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凌晨，一辆疾驰的马车停在了北平东堂子胡同。这里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家。车上下来一个人，他是蔡元培的挚友，北洋政府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巴黎和会外交后援会的委员长。

　　他给蔡元培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转变了，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已密电巴黎，让陆征祥签字了。这个消息让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知识分子们彻底清醒了。

　　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14条建议，让中国人第一次开始相信并且期待所谓的“世界公理”。一战后，巴黎和会成了国人寄予民族转折的希望。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长期郁积在国人心中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国民外交协会致电在巴黎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然而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巴黎，让陆征祥签字!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已完全绝望。

　　在汪大燮看来，如今国家唯一的希望就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那里有一大群有正义感的教授，有几千名有爱国心的学生，只要北大点起火种，势必能燃烧全国，能惊醒民众，那就有可能力挽狂澜，制止政府的卖国外交。

　　可是对于学生运动，蔡一向有保留。他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他不赞成学生离开课堂上街示威，游行请愿。去年五月二十日，为了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北大学生也曾到总统府游行请愿，当时蔡就曾极力劝阻。在他看来，学生运动无异于洪水。

　　运动

　　而此时的北大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

　　蔡元培去见了陈独秀，这位当初称威尔逊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这位光讲空话的“威大炮”。两人避开敏感的话题，陈独秀表示要在《每周评论》上专做火药味很浓的鼓动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爱国行动。

　　晚上7点，北大法科讲堂庄严、肃穆。全校一千多位学生静静地涌入会场，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也派出了他们的代表。他们已经得知了政府妥协的消息。

　　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情况。紧接着上台发言的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令全场感动的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大会鼓掌通过了四项决议：

　　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四、定于明天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由傅斯年带头，学生们排起长队，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掷到台上的捐赠箱里。

　　当各校代表匆匆赶回去准备后，大会还在继续，同学们开始了自由发言。一位山东学生提议，要求惩治当初出卖主权，帮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经手各项卖国性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会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爆响，表示出极端的赞成。又有人说，章宗祥这次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手举白旗送丧似地跟着他，白旗丢了一车厢，我们为何不对他们三位也来一下?大家又一致同意给卖国贼送白旗。

　　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长竹竿上大旗，短竹竿上小旗子。到天亮时，几乎每一位北大学生手里都有旗子。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根据学生领袖张国焘的回忆，学生队伍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曾出来劝阻。

　　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的内心积愤，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其他的多数同学颇感不耐烦，发出了“嘘!嘘”的吵嚷和怒骂声。看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忙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了，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

　　三千多位北大和各校的学生终于在天安门广场集会。

　　人群中的爱国情绪已到了沸点，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会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和约”的口号声中，奔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

　　震天动地的吼叫声，吓坏了故宫里的那位小皇帝，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针对他的兵变呢。而总统府里，徐世昌正在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公使设宴洗尘，作陪的还有钱能训和曹汝霖、陆宗舆等。这顿宴会吃得很不是滋味，门外不时传来数千学生要向美、英、法使馆请愿，向日本使馆示威的消息。吴炳湘也跑来转告曹、章、陆三位：“学生的怨气很大，请诸位暂留公府，千万不要出府回家。”

　　蔡元培人虽在校长室，心却一直追随着游行队伍。先是听说赵家楼起火了，大批军警出动了，后来又听说总算没有开枪弹压，学生们已平安回来了。最终的消息是，以许德珩为首的三十二位学生已经送监，其中北大学生就占了二十名。蔡元培再也不能坐视了。

　　当天晚上，北大全体学生齐集法科大礼堂，商讨营救方案。会场上群情激奋，议论纷纭。有主张去围攻国务院，打警察总监，把事情干脆闹大的。也有人主张全体赴警察厅交涉，不救出被捕同学决不回校。而蔡元培却独自走出了会场，乘着那辆孙宝琦送的旧马车，消失在夜雾中。

　　他急于去拜访一个人。刚才他已联络了北京十四所高校的校长，定于次日下午在北大开会，打算成立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全力营救学生。而王宠惠也从法律方面提醒他，纵火事件已授人以炳，政府万一提交法庭审理将后患无穷。

　　马车终于在一片宽敞的大宅院前停了下来。他要找的正是闲居在家的孙宝倚，这位当年清政府的驻德公使，即是促成他1907年留学德国的恩公，也是段祺瑞平时最为敬重的长者之一。

　　蔡元培开门见山，请求他对段氏说明学生的举动全出自爱国热情，希望能尽快释放。孙宝琦却深表犹豫，他深知那位“参战督办”的性格，觉得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心里实在不想卷入这场是非，怕丢了老面子，还遭人怨恨。蔡元培的游说失败了。

　　而就在这天深夜，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正激情澎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名字就叫《“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发明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

　　这天子夜，当蔡元培孤身一人乘车疲乏地回家时，北京城里又发生了一则新闻。虽然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了严密封锁，但还是有几位学生蒙过政府的耳目，通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份电报。这电报就成了5月5日轰动上海各大报纸的惟一新闻稿。

　　当天下午，上海公共团体如中国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去三位卖国大员，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整个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答复，但一直杳无消息。学生们首先不耐烦了，率先宣布罢课。学生成群结队地上街演说，沿着南京路挨户劝说店家罢市。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罢市风声迅速地蔓延开来，全上海的商店都关门，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正当租界的巡警束手无策时，却不知从哪涌来了一队童子军，代替巡警维持起街头秩序并指挥交通。

　　5月5日下午，北京的十四所高等学校的校长聚会于北京大学，正式打出了“校长团”的旗号。以蔡元培为首的大学校长们终于大义凛然地走上了大街，以风萧萧兮一去不复还的气概，齐赴警察厅，找吴炳湘放人。迫于压力，两天后，三十二名被捕学生获释。

　　然而，蔡元培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运动从最初的请愿到以暴力事件收场，让他预感到不是一件好事。

　　辞职

　　5月9日，蔡元培剃去长须悄然离京，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在《晨报》上给留下了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事实上，蔡元培已身心疲惫，他看清了在整个事件的漩涡中，自己都是被动不自由的。“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旁苦而无功的生活”。

　　他先到天津，再到上海，最后悄然抵达杭州，寓寄从弟临湖依山之居，后又借寓西湖杨庄。他希望能像传统文人雅士那样，归隐西湖，息心听林，温习德法文，准备翻译一部《西洋美术史》或若干美学名著，决意不再回北大。

　　然而，北大学生却认为蔡校长乃被逼离京，轰然而起学潮，5月19日北京各校罢课请愿，力促政府迎还蔡元培，惩办亲日官员曹、陆、章等人。全国各地学生迅即响应，事情再次闹大。北大学生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带队组成“南下代表团”，劝请蔡校长回校主持校政。其他方面“劝回”代表也纷至沓来。

　　虽经多方敦请，蔡元培仍不肯回北大。6月15日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称校长一职须承仰上级官僚鼻息，自己从1916年12月26日接到任命至今，已忍煎受熬两年半，决不愿再尝滋味。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校长”，对邀请其返校者答以“谨谢不敏”。同时，他在其他场合说自己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及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乃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为胜利而陶醉，欲望会越来越高，自我约束力则越来越松懈。

　　洪水

　　最后，迫于北大不能没有校长这一现实问题，7月14日，蔡元培与三十四岁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蒋梦麟面商，请其代表自己到校顶职办差。

　　果如蔡元培所料，“五四”胜利之后，学生竟取代学校当局，执行起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来，一旦所求不遂，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教员如束以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也马上遭罢课反对，罢课成为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法宝。而且，学生还提出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活动的经费也要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蒋梦麟描述道：“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此时的北大，长幼全无，规矩尽失，当年不过二十六岁的梁漱溟也觉察到学生中有些人的自私，对道德规范的败落导致青年任意而为、率性而行感到失望，“我们没有法律、司法的意念，这是我们民族的弊病”。

　　蒋梦麟虽然代行职事，但许多校内纠纷非蔡元培亲往而不能处理，迭经函电交驰敦请，蔡元培只得于9月10日离杭启程，12日抵京，重进北大执掌校政。

　　1920年冬，蔡元培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就在他出国期间，北洋政府久欠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向政府请愿，反遭警卫殴打，老师们宣布罢教，各校学生起而声援，牵延数月，最后北洋政府答应补发欠薪，表示歉意，各校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对教师罢教大不以为然，召集北大教职员痛责：学校教育青年不要轻率闹事罢学，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他坚决要求教师将罢教期间的薪水交出归公，得到教职员的附议。此后，北大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之事。

　　1922年10月，北大教务会议通过一项议案，因讲义印刷需要费用，规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先购讲义券，然后才可得到讲义。每学期每门课收入讲义费一元，平均每学期每位学生负担不过六、七元。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包围蒋梦麟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

　　蔡元培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告谕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定。多数学生散去，但仍有一些示威学生不予理睬，鼓噪叫嚣，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气愤极了，说有关讲义费的规定由他一人单独负责。他的袖子高高卷到肘部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地在空中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往日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谦谦蔡氏，被激怒了。学生在校长面前围成半圆形，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

　　学生与围观者渐渐散去，蔡元培回到办公室。可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坚持要求取消讲义费，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教务长顾孟余出来打圆场，答应考虑延期收费，这才算将事情解决，平息了这场著名的“讲义费风潮”。蔡元培在自述中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十八日少数学生暴动”。这次事件，让蔡元培彻底对运动后的学生们失望了。

　　在清华，“五四”后也频起风潮，张煜全、金邦正两位校长接连被学生列队“欢送”离校，其后的罗忠诒则根本未敢到差就被学生驱逐了。清华学子梁实秋后来评述：“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闹罢课，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讨厌的荒唐行为。

　　1923年1月17日，因为“罗文干案”。蔡元培彻底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而事实上，对于中国的未来，蔡元培早在1920年初，就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洪水与猛兽》说，新思潮好比洪水，军阀好比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