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1917-1923年对北大的改造为塑造中国的大学精神开辟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他的影响远不止于北大，得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真传的大学为数众多。由于种种因素，1930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大学自治方面，还是在自由教育方面，清华大学甚至还胜出了北京大学。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已无法再对清华的大学精神塑造加以详论，只能以提纲的方式略举一二要点。

　　(一)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的前身因系独立于中国教育制度之外的一所留美预科学校，虽然经费充足，实力雄厚，教授治校制度也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因为在学制和课程上过于美国化，所以，在1930年代以前，就塑造中国的大学精神而言，除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设外，似乎乏善可陈。

　　1925年开学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严格的称呼应该是“清华学校研究院”)与清华大学部及旧制留美预备部不仅在行政上相当对立，而且在培养目标和教学风格上也大相径庭。对于当时过于西化的清华来说，国学研究院可说是一个异数。但对于蔡元培所开创的中国大学精神来说，国学研究院却是深得其中三味。事实上，国学研究院最初的设计者就是被蔡元培称为“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胡适。胡适仿照中国书院制度`英国大学制度和道尔顿辅导制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设计了蓝图。清华本想请胡适去主持国学研究院的工作，胡适因不愿离开北大而婉拒，另推荐了王国维`梁启超和章太炎为导师，并荐王国维为院长。章太炎依然拒绝进入大学，王国维不愿意就任院长，但同意担任导师。梁启超欣然接受教职。吴宓主持筹备工作后，增聘了陈寅恪和赵元任为教授，李济为讲师。吴宓辞职后，国学研究院的工作由教务长梅贻琦主持。这就是国学研究院的基本人事架构。

　　北大国学门由于在制度上过于自由，学生缺乏有效的引导，因此在培养人才上的成绩不突出。与北大国学门相比，清华国学研究院制订了较严格的制度。对学生进行比较严格的入学考试，不论有无文凭，但问有无研究功底和兴趣。专任教授和学生均驻校研究，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这种方式更接近书院的师生互动模式。研究注重自修，以专题研究为主，由学生与指导教授谈话后选定研究题目，由教授指示研究方法和应读书籍，并定时与学生谈话。此外也有课程演讲。五大导师每人每周讲演至少一小时，或讲经史小学，或讲治学方法，或讲研究心得，所有学生都必须听受(孙敦恒，2002)。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办学成绩突出，但到1929年秋即停办。除了由于王国维自杀、梁启超请辞导致研究院台柱顿失等原因外，国学研究院与清华大学部的风格殊异、资源冲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罗家伦改革

　　北大1920届毕业生罗家伦是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在1928年的就职演讲中郑重地提出了学术独立的目标，并计划对清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他的改革措施中存在着内在的缺陷。比如，他的改革具体体现为四化政策：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学术化与纪律化(实则是军事化)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用军事化的组织手段来管理学生，不仅不利于为学生的自由学术研究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而且也使他在学生中失去了支持，一些学生甚至发起了驱罗运动。加上他的一些改革操之过急，缺乏有力的支援，因此，当他1930年因政局发生动荡而被迫辞职时，未能获得清华教师的挽留。不过，罗家伦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是为清华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比如，他对师资水平特别重视。他到任后对所有教授全部重聘，结果只有23人因教学和研究俱佳而得以续聘;而他同时不遗余力地聘请国内外的著名学者教授到清华任教(苏云峰，2001)。

　　(三)梅贻琦主校

　　清华大学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梅贻琦任校长时期(1931-1949)。他不仅从1931年后一直主持清华大学的校务，而且也实际主持西南联大的校务(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当时多呆在重庆，只有梅贻琦一直在校内)。仅就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而言，梅贻琦的贡献仅次于蔡元培。梅贻琦对塑造大学精神的主要贡献分述如下：

　　1.大师办学。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他最著名的大师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教育论著选》，P10)梅贻琦所强调的大师，还不仅仅是在学术研究水平的意义上，而且也是在教学培养意义上的。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梅贻琦在这个演讲中专门谈到：“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他在这里所提出的大学目的比蔡元培的定义多了一条——造就人才。这当然不是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不重视造就人才，而是说梅贻琦已经意识到大学研究学术与造就人才是两个尽管密切相关但仍有所不同的目标。他说：“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梅贻琦教育论著选》，P106)梅贻琦在这里所谈的虽然是我们马上要说到的通才教育，但实际上也暗示我们：学术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似乎并不应该是大学培养的唯一目标。当然，无论是研究学术，还是造就人才，都仰赖于杰出的教授。师资成为梅贻琦办学“努力奔赴第一事”(《梅贻琦教育论著选》，P69)。典型例子是华罗庚和吴晗。

　　2.通才教育。他在著名的“大学一解”中系统地提出了通才教育的思想。。“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梅贻琦教育论著选》，P105)。从全部的教育过程来看，大学阶段的目的只是取得一种完成“新民”使命的“出身”或“资格”。他认为工业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工科教育在适度的技术化之外，要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P186)因此，清华从1933年开始，文理法科学生第一年不分院系，规定大一共同必修课五门：国文;英文;通史(在本国通史和西洋通史中任选);自然科学(在普通物理`化学与地质学中任选);在逻辑`高级算学和微积分中任选。(黄延复，1994)学生第二年选定专修系，但仍让他们以其性之所近选修其它系的科目。

　　3.教授治校。蔡元培长校时期虽提倡教授治校，但因为他的卡里斯马效应，他个人在治校中还是发挥着极为特殊的作用。到蒋梦麟接任后，实际上又回到了校长治校的旧制。清华在1949年前一直坚持推行教授治校，这与清华在罗家伦去职后`梅贻琦接任前的两年期间没有校长的历史背景有关，但更得益于梅贻琦的推动(陈岱孙，1983)。梅贻琦的影响和能力都不论与蔡元培相比，但他在清华大学非常认真地推行了教授治校。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吾从众”。

　　4.学术自由。梅贻琦在这方面严格按照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去做。1949年后，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术独立`学术分立统统伴随着新政权的诞生而消亡。固然，“大学还是要办的”(毛泽东语)，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新大学——文科以中国人民大学为范本，理工科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范本。对这种社会主义新大学的研究，就需要另文再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