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这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发布的。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颁行上述政令的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原是维新派中的一员，后弃官从事教育事业，并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在上海组建光复会，翌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回国，并于1912年(民国元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正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废止了历代封建王朝正统教育的读经制度，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隶属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凭着这样的理念，他创建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

　　出掌北大，宗旨正大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蔡元培不愿与袁政府合作，于1912年7月辞职，翌年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回国，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前身即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蔡元培在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故对清末以来大学生的积习，有着深刻的了解：“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故而不在乎专研学术的教员，而追捧来兼课的政府高官，因为毕业后可倚为靠山。

　　蔡元培认为“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他强调学生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求学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同于一般“学成任事”的专门学校。“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蔡元培在演说中痛陈：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植其基，勤其学”，即便将来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在第二年的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指斥的这些积习，在今天的大学中(特别是在混文凭的官员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他的办学主张，更足以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