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欧洲近代文化,都是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个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于希腊罗马的文化比拟,也经过一个繁琐的哲学时期,于欧洲中古时代相同,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

　　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自纯粹的科学::理,化,地质,生物等等以外,实业的发达,社会的组织,无一不以科学为本,均得以广义的科学包括他们.狭义的美术:建筑,雕刻,绘画等等以外,如音乐,文学及一切精致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术包括他们.而近代的科学美术,实皆植基于复兴时代;如文西,米开兰基罗与拉飞尔三人,固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美术家,而文西同时为科学家及工程师,又路加培根提倡观察与实验法,哥白尼与加立里建立的天文学,均为开先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与美术家,何以不说是创造与复兴?这因为科学的种子,早已在罗马分布了.例如希腊的多利式育尼式科林式三种柱廊,罗马的弯门,斐谛亚,司科派,柏拉克希脱的雕刻以及其他壁画与花瓶,荷马的史诗,爱司凯拉,索福克,幼利披留与亚利司多芬的戏剧,固已极美术文学的能事,就是塞勒司,亚利司太克的天文,毕达可拉斯,欧几里得的数学,依洛陶德的地理,亚奇米得的物理,亚里斯多得的生物学,黑樸格拉底的医学,亦都已确立近代科学的基础.

　　罗马末年,因日尔曼人的移植,而就文化几乎消减,这时候,保存文化的全持两种宗教,一是基督教,一是回教.回教的势力,局于一隅,而基督教的势力,几乎弥漫全欧. 基督教,受了罗马政治的影响,组织教会.设各地主教,而且以罗马为中心,驻以教皇.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文化,一切的教化。如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得，自生物学而外，对于伦理学，美学以及其他科学。均有所建树，而教会利用亚氏的学说为工具，曲解旁推，预合于教义的标准。有不合教义的，就指为邪教徒，用火刑惩罚他们。一切自由的思想，信教的自由，都被剥夺观中古时代的大学课程，除圣经及亚里斯多得的著作外，有一点名学，科学及罗马法律，没有历史与文学，他的固陋可以想见了。那时候崇宏，就是高堂;都是峨特式，有一参天高塔，表示升入教堂的愿望，正于希腊人匀衡的建筑，代表现世安和的命运相对峙。附属于建筑的图画与雕刻，都以圣经中的故事为题材;音乐诗歌，亦以应用于教会的为时宜。

　　及十三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始以意大利语发表他最著名的长诗神曲，其内容虽尚袭天堂与地狱的老套，而所描写的人物，都能显个性，而不拘于教会的典型;文词的优美，又深受希腊文学的影响而可以与他们匹敌，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山。嗣后由文学而艺术，由文艺而以及科学，以至政治至上，宗教上，都有一种革新的运动。

　　我国古代文化，以周代最可征信。周公的制礼作乐，不让希腊的梭伦;东周季氏，孔子的知行并重，循循善诱，正如苏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陈王道，正如柏拉图;荀子传韦经，持礼法，为稷下祭酒，正如亚里斯多得;老子的神秘，正如毕达哥拉斯;阴阳家以五行说明万物，正如恩多克利派以地水火风为宇宙本源;墨家的自苦，正如斯多利派;庄子的乐观，正如伊壁鸠鲁派;名家的诡辩，正如哲人;纵横家言，正如雄辩术。此外如周髀的数学，素问灵岖的医学，考工记的工学，墨子的物理学，尔雅的生物学，亦树立科学的基础。

　　在文学方面，周易的素静，礼经的谨严，老子的名贵，墨子的质素，孟子的通达，庄子的玫诡，邹衍的宏大，荀卿与韩非的刻覆，左氏春秋的和雅，战国策的博丽，可以见散文的盛况。风雅颂的诗，荀卿，屈原，宋玉，景差的辞赋，可以见当时韵文的盛况。

　　在艺术方面，乐记说音乐，理论甚精，但乐谱不传。诗小雅斯干篇称“如跂斯翼、如矢斯棘，鸟斯革，如翚斯飞”;可见现今宫殿式之衰角，已于当时开始!当代建筑，如周之明堂，七癜，三朝，九寝，楚之草华室，燕之黄金室，秦之阿房宫等。虽名制见记载，但取材土木，不及希腊罗马的石材，故遗迹多被堙没。玉器铜器的形式，变化甚多，但是所见图案，以云雷纹及兽头为多，植物已极稀有，很少见有雕刻人物如希腊花瓶的。韩非子说画犬马难，画鬼魅易，近乎写实派，但我们尚没见到周代的壁画。所以我们敢断言的，是周代的哲学与文学，确可以与希腊罗马相比拟。

　　秦始皇任李斯，专用法家言，焚书坑儒。汉初矫秦弊，有专尚黄老;文帝时儒家与道家争，以“家人言”与“司空城旦书”互相诋。武帝时始用董仲书对策(《汉书董仲书传“董仲书对策‘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上下不同，上亡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道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料，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减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元元年：丞相衙纶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奏罢。”;诏：“可“武帝乃置五经传士，后增至十四人，“利禄之途”既开，优秀分子，竞出一途。为博士官置弟子，由五十人，而百人，而千人，成帝时至三千人;后汉时大学至二万余生，都抱着通经至用的目的，如“禹贡治河”，“三百篇讽谏”，“春秋断狱”等等，这时候虽然有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谶纬派的符命然终以经术为中心。魏晋以后，虽有佛教输入，引起老庄的玄学，与处士的清谈;有神仙家的道教，引起金丹的化炼，符录的迷信;但是经学的领域很坚固，例如义疏之学，南方有崔灵恩，沈文阿,皇侃，戚哀，张諁，颜越，王元规等，北方则有刘献之,徐遵明，李铉，沈重，熊安生等;(诸李野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安国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又说：“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庭中观月;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迄于唐代，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以此考试，经学的势力，随“利禄之途”而发达，真可以压倒一切了。

　　汉代师承荀卿，屈原的余绪，有如同司马相如，杨雄，班固，枚乘等竞为辞赋,句多骈丽：后来又渐多用于记事的文，如蔡邑所作的碑铭，就是这一类。魏晋以后，一切辞文均以此为体;后世称骈文，或称四六。

　　唐德宗时(西历八世纪)，韩愈不满意意于六朝骈丽的文章，而以周季汉初论辩记事文为模范，创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文章，那时候与他同调的有柳宗元等。愈又作原道，推本孔，反对佛老二氏，有“人其人，火其庐，焚其书”的提议，乃与李斯，董仲书相等。又补作文王拘幽操，至有“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等语，以提倡君权的绝对。李翱等推波助澜引起宋明理学的运动。但宋明理学又不是韩愈所期待的，彼等表面虽亦排斥佛老，而里面却愿兼采佛老二氏的长处;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本诸道教;天理人欲明善复初等本诸佛教。在陆王一派，偏于“尊德性”固然不谈禅，阳明且有格竹病七日的笑话，与科学背道而驰，固无足异;在程朱一派，力避近禅，然阳儒阴禅的地方很多。朱熹释格物即物穷理，且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久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聚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似稍近于现代科学家之归纳法，然以不从实验上着手，所以也不能产生科学。那时程颐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斥再蘸妇，蹂躏妇女，正于韩愈的“臣罪当诛”相等，误会三纲的旧说，破坏五伦的本义。不幸此等谬说投明清两朝君王所好，一方面以利用科举为诱惑，一方面以文字狱为鞭策，思想言论的自由，全被剥夺。

　　明清之间，惟黄宗羲的明夷访谈录，有原君原臣等篇;戴震原义力开以理责人的罪恶;俞正燮于葵己类稿存稿中有反对男尊女卑的文辞，远之合于诸子的哲学，近之合于西方的哲学，然皆如昙花一现，无人注意。

　　直到清季，于西洋各国接触，经过好几次的战役，始则反感武器不如人，于是有维新派，以政治及文化上之革新为号召，康有为谭嗣同是其中最著名的。

　　康氏有大同书本礼云的大同义而附以近代人文主义的新义，谭氏有仁学，本佛教平等观而行决一切的网罗，在当时确为佼佼者。然终以迁就时人思想的缘故，戴着尊孔保皇的假面，然而结果仍归于失败。

　　嗣后经庚子极端顽固派的一试，而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渐博得多数信任，于是有辛亥革命，实行“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宣言，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尊孔保皇的就习，似有扫除的希望，但又经袁世凯与其卵翼的军阀之摧残，虽洪辟帝制，不能实现，而北洋军阀承袭他压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兴未艾。在次暴力的压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兴，仍不遏抑，代表他的是陈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于民国四年创刊，特陈六义：一，自由的而非奴役的;二，进步的而非退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到民国八年，有新青年宣言，有云：“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观念中，有许多阻凝聚近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上的道德上的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时代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真诚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的，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轳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减。”又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有云：“他们并非本杂志的，无非是破坏礼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朔原,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塞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对你那国粹和旧文学。”他的主张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固然前后如一，而“破坏旧文学的罪案”与“反对旧文学”的声明，均于八年始见，这是因为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起于五年。五年十月胡适来书，称“今日欲言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僻俗字俗语;五曰：须讲文法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由是陈独秀于六年二月发表文学革命论，有云：“文学革命之运气，孕育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我友胡适。余敢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着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城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那时候由革命而进于文学革命的历史。

　　为怎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道思想的工具。钱玄同于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陈独秀书，有云：“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铿锵，不知不觉，便被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张的“废灭汉文”虽不易实现，而先废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独秀的书，就说;“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文作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民国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为流行，那时候最著名的白话报，是在杭州林獬陈敬第所编，在芜湖是独秀与刘光汉所编，在北京是杭辛斎，彭翼仲所编，即余与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俄事警编与警钟，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说各一篇，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理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开始的。

　　欧洲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标榜，由神的世界过渡到人的世界。就图画而言，中古代的神象，都是严肃枯板与普通人不同，及复兴时代，一以生人为模型，例如拉飞尔所画圣母，全是窈窕的幼妇，所画耶苏，全是活泼的儿童。使观者有地上实现天国的感想。不但拉飞尔，同时的画家没有没有不这样的。进而为生人肖象，自然更加表现其特性，所谓“人心不同如其面”了。这叫做由神相而转成人相。我国近代本目文言文为古文，而欧洲人目不通行的语言为死语，刘大白参用他们的语意，译古文为鬼话;所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运动,可以说是弃鬼话而取人话了。

　　欧洲中古时代，以一种变相的拉丁文为通行文字，复兴以后，虽以研求罗马时代的拉丁文与希腊文，为复兴古学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却把各民族的方言加以利用成为新文学的工具，在意大利有但丁，亚利奥斯多，樸伽邱，马基亚岪利等，在英国有绰塞，威克列夫等，在日尔曼，有路德等，在西班牙，有塞文蒂等，在法兰西，有拉勃雷等，都是用素来不认为有文学价值的方言来叙述圣经，或撰诗文，遂产生各国语的新文学。我们的复兴，以白话文为文学革命的条件，正与但丁等一同见解。

　　欧洲的复兴，普通分为初盛晚三期;以十五世纪为初期，以千五百年至前千五百八十年为盛期，以千五百八十年至十七世纪为晚期。在艺术上，自意大利的乔托，基伯尔提，文西，米开兰基罗，拉飞尔，狄兴等以至法国的雷斯古，古容，格雷爱父子等，西班牙的维拉开兹等，德国的杜勒，荷尔斑一族等，荷兰与法兰德尔的凡爱克，鲁本兹，郎不兰，凡带克等。在文学上，自意大利但丁，亚利奥斯多，马基亚岪利，塔苏等，法国的露莎，蒙旦等，西班牙的，西班牙的蒙杜莎，莎凡提等，德国的路德，萨克斯等，英国的雪泥，慕尔，莎士比亚等。人才辈出，历三百年。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之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压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数百年。所以对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番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