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势力依然磐固的环境里，以效益论，激烈对抗反不如稳健从事。蔡元培能在北大取得成功，决非偶然。比如男女同校，蔡先生的做法是先让女生旁听，然后再行招收，并不向教育部明文通报，以免碰到钉子，反为不美。他心明眼亮，早看准了教育部的规定(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并无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那些反对者眼见木已成舟，社会舆论偏向于赞同男女同校，也就不吱声了。
　　
　　　　最巧妙的是，蔡元培引经据典，将自由、平等、博爱(他译为“友爱”)这一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标举的公民道德纲领推演出中国式解释：“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此说一出，那些习惯訾议诋诃自由、平等、博爱的封建卫道士茫然迷失标靶，只好收声。斗士陈独秀喜打南拳，虎虎生威，刚猛之极。智士蔡元培则擅长太极推手，柔若无声，四两拨千斤。
　　
　　　　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
　　
　　　　据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一文所述：当年他在清华教书，有事去北大见蔡元培，“最使我触目的，是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玻璃架内，陈列一些炸弹，手榴弹!我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还是个蘧伯玉吧”。蘧伯玉名璩，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头号大贤人，孔子好友，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知过就改，精进不休。蔡先生年方五十，林语堂将他与蘧伯玉作比，有深意在焉。
　　
　　　　“五四”风潮，北大学生是先锋和主力，被捕的也占多数。蔡元培毫不迟疑，联合学界进步人士，极力营救被捕学生，使他们很快就脱身囹圄，重获自由。当时，外间传言满天飞，最耸人听闻者有二，其一是总统徐世昌要严办北大校长，安福系军阀甚至悬红要刺杀蔡元培;其二是盛传陆军次长徐树铮已命令军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将炮口对准北大。不管传言是否可信，形势总是咄咄逼人。1919年5月9日，蔡元培秘密出京，报上登出他的辞职公告，词颇隐讳：“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
　　
　　　　事隔多年，蔡元培作回忆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把当年辞职的原因做了清晰的梳理：“……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之嫌疑，不可以不速去。”蔡元培的苦衷由此可见分明。个人的名利得失皆服从大局的需要，是蔡先生的一贯作风。
　　
　　　　当年的北大，有三只著名的“兔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都属兔，彼此之间相差12岁，被人称为“兔子党”。完全可以这么推论，假若陈独秀、胡适只有《新青年》这个作战的堡垒，而缺少北大这样讲学的地盘，没有北大教授这个堂堂正正的身份，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不可能收获摧枯拉朽之功。假若蔡元培不崇尚法国革命的精神，不主张学术自由，不倡导“读书不忘爱国”，五四运动就不会轰轰烈烈地开展。
　　
　　　　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分热心甚至醉心于政治，蔡元培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不赞成20岁以下的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以图矫正政治压倒学术的倾向，使北大学生知所警省。然而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身上的政治标签日益彰显，最终走到了蔡元培愿望的反面，这是他始料不及，也是他无可奈何的。
　　
　　　　“五四”促使中国人解放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也诱使中国人开启了潘多拉的匣子。到底孰是孰非，孰功孰罪，迄今争议不休，未有定论。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五四时代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成了中国学术界的重镇，也成了国共两党的人才基地。
　　
　　　　“临大节而不可夺”，“可亲而不可劫”
　　
　　　　世间的人雄人杰莫不具有龙马精神。蔡元培的书房中挂着一幅刘海粟为他绘制的画像，上面的题词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
　　
　　　　世间的人雄人杰也莫不是至情至性之人。罗家伦等多位蔡门弟子都曾忆及一件往事：七七事变前两年，强邻虎视眈眈，战争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请他共进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劝汪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行为，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犹未毕，蔡元培的眼泪脱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泪的酒，一饮而尽。听其言而观其行，举座动容，无不肃然起敬，汪精卫则如坐针毡，神情尴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汪精卫若能听从蔡先生的忠告，不再一意孤行，日后又何至于堕落成汉奸，身败名裂呢?
　　
　　　　凡师长、朋友、同事、门生，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蔡元培是难得的忠厚长者，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但也不约而同地认为蔡元培临大节而不可夺，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柔亦不茹，刚亦不吐”，绝对不是那种只知点头如鸡啄米的好好先生，更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水晶球。蔡元培应小事以圆，处大事以方，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态度极和蔼，使人如沐春风。凡是了解蔡先生的人都清楚，他所讲求的“和”，不是和稀泥的“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不可通融的事情他一定不会通融，不该合作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合作。
　　
　　　　蔡元培是古风犹存的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可以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这样浑朴的君子，德操、器量、才学、智慧赅备，四项之中无一项短缺。
　　
　　　　禅家为使弟子顿悟猛省，或不免使用棒喝甚至用木叉叉脖子之类的极端手段。教育家则有别于此，他们通常都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黄炎培就读于南洋公学特班时，蔡元培是他的老师，黄记忆中的情形是：“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吾师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矣。”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者，狷洁也，则非义不取，其行也正。无所不容者，广大也，则兼收并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对事有主张、对人无成见的长者，一生从善如流，却未尝疾恶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谓百川归海而不觉其盈。
　　
　　　　最能说明问题的应数辜鸿铭对蔡元培的尊重。这位脑后垂着长辫的清朝遗老不仅精通数门外国语文，而且目高于顶，眼中无人。袁世凯是何许强梁?辜鸿铭却将此公与北京街头刷马桶的老妈子等同视之。但古怪之极的辜老头子特别服膺一个人，就是蔡元培。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校长蔡元培，众人均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理，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轮番讲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与众不同——“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与辜老头子抬杠。
　　
　　　　“唯仁者能爱人”，此言不假。蔡元培心地善良，平生不知如何拒绝别人的求助。晚年，他为人写推荐信，每日总有几封，多则十余封，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从重庆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的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蔡元培伸出援手，将他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这封推荐信不久即发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到差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蔡回复对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仍当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来信向蔡元培道歉，感谢蔡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罔，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从这件事情，我们不仅能见识蔡元培恢弘的器局，也能见识他善良的心地。当年，外间议论蔡元培的推荐信写得太滥，有的官员收到他的推荐信后，一笑置之。殊不知蔡元培助人为乐，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服务于社会的精神。他曾阐明平等的精义：“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他是言出必行的。
　　
　　　　蔡元培不惮烦劳为青年人写推荐信，除了爱惜人才，也因为他有一个定见：“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然而，有大力有高位的人与蔡元培同调的并不多，坎坎伐檀者倒是不少。
　　
　　　　蔡元培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平日集会，其言讷讷，如不能出诸口，但与人交接，则侃侃如也。他最爱谈论的话题并非时事，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当教育部部长也好，当北大校长也好，当大学院院长也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蔡元培偏于理想，始终只负责确立宗旨，制订方针，并不羁縻于行政。很显然，蔡元培慧眼识珠，他总能擢选到好帮手，如范源濂、蒋梦麟、杨杏佛、丁文江，都是偏于实践的干练之才，为他打理实际事务。蔡元培无为而治，治绩有目共睹，原因只有一个：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无不发自内心地敬重蔡元培，乐于为他效命，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最大的。
　　
　　　　无论在哪儿，蔡元培都能聚拢人才，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