伪军70余人,缴获枪百余支,并打开监狱,救出抗日工作人员多人。其他各分区部队亦对当地敌人展开破袭,此次破击,共歼日伪军320余人,俘日军3人、伪军200余人。攻克据点碉堡10处,破毁公路40余里,缴获长短枪260支、机枪 11挺。我军伤亡261人。
   
    1941年12月18日平汉路破击战。为打破敌在平汉路两侧的封锁,打通冀南与太行的交通要道,我冀南和太行部队从18日至22日,联合发起对平汉路沙河至赞皇段的破击战。张维翰、王近山指挥新八旅主力及三分区武装,先后破坏临洺关车站至七里店车站一段铁路,破毁曲周、肥乡、永年、大名、平乡间公路及封锁沟。这次破击战共摧毁封锁沟墙218例,破坏铁路、公路140余里,攻克碉堡52座,毙伤俘日伪军880余人。我军伤亡350余人。

    由于在百团大战中正规部队有很大减员,急需补充兵员,曾一度特别重视正规的补充和扩编,而轻视地方武装的发展,1941年11月,中央军委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提出主力军缩编,巩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在馆陶县坚持斗争的八路军正规部队主要是新八旅23团,由于日伪军对根据地的分割、缩小,已不适合大部队作战活动,一般是以连为单位进行分散活动。他们与地方游击队、县大队、民兵密切配合形成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在1941年到1943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军民团结战斗,同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给了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自聊城失守后,斗争环境日趋恶化,汉奸伪军活动猖獗,1939年4月,馆陶县委建立了对敌工作站,由军事部长许旭担任站长,主要是收集敌人情报并开展敌伪工作。徐旭的父亲许玉章担任过吴作修的副官,吴作修投敌后,许玉章在县委指示下继续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敌人情报并开展对敌工作。王磊(王梦月)、王梦桥在县城里开了一个杂货铺作掩护,及时将许玉章获得的情报送出去,供给筑先纵队和卫西指挥部。1942年2月,县委成立了对敌工作部,专门负责对敌工作,王俊臣任敌工部部长。敌工站直接受县委敌工部领导,另外还受筑先纵队敌工科长柏洁民的指导。1942年春,在西苏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敌工干部参加),新八旅敌工干事穆虹在会上传达了冀南军区敌工会议精神,指示敌工站以搞情报为主转入以对敌工作为主,打入日伪军内部,策动伪军的反正和起义。会议以后,敌工站充实了肖永茂、崔少州、张伯祥、张伯箴等十几个人,王磊担任敌工站站长。敌工站先后派人打入日伪军内部,勇敢战斗在敌人心脏。在分化瓦解日军、策动伪军投诚起义方面,在配合武工队锄奸方面,在配合部队的军事斗争方面,敌工站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部分被抽走,伪军开始发展,馆陶县伪军已发展到12个中队,8个区队,近2000人,另有日军100余人。日伪军实行“壕沟堡垒”政策,到处挖封锁沟,修筑公路和碉堡,在全县共建据点22个主要分布在卫河两岸和邱馆公路上,形成几道封锁线。卫河西岸有申街、康庄、南馆陶等9个据点,卫河东岸沿南北馆陶公路有北馆陶、邢庄、王庄等6个据点,切断了卫东与卫西的联系,在卫西邱馆公路上安有三个据点,驻有日伪军近300人,切断了三分区和四分区的联系,把馆陶县老四区割出去,五区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日伪军占领区不断推进到浅口、董固、南留庄等村,馆陶县卫西抗日根据地被压缩到西南40个村庄。1943年春,日伪军竟然在根据地护法寺、南拐渠建了据点,把魔爪伸入根据地腹地。

    对于抗日根据地,日伪军不断地进行疯狂“扫荡”,尤其是对老六、八区一带,大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企图彻底摧毁根据地生存的条件。日伪军为了破坏根据地,“扫荡”的次数和残酷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日伪军在根据地制造了多起惨案,被杀害近千人。南彦寺村是抗日英雄范筑先和八路军新八旅旅长张维翰的家乡,早已引起日伪军的仇恨,1943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日)夜,日军300余人,伪军200余人,突然将南彦寺村包围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奸淫和抢劫,日伪军逼问闾长张寿山(粮秣员)粮食藏在哪里,张寿山坚决不说,被活活烧死(为纪念他,南彦寺后改名寿山寺),在这一天,南彦寺村有53人被杀害,6人致残,妇女25人被强奸,男子41人被抓走。
 
    1943年秋天,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所属的聊城、茌平、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武城、临清、丘县、馆陶、冠县、堂邑、莘县、阳谷、朝城、寿张、范县、观城、濮县及大名、曲周、威县、清河等县,突然爆发了感染力极强、死亡率极高的流行性霍乱。瘟疫疯狂肆虐着鲁西北大平原,人们几十、成百、上千地死去,当时,抗日根据地军民一直认为是聊城、堂邑、冠县、莘县“无人区”引发的瘟疫,殊不知是日本侵略军实施山东卫河流域“霍乱作战”制造的“人祸”。
  
    日军这次“霍乱作战”代号为“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1943年为日本昭和十八年,故称“十八秋”。 作战时间为8至10月,作战区域为濮县、范县、观城、朝城、阳谷、莘县、堂邑、聊城、馆陶、临清、夏津等县。作战计划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731部队部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中将,华北方面军1855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少将和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亲自部署,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细川忠康中将具体指挥。“十八秋鲁西作战”之所以选定在鲁西北,除了这里战略位置重要外,首先是因为卫河河床高于地面,汛期河水泛滥,决堤放水,利用洪水迅速传播霍乱菌;其次是以水代兵,水淹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根据地,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掉;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卫河水位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而津浦路是日军的生命线,博山、淄川、华丰、新泰的煤,金岭镇的铁,南定的铝矾土和油母页岩等地下资源,以及号称“谷仓”的山东省农产品,向日本本土和伪满运送,都离不开津浦线。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左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敌人一箭数雕,阴谋可谓毒辣。

    1943年8月,持续几年大旱的鲁西北普降大雨,且连绵不断,卫河水迅猛上涨,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趁机下令发起“十八秋鲁西作战”。日军航空兵、步骑兵向卫河及鲁西北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菌,随即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第五十三旅团第四十四大队决卫河堤放水。 第四十四大队大队长广濑善利决定兵分三路决堤。8月27日,广濑率驻临清县城的第五中队、机关枪中队各一个小队共60人,抵达县城附近的小焦家庄卫河西岸。第五中队中队长中村隆次、机关枪中队中队长久保川助作、重机枪小队小队长小岛隆男等7人决堤,其他人分散警戒。附近村民听说日军要决堤,大吃一惊,纷纷赶来哀求日军住手,但均被日军铁锹砍翻。小岛隆男野兽般吼道:“滚开!谁的捣乱,统统枪毙!”就在村民与日军厮打之时,水流湍急的弯曲处已被掘开半米宽、半米深、5米长的口子,汹涌的洪水向西岸堤下一泻而下,转眼间堤坝即被冲垮150多米。河水咆哮着向前奔涌,流速迅疾,浪头很大,人们根本无法逃避,临清、馆陶、武城、丘县等县成为一片汪洋,遭灾总面积达960平方公里,40万亩农作物被淹没,6000户房屋被冲倒,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32300多人。
  
    日军第四十四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蓬尾又一率部将临清县尖冢镇附近的卫河北堤决开,结果使临清河西地区,曲周、丘县、威县、清河4县各一部,共约900平方公里的地域淹没,受灾居民45万人,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22500人。第四十四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福田武志于8月29日率小队长岩田和夫等30人,由驻地南馆陶出发,抵达南馆陶以北5公里的拐弯处,将卫河北堤决开4米长的口子,洪水淹没了南馆陶方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有48800多名老百姓罹病,其中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4500多人。  

    为了配合“十八秋作战”,第十二军决定调集第三十二、第三十五、第五十九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各一部,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总计3万兵力,对冀鲁豫边区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首先分区合围湖西、鲁西南、运东、沙区,然后由外围向中心压缩,集中兵力合围濮范观中心区,企图将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聚而歼之,最后再分兵“扫荡”外围,寻歼跳到外线的八路军。当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兼区党委书记黄敬,对日军进行大规模霍乱作战的阴谋一无所知,但却掌握了日军秋季大“扫荡”的情报。他们于1943年9月1日向全区发出《关于准备反“扫荡”的指示》,号召全体军民总动员,紧急备战,主力部队有计划地转到外线,向敌人薄弱部位出击,威胁其后方,留少量兵力在中心区,会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参加“十八秋鲁西作战”的日军在疫区寻歼八路军主力部队,但冀鲁豫军区部队早已转到外线,不见踪影,日军就专门袭击村庄,迫使、驱赶霍乱病患者到处逃亡,使瘟疫进一步扩散。

    进行大“扫荡”的日军,先后“扫荡”了冀鲁豫边区和冀南。冀鲁豫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二专署专员袁复荣、冀南第七地委书记兼第七军分区政委肖永智、冀南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等大批人员牺牲。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参加“十八秋鲁西作战”的日军,对疫区进行第二期“讨伐”。第四十四大队继续在聊城、堂邑、馆陶、临清、冠县等地活动。第五十四旅团坂本甲支队,攻击在莘县、范县、濮县、观城、大名等县活动的八路军,并抢掠粮草2000吨。日军经过对疫区“讨伐”和秋季大“扫荡”作战,霍乱在鲁西北和冀南部分县普遍蔓延,大量的中国人死亡。从8月下旬至10月下旬,仅鲁西北18个县就死亡20万人以上,日军达到作战目的。同时,日军也有不少人感染上霍乱,仅第四十四大队就感染210人,并出现死亡,于是,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下令停止“十八秋鲁西作战”和第十二军秋季大“扫荡”。1943年10月24日,日军撤出濮范观中心区,回兵途中又“扫荡”了沙区和运东根据地。

    1943年春、夏之季,馆陶县遭到严重的旱、涝灾害,可怕的瘟疫肆虐,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已使广大人民十室九空,一贫如洗。至1943年秋,馆陶县(卫西邱馆路以南)饿死、病死2万余人,八区房儿寨有1440人,死了80人,逃走170人,有33家逃光死绝。尤其是老四区一带,更是庭院荒芜,人烟稀少,一片凄凉景象,邱馆路上桃寨据点附近的几个村庄成了“无人区”,饿殍遍地,惨不忍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人民渡过灾荒,是需要急需解决的问题。

    1943年秋,根据上级指示和其他根据地的经验,在馆陶县委统一领导下发动和开展了借粮运动,所谓“借粮”,就是动员地主把余粮借给无粮的群众,打个借条,以后大了粮食再还。发动群众向地主借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借粮运动没有法令,是一个应急措施,地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同他们的斗争要掌握一定的限度,既达到借粮的目的,又不致把他们赶到日伪军那边去,因此这一斗争主要是说理斗争。经过讲明道理及细致的思想教育,一些开明地主主动地将粮食献了出来,对一些比较顽固的地主,一方面采取分化瓦解策略,一方面争取地主的雇工配合借粮斗争,让他们提供埋粮的地点和线索,迫使地主把粮食拿出来。在县委领导下,借粮斗争很快在全县取得了胜利。同时县委和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号召全体军民紧急动员起来,战胜灾荒。”的救灾工作指示,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县长郝国藩任主任,抗联主任冯金方任副主任,领导生产救灾工作,。郝国藩亲自带人到外地推着小车运粮,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救灾运动。弥补灾荒造成的损失,在生产救灾的紧急时刻,地委书记王幼平亲临馆陶,指出要全力以赴救灾,救灾如救火,刻不容缓。在生产自救运动中,劳动互助组、生产消费合作社应运而生,由于日伪军的掠夺破坏,农民耕牛、农具很少,耕地播种全靠人力,只有组织互助才能进行生产。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民兵和群众一边坚持对日伪军斗争,一边组织生产救灾,战胜了自然灾害,保证了第二年的春耕生产。

    由于日伪军频繁地“扫荡”,使根据地受到很大破坏,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县委和县政府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加强根据地的建设。第一,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克服步调不齐,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等问题,统一了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组织的步调,保证了党的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第二,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规定:在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为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党员在质量上有优越的条件。1942年郝国藩(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馆陶县县长,对馆陶县的统战工作,对稳定上层人物和地主阶级,都起到了重大作用。第三,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建立革命的两面派政权。两面派政权是特殊形势下的一种政权形式,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搞抗日工作,两面派政权机智勇敢地同日伪军进行各种巧妙斗争,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第四,实行精兵简政。由于根据地缩小,出现物质上的困难,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各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在馆陶县坚持活动的正规军只留下一个连,各级党政机关也精简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第五,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县委人员分头下去,发动群众,对顽固地主进行必要的批斗打击,然后再进行说理斗争,从而使减租减息的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第六,贯彻其他一系列改善民主民生的政策,如优待抗日烈属的政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政策等。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全县通过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战胜了困难,度过了根据地抗日最困难时期,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平原和山区不一样,日伪军一来无处躲藏,随着环境的恶化和血的教训,人们终于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这就是挖地道。从1941年开始,人民群众自觉地在自己家的屋里、院内挖一些藏身洞,以暂时躲避日伪军“扫荡”,后来总结经验教训,对地洞进行了改造,洞口由原来的一个口发展到几个洞口,洞口之间相通,这就成了地道。1943年冬到1944年春,地道的规模越来越大,由原来的分散挖到组织起来挖,在六、七、八区根据地几乎家家有地洞,村村有地道,而且由单纯防御发展到地道战。民兵配合部队开展地道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并且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944年,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国际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日益强大,苏联红军多次给德国侵略者以歼灭性打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也加紧了军事进攻,在国内,各解放区战场也进入了局部反攻阶段。国内大好形势对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经济上,几年来,县委领导全县通过减租减息、借粮运动、生产自救等群众运动,战胜了困难,度过了抗日最困难时期。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广大人民抗日的情绪空前高涨,根据地内出现了一个生产、杀敌新高潮。1944年春,日伪军被迫撤出护法寺和南拐渠,这两个据点是日伪军插入抗日根据地的两个钉子,日伪军的撤出,使六、七、八、九区连成与一片,抗日根据地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从1944年春开始,馆陶县军民对日伪军展开了局部反攻,在一年的时间里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44年9月汤村伏击战,是一次较大的战斗。经侦察得知北馆陶日伪军500余人到冠县汤村区抢东西,新八旅23团两个连以及永智县大队、六区区队埋伏在汤村西门外,当日伪军返回县城时进入了伏击圈,正规军两个连从中间打,打得日伪军向四外逃命,县大队、六区队进行堵截和追击,伪县长张呈瑞和日本顾问当场被打死,伪军死伤80多人,直到下午,县城的日伪军调集1000多人才敢来收尸。这次战斗后不久,9月17日,南馆陶据点的日伪军被迫完全撤走。南馆陶据点的解放,使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而日伪军被困在孤零零的几个炮楼内,成为瓮中之鳖。

    随着根据地形势的好转,到1945年,全县出现了一个空前的生产、杀敌的新高潮,对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反攻和争取最后的胜利。1945年春节后,正规军开始扩编,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广大青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加新八旅23团,2月15日,八区也召开了参军大会,到会群众有1800多人,16名青年报名参军。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扩大,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也得到很大发展,新八旅23团已发展到2000余人,县大队和区分队有600余人,武装民兵500余人,日伪军只有几个孤零零的据点炮楼,对日本侵略者展开全面反攻,时机已经成熟。1945年5月新八旅23团在县大队、区分队和当地民兵、群众的协助下,对日伪军的据点、炮楼展开猛烈攻击,南徐村据点、张官寨据点,康庄、马头、尖冢、刘圈等炮楼相继被拔除,日伪军占据的地点只剩下了县城。

    1945年6月,冀南和鲁西北广大农村被共产党、八路军控制,日伪军全部被困在少数城市和县城,日伪军的物质供应和生活给养发生了很大困难。6月17日,广平、肥乡的日伪军700余人,其中日军200余人,前来馆陶县八区一带抢粮,当时冀南三分区机关驻在房寨,23团约2000余人驻在南拐渠,得到情报后,三分区司令员孔庆德等决定歼灭这股敌人,部队立即做了周密部署,埋伏形成口袋形包围圈,当日伪军进入包围圈,八路军伏兵四起,以猛烈炮火攻击,日伪军转移到贾庄,企图负隅顽抗,23团主力迅速集中到和尚寨一个园子里,双方坚持到晚上,23团的一个尖兵排翻墙入院,与日伪军短兵相接,展开一场肉搏战,经过一夜血战,日伪军伤亡惨重,残敌狼狈逃窜。这次战斗,击毙日伪军近500名,缴获机枪30余挺,炮5门,其他各种枪支300余件。贾庄战斗,是馆陶境内在八年抗战中对日军的最后一战。1945年7月28日,馆陶县城的日伪军在抗日军民的强大攻势下,弃城逃往临清,馆陶全境解放,馆陶人民抗日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馆陶县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和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与日伪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全县为国捐躯的烈士近千人,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张培敏    2010年1月写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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