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始于何时，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至少始于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立太学(参曲士培，1993);另一种认为始于1895年的北洋公学的创设。坚持前一种说法的人认为西方大学的基本精神传统是对知识的追求，而中国大学的基本精神传统是对道德的追求，中西大学各有各的文化根基。但这种说法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其一，西方大学的基本精神是不是将知识与道德完全分开的?关于这一点，在西方是存在争议的。固然，纽曼(2001)在《大学的理想》里强调了“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P1)，自由教育虽可造就出绅士，但并不能保证受教者变得神圣或正直(P40)。而斯特劳斯(2001a)则认为“对完美绅士气质的教育，对人的卓越的教育就是自由教育，它要向人自己提醒人的卓越和伟大”。斯特劳斯(2001b)承认绅士的德性与哲学家的德性的确是有别的，但绅士的德性毕竟是哲学家德性的表现，自由教育则是通向哲学的准备。我们在此暂且不论纽曼与斯特劳斯在自由教育上的观念差异，仅就他们共同认同的大学首要职责在于培养造就绅士、培养公民而言，绅士和公民之心智与德性是很难截然二分的，所以，纽曼也才认为自由教育是引导人性臻于完美的暂时目标(P42-3;P87)。

　　其二，中国大学的基本精神传统是不是对道德的追求?这一点颇可怀疑。就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而言，以太学、国子监为主体，以书院为辅助。关于书院，我们在后面会有所论述。此处仅就太学、国子监而言。虽然无可否认太学有过以道为重的历史，但科举制度自隋唐兴起以来，求取科名就成了在太学、国子监受学的宗旨所在，而士子在科考的道路上所要交付的代价恰恰就是放弃独立的人格、道德和学问追求，而甘心成为政治的附庸。用蔡元培的话来说便是：“数百年来，教育的目的只有一项，即对人们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使他们能承担政府所急需的工作。”(《蔡元培教育论著选》，P489)

　　其三，将中国古代的太学与近代的大学简单贯通在一起的人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国近代的大学最初是由洋务派创设的，是以“自强”为目的而移植进中国的一项新制度。盛宣怀在1895年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认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这里所谓的学堂显然指的是中国原本缺乏而急需引进的东西。改良派在申请开学校时更明确说应该“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康有为，1898，“请开学校折”，《中国近代教育文选》)。所以，蔡元培后来说：“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蔡元培教育论著选》，P571)

　　因此，将中国大学的起点定在1895年，实际上就是要承认大学制度在中国社会的移植性。而要考察中国的大学精神，首先就是要考察西方大学精神的核心——学术自由，这种中国社会从不曾有过的东西是如何逐渐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被培植起来的。

　　尽管我们并不认同关于中国大学起源的前一种说法，但那种说法仍然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既然中西文化在发展路向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那么，大学作为一国最高的文化教育机构，就不可能不考虑如何吸纳、保存和发扬本国文化传统，以及如何追求文化自主性的问题。因此，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如何避免沦为西方学术附庸的困境(参刘梦溪，1996)。积极引入学术自由的理念与努力追求学术独立的理想，这就是蔡元培和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那两代教育家所共同面对的塑造大学精神的两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