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题为〈北大的支路〉的文章中，周作人两次引用蔡元培的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别有深意地将读书和救国作了分殊：「我姑且假定，救国、革命是北大的干路吧，读书就算作支路也未始不可以。」12其中当然隐含着对当时北大学风的批评。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周作人于不经意间道破了蔡元培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北大一直未曾明言的教育理念。蔡元培对「读书」与「救国」的关系有相当的自觉，他到任北大校长后不久，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明确表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13，清楚地把一种危机意识引入到「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之中。而且促使他形成这种教育理念的原因，除了来自现实直接的刺激，还有就是德国经验的启示。在同一封信中蔡元培举了费希特的例子来印证自己「教育救国」的想法，「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即费希特──引者案）为数次爱国之演讲，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14。
　　
　　 　　一般认为，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渊源于德国洪堡特的现代人文教育观，正如罗家伦说的，蔡元培「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受了十九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Wilhelm von Humbolt）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15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就职演讲时宣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第二年开学演讲，再次强调大学为培养学者之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特别是依据「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的分科理念，倡导学制改革，扩充文科、理科，停办工科、商科等，无不打上了德国大学的印迹16。所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作人后来才会颇有感触17： 　　
　　
　　 北大的学风仿佛有点迂阔似的，有些明其过不计其功的气概，肯冒点险却并不想获益，这在从前的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1917）以来计划沟通文理，注重学理的研究，开辟学术的领土。尤其表示得明白。别的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就文科一方面来说，北大的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实在是很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事。有好些事情随后看来并不觉得稀奇，但在发起的当时却很不容易，很需要些明智和勇敢。
　　
　　 　　只有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脉络中，才能更深刻地显示出蔡元培论说读书（大学）和救国（国家）之间关系的意义。他以读书的名义要求学生抛弃「做官发财的思想」，铲除「科举时代遗留下来之劣根性」，甚至劝阻学生不要直接卷入到社会政治运动中去，自然是为了弘扬大学思辨的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兴趣吗？它能否依靠自身来说明自己？洪堡特将「知识、社会和国家」统一起来的方案为此提供了最好的回答。不过，在蔡元培对洪堡特的接受中，国家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像洪堡特那样把现行的政府（The State，指普鲁士帝国）当作是国家（The Nation，指德意志）的当然代表，蔡元培所谓的国家更多地喻指着一个新的想象性空间，一个面向未来的目标，一个有待创造和叙述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不仅使他可以在北洋政府倒行逆施时，名正言顺地宣布「国立」的北京大学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更重要的是，蔡元培用这种方式回应了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整体性文化危机。按照张灏先生对晚清社会危机的阐述：「『意义危机』（the crisis of meaning）是现代中国思想危机的一个层面」，而且是没有获得应有注意的层面。要解决这个危机，不能完全靠以理性化为特质和表征的现代化18。作为一位渴望用美育来创造新主体的思想者，蔡元培不单在思想层面上清楚地认识美学不是一种偏狭的学科和理论的思辨，它是现代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造就一种新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主体形态，最终培养有教养有文明的新国民19。而且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上直接回应了这一意义的危机：既然政教伦理由于传统政治架构的动摇，已经无法再承担形而上的功能，那么获得独立地位的「文化学术」有没有可能重建文化的合法性，并且实现它的制度性诉求呢？他借助对洪堡特教育理念的挪用，在北京大学的学制改革中力图实现这种可能：通过对似乎与价值无涉的知识的追求和探索，来获得对一个新的「民族文化价值」的叙述和重建。和洪堡特相通──哲学成了一切知识的元叙事，以至于今天和哲学全无关系的文科博士也被称为Ph.D，也与王国维相似──在他的学科规划中，「无用之学」的哲学理所当然地处于核心地位，蔡元培的教育改革自然是以文科特别是哲学为重点。当傅斯年来信痛陈「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时，他在这封信的「按语」中再次强调了哲学的领导作用，并且明确表示反对根据「科学方法」将哲学归入理科20。蔡元培着眼点不在哲学的方法论上，他相信以哲学为首的文科研究最终会导向对新的「民族文化」创造和认同。这也是他推崇《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的原因，因为胡适的努力可以为「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21
　　
　　
　　 　　同样，国文系的创立以及相关的「国语」和「国语文学」运动也内在于这个过程。无论是运用新方法整理旧材料（重新书写中国文学史），还是透过新视野建构新领域（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和戏曲构成了文学系的主干课程）；无论是在比较的框架中接纳「世界文学」和「国别文学」（「欧洲文学史」乃至更为具体的国家文学如「日本文学」成为了学生研修的科目），还是有限度地把当下文学的变化转换为学院研究的对象（「新文学」由礼堂讲演到课堂传授，由选修课到必修课，正逐渐进入大学体制）……这一切都显示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文学不再仅仅关乎某个阶层和某个人的修养，而是指向一个更大的民族「文化更新」和「文化复兴」的计划。所谓文学的独立性（它的集中体现就是「艺术价值」）也必须在这个变化中予以理解。1920年6月，蔡元培在「国语讲习所」发表演讲，对《红楼梦》一书的文学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至和歌德（Wolfgang von Goethe）的《浮士德》（Der Faust）相提并论，但最终强调的仍然是它作为「国语文学」典范的意义22。这和他在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的〈总序〉中，把十五年来「新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先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