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育方面：蔡先生为提高师生的道德修养，制止腐败风气，于1918年5月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会员分三等：持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戒者，为甲等会员;加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三戒，为乙等会员;又加以不作议员、不食肉，为丙等会员。后改为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三项为基本条件，其他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五项为自由选择条件，废除原定甲、乙、丙种会员之分。教职员、学生多人入会。进德会的影响，以及学校奖励优秀学生，对违规学生进行处分的措施，使北大的校风为之一变。

　　二、 智商方面：

　　(一) 聘请优秀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二) 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提供从事高深研究的机会。

　　(三) 充实图书馆，增加仪器设备，出版学术刊物。

　　(四) 鼓励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开展学术研究，出版各种刊物。毛泽东同志曾参加的哲学研究室与新闻学研究会影响较大。李大钊支持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青年参加革命活动的作用。蔡先生不仅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予支持，并且在该会成员被军阀逮捕后成功地营救了他们。学生刊物《新潮》和《国民》在反帝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为发扬学生主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促成学生建立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等。

　　三、 体育方面：

　　(一) 重视体育课，曾请军事专家蒋百里等为预科学生讲军事常识。1922年举行全国运动会。

　　(二) 鼓励学生组织体育团体技击会、体育会等，开展球类、田径、游泳、马术等项目的训练，并扩充了体育设备。

　　(三) 编练学生等。1922年4月直奉系军阀混战，北大组织妇孺保卫团，三百多名学生参加。战争结束后，改编为学生军。以锻炼身体、增进军事常识为宗旨，聘军人白雄远为教练。

　　四、美育方面：

　　蔡先生非常重视美育，认为通过美育，可以陶冶活泼敏锐之心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蔡先生在北大讲授的唯一一门课是《美学》。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

　　由于蔡先生的发起与鼓励，1918年在北大成立了音乐研究会，聘请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为导师。1922年成立北大的音乐传习所，宗旨是培养音乐人才，国乐专家刘天华是音乐传习所的导师之一。传习所师生经常举行音乐会，并出版《音乐》月刊。1918年也由蔡先生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以研究画法、发展美育为宗旨。青年画家徐悲鸿是画法研究会导师之一。暑假期间，蔡先生鼓励会员去西山随导师徐悲鸿习画。

　　蔡先生对学生在德、智、体、美各方面的教育，显著改变了学生的精神面貌。

　　七、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先生宣布他在大学的主张是：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先生所写《大学教育》一文中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先生说：“我本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一类的主张，因为学术上的派别也和政治上的派别一样，是相对的，不是永远不相容的。在北大当时，胡适之、陈仲甫、钱玄同、刘半农诸君，暨沈氏兄弟，积极的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黄季刚诸君，极端维护文言。我却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曾说明，作美术文，用文言文未尝不好。”(《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1936年2月16日)

　　“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自写年谱》，1940年2月)

　　蔡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为近世科学社会主义的始祖，马克思的学说给予世界的影响至为重大，因此他积极支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与传播。

　　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部主任期间为北大购入马恩全集和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李大钊曾先后开设《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史》、《史学思想史》等课程。

　　在北大，先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都得到蔡先生的全力支持与保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毛泽东同志也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的。

　　蔡先生说：“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林纾在报上发表了两篇小说《荆生》和《妖梦》，诽谤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蔡元培，幻想借助于荆生(即军阀徐树铮)以镇压革新派。

　　1919年3月18日，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责备北京大学教员“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蔡元培先生写了《答林琴南函》，驳斥了林纾的无理指责，并宣布在北大有两种主张：

　　(一)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二)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军阀政府对于北京大学增加了压力，参议员张元奇等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撤去蔡元培的校长职务，否则将对傅进行弹劾。但是他们提出的弹劾案未能通过。北大的革新派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对于封建势力的进攻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八、 五四运动——救国之运动

　　蔡先生自述：“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1918年5月21日，中日两国签订“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传出。北大学生决定全体赴总统府，要求勿盖印。经代总统冯国璋反复解释，学生当即返校。蔡先生回忆：“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德国。1919年1月18日，协约各国在巴黎召开和会。被列强控制的和会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而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交给日本。

　　北大学生在2月5日召开全体大会，电告巴黎专使，促其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蔡先生参加发起组织国民外交协会，5月3日通过决议，如巴黎和会不接受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和会专使。5月2日，蔡先生召集北大学生代表，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奋起救国。国务总理钱能训于5月2日密电命令驻巴黎和会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十分焦急，乘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先生住宅告知蔡先生。当晚，蔡先生将此消息告知北大学生代表，同日召集北大数职员开会，主张对学生的行动不加拦阻。晚间，北大全体学生举行大会，各高等院校代表参加。大会决议，定于5月4日，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蔡先生已知学生决计游行请愿，即召学生代表，要求转告同学，途中须严守秩序。

　　蔡先生在《自写年谱》中记述：“八年四五月间，因巴黎和约允许日本得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舆论主张我国代表不签字于该约;而政府中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不赞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联合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为此问题示威游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门而入，适见有火油一箱，遂试纵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为即汝霖，攒欧之，后始知为宗祥。未几，巡警至，大捕学生，学生被捕的数十人。我与各校长往警察总监处具保，始释放。但学生以目的未达，仍派队分途演讲，巡警又捕学生。而未被捕的学生仍四出演讲，且人数日益增多。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为临时拘留所，拘学生无数。于是各地方拘设学生联合会，各校均罢课，而留法学生也组织敢死队，包围我国的全权代表，要求不签字于和约。政府亦知众怒难犯，不得不让步，于是不签字的要求，终于达到了。但是学生尚有一种要求，是罢免曹、陆、章。政府迟迟不肯发表，学生仍罢课，仍演讲，北平、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为学生所感动，而继起要求，如政府再不执行，将有罢布、罢工之举。于是罢免曹、陆、章之会乃下。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大概。”当时为营救被捕学生，蔡先生四出奔走，不辞辛劳，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学生乃于5月5日获释。

　　蔡先生即于5月5日辞职，8日政府已允，并任命安徽礼教会会长马其昶为校长。蔡先生深恐学生有拒马之举，自己有把持地位之嫌疑。有友人相告，政府认为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毁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并严办学生。蔡先生决定为保全无辜之学生而辞职离京，留下“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自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先生又于5月10日《告北大同学诸君》中肯定“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但“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蔡先生离京之后经天津、过上海回杭州小住。

　　五四运动之后，军阀政府视北京大学与蔡元培先生为大敌，甚至威胁在景山架炮对准北大，以三百万金收买刺客暗杀蔡元培等等。而广大师生，包括北京大学师生、北京各校及社会各团体、全国学生会等一致要求挽留蔡校长，并得到商会等团体的声援。经过许多曲折，蔡先生终于在1919年9月12日回到北京大学。反动势力对蔡先生返京极为惊恐，司法总长朱深说：“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应以全副武装对付。”

　　蔡先生决定返校后，于1919年1月23日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蔡先生在此书中说：“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亦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蔡先生又希望学生不轻易牺牲学业，他说：“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

　　九、 首先兼收女生，开男女同校之端

　　蔡元培先生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清末1900年任浙江嵊县剡山书院院长时即要求院董事定期向邻近不识字人及儿童、妇女讲课。1902年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以培养革命女性。民国成立后任教育总长，向参议院宣布政见时提出“男子与女子同系国民”。在议定国会组织法、选举法时，提出对于女子似不必加以限制。后来，蔡先生参加了争取女子参政权的运动。当黎元洪说“女子此时程度尚低，似不足以语参政”时，当面予以反驳说：“女子参政问题，不宜问程度够不够，宜问此事该不该。如果女子应参政，自当予以参政权，即使程度有不足，则教育未始不足以补救，万不能因今日女子的程度不够，而此权利即可断而不予也。”

　　民国初年，蔡先生任教育总长时，规定初级小学男女同校。但高小、中学和大学都不实行男女同校，剥夺了许多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蔡先生说：“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而远不逮。”

　　1919年8月3日，甘肃女学生邓春兰在京沪各大报发表她写给蔡先生的信，她知蔡先生主张男女平等，要求经北京大学附设中学进入大学预科，再入本科，实行男女同班。时值五四运动期间，蔡先生辞职离京，没有看到她的信，邓春兰拟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以牺牲万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运动，务达我目的而后已”。

　　据报载，1919年12月8日，“广东女学生黄佩筠、郑蕙菁向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报名，已经馆长蔡子民、主任顾梦余许可”。

　　北京女学生王兰，于1920年2月17日第一个获得北大许可，入哲学系一年级为旁听生。王兰的弟弟王昆仑是北大学生。他告诉蔡校长，他的姐姐王兰很想进北大读书。蔡校长问：“她敢来吗?”王昆仑说：“她敢。”蔡校长说：“可以让她来试试。”王兰于是成为北大第一个女生。后来又有奚浈、查晓园两名女生也进入北大成为旁听生。至3月11日先后又增加六位女生：杨寿璧、邓春兰、赵懋芸、赵懋华、韩恂华、程勤若。秋季招考时，正式招收女生，以上九名女生都被录取。

　　当时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蔡先生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拓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那时考期已过，有各处女生要求来校旁听，我们审查资格后，允许旁听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来应试，一定照男生一样办理。”(《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的演说词》)

　　北大招收女旁听生后，教育部不得不批准，但着重指示：“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

　　据报载，军阀曹锟、张作霖在中央公国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作霖问：“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曹锟问：“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答：“可不是!”曹锟对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说：“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蔡先生在《自写年谱》中曾有叙述：“这时候张作霖、曹锟等，深不以我为然，尤对于北大男女同学一点，引为口实。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

　　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开了先例，影响所及，各地的大学也先后招收女生。

　　十、 劳工神圣与平民教育

　　1918年11月16日，蔡先生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演说时讲：“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蔡先生素来重视平民教育，提倡勤工俭学。

　　他在德国时曾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归国后继续组织青年留法。其中许多人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干部，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赵世炎、陈延年、陈毅、聂荣臻、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蔡畅等。

　　北京大学不但有正式学生，还有旁听生，有志青年都可以进教室听课。1918年起，北大为校工开办夜班，第二年又开办了面向社会的平民夜校，兼收男女生。此外还支持工学互助团的活动。

　　1920年5月5日国际劳动节，北京大学在蔡先生支持下召开纪念大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出发讲演。这是我国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

　　十一、 体制改革与学科建设

　　关于在北大实行的体制改革，蔡先生回忆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词》，1919年9月20日)

　　对于学科建设，蔡先生说：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种，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待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引导抱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科普遍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种，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种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种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种，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认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十二、 离开北大

　　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的五、六年间，进行了全面的整顿，正在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他对军阀政府无端干涉大学教育表示极大的愤慨。五四运动爆发，蔡先生离开北京，回到江南时，于1919年6月15日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一) 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粜粜，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 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蔡先生于1920年4月1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热烈歌颂新思潮，愤怒谴责旧军阀：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言，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似的话：“庵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蔡先生想离开军阀统治下的恶劣环境，由来已久。而离开北大的导火线，则是罗文干被捕一案。蔡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叙述了辞职经过：“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亢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设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1938年12月蔡先生为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有“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敬以是为祝”之语。惜蔡先生过早地病逝香港，未能于河山还我之后，再访他曾倾注了满腔心血的北京大学。蔡先生生前曾为友人之父题照，写了“家祭毋忘”四字。今天我们的祖国已换了人间。我们作为蔡先生的子女，应是“家祭毋忘告乃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