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主持北大，为中国学术开一新纪元。在婚姻关系上，则从传统的大男人主义思想，转变为倡女权、撰写「夫妻公约」，又提出惊世骇俗的「征婚条件」，在那个保守的年代，提倡男女平等与婚姻自由。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北京古老的皇城外，河边上的垂柳依然掩映着故宫的角楼。离这儿不远，是当年的「沙汉」，老北大的「红楼」依然默立在路旁。而岁月易逝，八十年弹指已过，当年健者如今俱往矣，如蔡元培者，也只剩文献可寻觅了。作为蔡元培的学生、老朋友，又几度因蔡氏辞职或出国而代理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曾说：「如果你将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涟漪就会从此中心向远处外扩展开去，在五朝京都的千年古城北京……维新的浪潮已经消退成为历史。在这平静的古都里，只剩下一些贝壳，作为命运兴衰的见证者。但在北大聚集着含有珍珠的活贝，它们注定要在一代人的短暂期间为文化思想作出重大贡献。把叛逆知识分子的石子投入死水的，便是一九一六年成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

　　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

　　蔡元培自己说：「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若细究起来，去掉辞职、出国多次，躬亲视事不过四年，在整个一世纪的历史中，也不过廿五分之一;而以此四年之力，「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冯友兰语)其功不可谓不巨。虽然，蔡先生一生可资谈论者不少，如从「怪八股」中举、点进士、授翰林的仕途得意，到「张园演说」成为「革命巨子」;从惊世骇俗的「征婚条件」到一往情深的<祭亡妻黄仲玉>;从「民国教育总长」到中国第一个国家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从《中国伦理学史》到《石头记索引》……然而这一切比起他执掌北大，都显得微不足道。梁漱溟曾说：「核论蔡先生一生，没有什么其它成就，既不以某一种学问见长，亦无一椿事功表现。」又说：「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梁氏前论容有争议，后评则允称知言。吴敬恒则以蔡元培和章太炎相比，指章为「学人」，而蔡为「学人兼通人」，然后说：「学人难，惟通人更难，学人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

　　论者指出，以清末翰林而身预光复会、同盟会，成为双料革命，蔡元培是第一人;以开国元勋入主教育部，进而把毕生精力贡献于教育事业，倡导「学术自由」，致力现代科学，蔡元培又是最彻底的一个。满清由戊戌的「失民心」，终致辛亥的「失天下」，在这样的时势背景下，不难理解蔡元培的筹组光复会、加入同盟会，乃至试制炸弹，力主「暗杀」与「暴动」的种种举动。戊戌之际，在他看：以中国之大，积弊之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要想靠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康党之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现势绌。」因此蔡元培显然注意到避免「不动」或「盲动」这两种态度倾向，以为社会革命与文化启蒙这两大任务不可以互相替代。他的眼光不见得特别犀利，但却较他人深远，于是他把目光落到教育上─兴亡重温百年计。论者以为「以传播新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进化民德为宗旨的启蒙者，虽然在近代中国新知识分子中不难开具一长串名单，但就用力之巨、历时之久、收效之着而言，严复之后，蔡元培与张元济无疑是一时瑜亮、并世双峰。张元济之于商务印书馆、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即为明证。」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吕思勉说：「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予后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用蔡元培自己的话说，不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者互为表里彼此依托，然「思想自由」如蛇行草间，隐然难察;而「兼容并包」却在在存人耳目，博得满堂喝彩。人们说到当年北大一时之盛的师资，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从「五马三沈」到周氏兄弟，都会赞一声「雅量」。蔡元培说：「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虽说「兼容并包」乃「世界各大学通例」，但当时能恃此点铁成金者，惟蔡元培一人。梁漱溟把这归因于蔡元培的「器局大、识见远」，他说：「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荧R 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真是道出其中三昧，语语中的。

　　对于蔡元培之评价，可说誉辞千篇，毁过无一语。诸如吴敬恒、蒋梦麟皆以「完人」称之。然综观其一生，却也面对种种艰难的选择。他说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守住了「不弃不执」的理想，然而关于他的抱负，不管济世明德或学术志向，似乎多所挫折。他的屡而去国、归国，似乎正表明他与现实的痛苦关系：有所离而又无法离、无法大有所为而又要有所为。论者指出，他不得不承担起一种矛盾的双重命运：一方面是参与型的「行动人物」，另一方面又是超越型的「观念人物」;一方面是思想和知识的固有理路，另一方面是现实社会问题的紧迫要求;一方面是现代价值观念的吸引，另一方面又是非理想状态的「牺牲」;两难的冲突，造成难以摆脱的心理焦虑和岁月蹉跎。(吴方语)是令人惋惜的。

　　倡女权，撰写「夫妇公约」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汝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对于我之饮食、起居、疾痛、?痒，时时悬念，所不待言。对于我所信仰之主义，我所信仰之朋友，或所见不与我同，常加规劝;我或不能领受，以至与汝争论;我事后辄非常悔恨，以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伤汝之心。呜呼!而今而后，再欲闻汝之规劝而不可得矣，我惟有时时铭记汝往日之言以自检耳!」这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九日，蔡元培在欧洲得蒋梦麟、谭熙鸿电，惊悉夫人黄世振(仲玉)病逝北京法国医院后，和泪手撰<祭亡妻黄仲玉>一文中的两小段，字字血泪，可见鹣鲽情深。蔡元培生于一八六七年，在二十三岁时遵兄长之命与王昭女士结婚。王昭，浙江稽会人，大新郎一岁。婚后两人的生活，并非如鼓琴瑟，相敬如宾，由于王昭「有洁癖，坐席、食器、衣巾之属，非与同癖者或触之，则懊憾欲死。睡则先去外衣，次去裙，必以湿巾遍拭发及衣衽，盖十年如一日。其始归也，余恶其繁琐，常与之争，君又尚气，又不受怫逆之词。余好奢，而君持之以俭。余不欲近细事，而君持之以勤。余于时持嫁从夫之义，时有以制裁之，君虽不能不相让，而心滋不悦，以是得肝疾。」(蔡元培<悼夫人王昭文>)其时蔡元培仍未能摆脱传统的大男人主义思想，仍持有「出嫁从夫」之观念。至一九○○倡女权，撰写「夫妇公约」，其后「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可惜好景不长，半年后，王昭去世，得年三十五岁。蔡元培挥泪撰文为悼，情词悲切，饮人不忍卒读。

　　王昭去世后经年，友朋多劝蔡氏续娶，并为之媒。但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说：「我那时提出五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妻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同乡的人，对于(一)(二)两条，竟不易合格;而对于(四)条又不免恐慌，因而久不得当。有林君为言都昌黄尔轩先生之次女天足，善书画。黄先生方携眷属需次杭州，可托人探询。我适与童君又往临安，抵余杭，薄暮，童君识余杭某局长叶祖乡君，往投宿。叶君设宴相款，我大醉，叶君谅我真率。晚餐后，叶君导观大厅中所悬之图画，均极精细之工笔画，款署黄世振，字亦秀劲。叶君说，这是我同乡黄君尔轩之女，甚孝，尝刲臂疗大疾，工书画。童君就告以我有求婚的意思，叶君慨然以媒介自任。后来借叶君之力，我得与黄女士订婚，己丑□月结婚于杭州。」(案：己丑当为辛丑之误，一九○一年十一月廿二日于杭州结婚。)婚后两人如鱼得水，夫人更是一贤内助。这段婚姻维持二十年，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黄世振去世为止。

　　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蔡元培第三次当新郎是在一九二三年，是年五十七岁，因夫人黄仲玉逝世已逾期年，家庭无人照顾，不能不续娶。但他的择偶条件有三：(一)原有　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三)熟暗英文而能为研究助手者。属意于爱国女学旧同学周峻(养浩)女士。周女士，南京人，在蔡元培主持爱国女学时，即来就学，又进承志、启明诸校;毕业后服务社会多年，任教安徽女子师范、上海神州女学等校，时年三十三。蔡元培托前任爱国女学舍监杭州徐仲可夫人何墨君介绍，得周峻同意，于三月十五日在上海订婚。七月十日在苏州留园结婚。蔡元培<杂记>手稿记云：「午后三时，往周宅所寓之惠中饭店亲迎，即往留园，四时行婚礼。」「客座设礼堂，音乐队间歇奏乐。有客来要求演讲，因到礼堂说此次订(缔)婚之经过。」十天后偕夫人周峻、女威廉、子柏龄赴欧，舟中曾赋诗一首云：「忘年新结闺中契，勤学将为海外游;鲽泳鹣飞常互助，相期各自有千秋。」后由比利时移居法国，蔡元培一面埋首著述，一面协助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办理「华法教育会」、里昂中法大学事宜。一九二六年应北京政府教育部电促，偕夫人返抵上海。一九二八年四月任首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去世为止。周峻于相夫教子之余，致力于绘事，她曾在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及巴黎美术专科学校政读，一九二九年她在上海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油画<蔡元培半身像>，蔡元培亲题七绝一首云：「我相迁流每剎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可见伉俪情深。而周峻曾有和韵，其中有「天荒地老永不磨」一句。又一九三九年春，值周峻五十寿辰，蔡元培为诗以祝云：「蛩驱生涯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鸟居每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诩心田，一樽介寿山阴酒，万千岩在眼前。」两年前的冬天蔡元培带着家人南下香港养病，岛居的岁月，有着贤妻与子女在旁，峰火中他忍痛留下北大的颠沛，避地南来。一九四○年三月五日病逝，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举殡之日，全港下半旗志哀。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母就长眠于香江了。

　　北大转瞬间已百年，其间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当年的「红楼」已隔雨相望冷，甚至已没有多少莘莘学子记得陈独秀、胡适在这儿鼓动风潮，而更多的人穿梭在未名湖畔的丛树幽林间，有着轻快的笑语。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着一片净土，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蔡元培却魅力不减、风神依旧，只因他为新文学、新文化，但开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