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校长

　　——在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杨河 教授

　　2008年1月11日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改革封建教育，创立近代大学教育体制，营造现代大学精神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出身科举，为清末翰林学士。19世纪末，蔡元培接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思想，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富民之路，先后赴德国、法国留学和考察，确立了通过教育振兴民族的理想，1916年底就任北大校长。主政北大的时期，是他用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结合中国情况，进行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段实践。

　　蔡元培在北大的经历并不平坦，期间受局势影响，曾几度离开北大，又几度被挽留回校。他后来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谦虚地写道：“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实际上，不论以五年计还是以十年计，蔡先生在北大的时间都不算长，但他以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在北大进行的改革，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北京大学当时封建官办的性质，官僚气和衙门气浓厚，教师队伍中顽固守旧的势力很大，低水平滥竽充数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学生不思学业，贪图仕途，学校制度不严，管理混乱，社会对学校多有议论。北大这种名声，使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时有顾虑，也使他最终下定决心来整顿北大，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整顿北大，就是整顿当时的中国高校，也是整顿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对此他回忆道：“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后，深感流弊之危害，即刻着手进行改革，一是不拘一格，聘任名师;二是民主办学，教授治校;三是调整学科，规范课程;四是创办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五是接受女生，开男女同校先河;六是兴办学术刊物，开展学术交流;七是聘请外国学者讲学，倡导文化对话;八是扶植各类社团，丰富学生课外活动;九是提倡美育，重视体育，培育学生在心智、人格、体魄上全面发展。

　　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些思想激进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深刻的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开辟了中国近代思潮新的方向。

　　革新后的北京大学，一扫过去腐败沉闷的风气，面貌为之一新，“学风丕振，声誉日隆”。贯穿在这些改革中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将北京大学办成中国的思想重镇和学术殿堂，蔡元培提出的办学方针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这个办学方针的根本点，是强调大学以学术为本，学术以自由为本。在他看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说：“所谓大学，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到北京大学后的第一次演说，就告诫学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在如何研究学问的问题上，他反对以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为上，独尊儒术的旧传统，引入西方的学术理念，指出：“对于学说 ，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既是讲兼容古今、新旧之学，又是讲兼容中西、世界之学。但并不是良莠不分，而是取其精华，如其所言：“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实施，一方面为科学精神、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进入北京大学打开了闸门;另一方面又为传统思想保留了讲坛，这样，在北京大学校内便形成了新、旧两派。造成了“五四”前后北京大学自由探讨、百家争鸣、砥砺学问的难得局面。当时北大不但聘请了新思想的代表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还不拘一格降人才，梁漱溟当时年纪尚轻，投考北大未被录取，蔡先生看了他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胡适被邀请时，也才二十六岁，还没拿到博士学位。胡适后来感叹道：如果没有蔡元培，自己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可以说，蔡元培重新塑造了北京大学，奠定了北大在近代中国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的声誉、影响和地位。在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兴起了具有重要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起了转折作用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以及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在历史的进程中，北大与历史同行，走在了历史发展的前面。鲁迅讲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蔡元培就是培育北大这种精神的园丁。胡适曾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从今天的眼光看，蔡元培当年在北京大学的改革措施，很多今天我们都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做的更好。但是，蔡元培的不可被超越的地位在于：他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是开一代风气之人。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蔡元培因北大而成为蔡元培;北大因蔡元培而成为北大。

　　今天，中国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七大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历史任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地位更加突出，中国的教育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期，机遇和挑战并存，北京大学在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实施中，正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今天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就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蔡元培老校长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和思想遗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着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