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上街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以爱国的名义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私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并且付出了当场被捕32人的代价。五四运动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路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其中发挥了既不可替代又相对节制的关键性作用。

　　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

　　1919年5月11日，由《新青年》同人也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负责编辑的《每周评论》，以“亿万”的署名刊登《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其中较为翔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

　　关于五四运动的酝酿，“亿万”谈到最近一个星期里，由于得到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国民的愤怒达到极点，不仅各地纷纷行动起来，而且还相互串联，“山东人到北京来，北京的公民到山东上海去”。在5月3日这一天，包括“政界、商人、学生、还有少数军人”在内的“北京市民”集了许多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

　　所谓“国民外交会”，就是由“国民外交协会”负责召集的民间集会。“国民外交协会”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成立于1919年2月16日，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其主要的政治背景，是以梁启超、熊希龄、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为首的进步党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改组而成的宪法研究会，通称研究系。

　　据“亿万”介绍，5月3日的“国民外交会”形成决议，于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当天晚上，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的“学界大会”，又做出更加积极的决议，“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

　　叶景莘的不实之辞

　　关于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期间的具体表现，胡适在1929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十一时，车行。此为归国后第一次远行。与叶叔衡同房。我们谈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的故事，有足记者。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失败的消息传来，徐世昌主张签字，陆征祥、王正廷、伍朝枢皆主张签字。汪大燮其时为外交委员会主席，他于五月二日夜(三夜?)去看蔡元培，先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蔡赞成其说，故四日有大游行，遂有打赵家楼的故事。”

　　胡适这次从上海乘坐火车经南京前往北平，是为了参加协和医学院的董事会。叔衡是叶景莘的字，五四时期担任官方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和民间的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的重要助手，是五四运动的重要见证人。1948年5月4日，他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其中写道：“外交委员会已开会决议，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报徐世昌核夺。但五月三日，林长民获悉：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汪大燮焦急，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当晚，蔡先生召开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告此消息。”

　　关于五四运动的许多书籍、文章特别是文学性的历史演义中，大都采信了这一说法。但是，胡适日记中记录的蔡元培赞成“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的说法，大致上是可信的;叶景莘文章中所说的蔡元培直接出面煽动学生上街游行的说法，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