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龚由青先生



　　文/非墨



　　其实，我与龚由青先生并不熟，也许并不适合写关于怀念之类的文章。我既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圈子里的旧友，更不是沅陵老乡，虽然我也是湖南人。

　　但这世上，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是不熟悉龚由青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不认识龚由青的，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龚由青其人的存在。活着其实不易，让人知道曾经活着或正在活着更不易。城市里人挤人，似乎都挨得很近，事实上心与心隔得老远，人与人隔着河隔着山隔着一重重厚厚的钢筋混凝土……因而身在北京的我，常莫名地产生咫尺天涯的茫然和困惑。而我却因龚由青儿子龚老二的缘故，是见过龚先生本人的面，跟他说过几句话，读过他写的书，在他家住过两次，所以虽然不熟，却比他人来说要近得多，不免也生感慨。

　　据《跳香》扉页作者简介，龚由青先生生于公元1951年，但据龚老二讲所载有误，其实际出生确切时间应该是1949年5月23日，阴历闰四月二十六日，属牛，是共和国的同龄人。龚由青先生是个遗腹子，生世坎坷，人却豁达、开朗、乐观。独子，由母亲带大，而他却生有三个儿子。其二儿子龚昂，曾与我共事，相识于铁路施工工地。那时我们先后从学校毕业没几年，都很年轻，没结婚，似乎有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大把大把地挥霍和浪费，都是“文青”和“愤青”，无所事事，内心满是古典怀才不遇似的愤恨，因谈得来，所以也算是朋友。而今，我与龚老二相隔两地，已多年没见面，仅偶尔通过电话或手机短信联系，都结婚生子，都远离文字，都远离书籍和阅读，都远离梦想，逃避文学。我常开玩笑调侃我夫人：“为什么自从与你结婚，怎么就越活越没有理想和追求了呢？”当然，这也算春秋笔法，古代昏君亡了国，往女人身上一推了事，红颜祸水。

　　今年的4月3日不同于以往，北京的天气似乎一夜之间明朗起来，彻底摔开了冬季，花儿被一朵朵唤醒，喧闹起来，柳枝鹅黄嫩绿，婀娜在微风里。北京的春天很特别，不像南方，似乎少有乍暖还寒的扭扭捏捏，并不含蓄，一个健步就跨到了夏天。南方的春季“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一路沟沟壑壑，山山水水，既美丽又充满诱惑和危险；北方的春季干旱少雨，一目了然，似乎又少了点神秘，特别是北京春季空气里似乎总有一股子挥之不去的砂尘和柳絮味道，让人不知所措。记得周作人先生也曾在一篇小品文里抱怨，北京没有春天，或者说北京的春天并不明显。

　　因清明节休假，按幼儿园老师的安排，我们带着5岁多的女儿到南郊青龙湖去踏青，参加野外的亲子活动。晚上在家看电视，突然接到龚老二的电话。我的手机里存有他的手机号码，但我与他已久没联系，我的第一反应：“你到北京了？”

　　“没。我还在江西的项目上呢。”许是很久不联系，龚老二在电话那头嗫噜，声音有点奇怪。

　　“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我很诧异。我感觉到龚老二的犹豫，或在调整心态和口气，

　　龚老二停顿了一下后告诉我说：“我父亲于3月3日车祸走了，距现在已一个月整……”

　　“呵，呵。呵？！”有这事。这是一个愚人节刚过，清明节在即的日子。听到这个消息，我首先是惊愕，随后是不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冷静下来，才发现其子通报之事，应不虚妄，不禁暗生扼腕之痛，双眼热泪。按我与龚由青先生那点可怜的交道，我本不应有过分的激动和悲痛。毕竟人到中年，已明显不像年少时那样容易感动和动情。挂了电话，我内心仍久久不能平复，想了想还是给龚老二回了一条手机短信：“事出突然，望节哀顺变。”我觉得我似乎应该干点什么，但我能干点什么呢。写点东西，而我几年来为生活工作所挤榨，几乎没有动笔写成什么像样的东西了，没有半点舞文弄墨的兴致和激情。

　　几天后，我收到从沅陵凤滩水电站寄来的一个邮包，邮包里是龚老二让他弟弟寄给我的龚由青先生写的两书。一本是中国戏剧出版社结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跳香》，另一本是珠海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剧本《二酉藏书传奇》。《二酉藏书传奇》是龚由青先生业已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龚由青先生的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奇怪，我所见过的都没有序和后记。抚书而叹，书在而人非，时光在意念间迅速倒流，沅陵那个地方又突兀地直奔眼前，遥远的湘西似乎又近了，触手可及。

　　我与龚先生接触，最开始还是因为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还未毕业，我在我的中学时文学启蒙老师龙开柏先生书架看到一本书，是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通敌内幕——大汉奸周佛海浮沉录》，从书的包装和装帧看，很市场，很俗，似乎走的是通俗文学，或市井文学的路子，实际其内容还是比较严谨的人物传记。当时市场上，林彪、戴笠、李宗仁等人物传记和相关书籍热销，龚由青这本书的出版想必也应是书商顺势而为的结果。周佛海祖籍沅陵，且在沅陵上过学，乱世之奸雄，是个非常有争议也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那个年代虽然改革开放多年，但内地要为反面人物立传写书，脱离“高大全”的路子，还是需要一定勇气和开创精神的。除此之外，龚由青写周佛海，很可能沅陵人写沅陵人的因素、责任和历史使命占了很大的成份，如司马氏写《史记》，猎奇心强，学术研究和史料分析可能相对弱些，应该不脱演义小说类的人物传记。

　　龙开柏先生是个诗人，怀化通道人，反复下过几次“海”，做生意都不太成功，他是《通敌内幕——大汉奸周佛海浮沉录》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当时从他那儿将这本书借去翻了翻，也不觉得这本书写得有什么特别好，也不觉得有多坏。也许是没静下心来认真阅读缘故，所以还书时，也没记住作者的名字。后来，当我在龚先生家里再次见到这本书时，我高兴地对龚老二说：“龙开柏是我中学班主任、语文老师，与家父认识？”龚老二马上进书房询龚由青，回来很失望，告诉我说他父亲并不认识龙开柏。我有点吃惊。后来，找机会就这问题又请教过龙开柏，先生想了想，说也不认识龚由青。我不禁哑然。应该说龚由青、龙开柏都是怀化人，且都是怀化文学圈子里的人，尚且都无缘认识，何况其他更不相干的人呢。人生有时很奇怪，有的人同在一座城市住了很多年，甚至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无数次擦肩而过，却就是不认识，“无缘对面不相逢”，可是过了若干年、经过若干事，却在另一个地点、另一座城市、因某个机缘，却相知相识了，甚至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如今回想去，不像现在，当时出书不易，一般的作者并不考虑版税和稿酬，自费出书，书印出来不贴钱并能由出版社送一部分赠书以抵扣版税和稿酬，就是皆大欢喜不错的结果。龚先生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时年31岁。《通敌内幕——大汉奸周佛海浮沉录》出版于1991年左右，那时龚由青先生已41岁，而这大概也是龚由青先生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以标题和包装吸引受众，在地摊和火车上进行批量兜售，这多半是书商所为和所愿，难脱媚俗之嫌疑。虽未进行证实，但我斗胆猜测这本书的出版大概也属此类，所以我个人对这本书的质量和境界终究是不怎么完全认同的。

　　但我想大概一如同是沅陵出来的作家向本贵先生1994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金客》，都是进入文坛后的初结成果之作，这些早期作品在我看来还略显粗糙和简陋，写作风格尚未完全定形，不能与其后期出版和现今的新作比肩，不可同日而语，还是两个层次的东西。但那个时代不像现在，出书很难，出书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出了书的人，社会上，特别是在怀化这个地方，都是要让人高看一眼的。这种氛围和社会环境也存在于其他地方，给这批有文学信仰和文学追求的人予以前所未有自信和鼓励，再加上这些人对文学近乎宗教似的坚守情结和自身持之以恒的努力，最终造就了一大批作家，龚由青、向本贵也是其中之一。我以为，龚由青、向本贵都是讲故事、编故事的高手，但都因受限于自身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生存环境，都不是那种天才类作家，但他们也都有天分和性灵，但其天分和性灵更依赖于其后天的勤奋、努力和坚守得以激发，并结出硕果。而他们这一代的作家，既不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从容、睿智和思辨，也不像现在充斥网络以码字为乐，寻找心理和生理快感的文字“流氓”和文字“嬉皮士”。龚由青他们这一代作家多是路遥式的愿意献身文学事业的斗士和猛士，很投入，很“拼命”，很理想，恨不得点燃自己，照亮一小片地方，有时却因过余努力不免失于功利，因功利有时不免失之精致。当然，这些也许只是我一个文学门外汉的胡说瞎论。

　　也因为龚由青的缘故，我认识了向本贵。用龚老二的话说，他父亲与向本贵熟得很。但究竟熟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也不好深问。但从龚老二的姿体语言和神色来看，好象是拜过把子式的兄弟。但是否真的拜过把子，没有实际的证据，只知道向本贵、龚由青都是沅陵籍作家，都写小说，起步阶段都注重传奇和故事，都是很会讲故事的人，现实生活中也确有交往和交情。事实上，我到怀化市文联文化山拜见向本贵之前，我曾随龙开柏先生去过两次，记得有一次是龙开柏先生在舞水河边接办了一家酱油厂，春节期间，我陪他到怀化市文联给谭士珍、程子厚等先生送过自酿的酱油，但没有见向本贵。

　　还记得那次是冬季，向本贵在家里请龚老二吃腊肉火锅，龚老二邀我作陪。当时很多场景都已忘记，只有三方面记忆犹新：一是向本贵先生亲手做的腊肉火锅，不知道用了什么祖传秘方，好吃得很，至今回忆还常流口水。后来我自己在家，用腊肉也做过几次火锅，但都没有向本贵家吃的那次好。腊肉可以火锅吃法，在我的人生中还是第一次。后来因工作原因，从东走到西，由南吃到北，发现一般火锅都不用腊肉，腊肉吃法很多，也很少做火锅；二是那天天气很冷，怀化的冬天不像北京，有暖气，冻得透骨头，当时我酒量还没锻炼出来，不胜酒力，但向本贵和龚老二喝了不少酒，喝得很高兴；三是向本贵席间说过一句话，他说：“若能干其他工作，最好别选择文学。文学道路充满艰险……”那时，我和龚老二都不是学中文出身，但怀有一个文学梦想，我们当时没说什么，心理却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我们不怕累，也不怕吃苦，向先生的话无疑在给我们泼冷水。后来，有事没事时，我常独自玩味向本贵这句话，甚为感叹。饭后，我从龚老二那里找了一本向本贵的小说《金客》，认真读完，感觉写得并不怎么好，没有超出我内心的预期。但我自此后倒特别关注报刊杂志上向本贵的文章和动向。包括《苍山如海》出版获奖，龚老二拿来一本向本贵亲笔签名的书炫耀，我还羡慕不已。此后，我没再见向本贵本人的面，不知将来还有无缘再亲临拜访。

　　湘西出土匪，也出文人。当时沈从文还没有像后来那么热，我已经就是一个比较狂热的沈从文迷，是沈从文的铁杆“粉丝”，不仅自己在读沈从文的文章，还到处推荐别人读沈从文。虽如此仍不过瘾，后来干脆从怀化一家小店里淘了一套十二卷本的《沈从文文集》，买了两套20册本《沈从文别集》，自己留了一套《沈从文别集》，另两套送给贵州的两位朋友，我对贵阳的朋友介绍说沈从文的祖父可是做过贵州提督的。沈从文小学没毕业，就过上了军旅生活，游荡地沅水流域，没当成军人，却成就了一个文人，很传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沈从文的书还不过瘾，就有意识有计划地邀友沿沈从文年轻时足迹游历，陆续到过凤凰、吉首、王村（芙蓉镇）、矮寨、芷江、黔城、辰溪、凤滩、乌宿、泸溪浦市、沅陵等地，乘船或坐车，全都是最原始的自助游，回来后也试着写过一些游记散文发表，其中有两篇是关于沅陵的，一篇是《沅陵的寺》，一篇是《凤滩黄昏》。

　　我去过沅陵三次，一次是携友而至，吃凤滩的鱼，真天下美味。另两次，是闲着没事，受龚老二的邀请，到他家住了两天。龚由青的家在县府大院的里面，楼房，位于虎溪山头，好风水，站在他家的阳台，远望南方，正对酉水入口，东西而去是沅江，正好是“临沅对酉，二川之交汇”的地方。近看，一墙之隔，有一座翻修过的千年古寺，名龙兴讲寺，该寺敕建于唐贞观二年，但早已废弃，没有和尚，也没有香火，仅存一可供游玩的人文景观。同时，也是虎溪书院所在地，明朝在贵州悟道的王阳明出山时，途经沅陵，曾在该寺住了几个月，并开堂讲课，所以这座寺庙更像一座书院，人文气足。后来，又增设为沅陵博物馆，除了放置许多有关沅陵的文物外，比较著名的是展出一具元代沅陵知州黄澄存的干尸。我常想，龚由青先生住在这里，有事没事，或创作疲乏了，是否常进寺转转，换一下思路，寻找一点创作的灵感，或发一点古人的幽思。

　　沅陵县城其实不大，龚由青的家往东，有桥，江心有一岛，不大，名河涨洲，也名“和尚洲”、“合掌洲”，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个掌故或传奇。望着这座岛和岛上的龙吟塔，我向龚老二复叙沈从文《沅陵的人》里写这岛上菜园主的小女儿夭夭与土匪团长纯美的爱情故事，龚老二当时好象有点茫然，没细读过沈从文书的沅陵人大有人在，一般也并不知道那些故事和传说，故事和传说的流传是有一定范围的。而湘西的一切神话和传说，正如沈从文叙述，都一样古艳动人。河涨洲隔河相望就是凤凰山，山上有座岩洞，据说囚禁过张学良将军。此外，可以逛的是沅陵城内的马路巷，这条街拥挤着天主教天主堂、基督教永生堂、伊斯兰教清真寺、佛教自圆寺等三大宗教的4座庙堂，很是古朴，让人颇生感慨。

　　第一次住龚由青家，大概是1997年的冬季，临江的沅陵冷得出奇，记得龚由青先生的小说《狃花》刊发于《中国故事》第一期，刊样刚寄到家里，他非常高兴。沅陵这个城市不大，这消息也很快传遍整个沅陵文学圈子的朋友。文章刊发了，龚先生脸上有光，沅陵人似乎都能沾光，所以龚先生高兴大家也都很高兴。龚老二也很兴奋，带着我到沅陵街面上游荡，介绍我认识沅陵诗人戴小雨，到戴小雨开的一家店面里大家围着炭火坐着喝茶，谈文学，谈诗歌。戴小雨的名字很好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戴望舒先生的《雨巷》。那时的我并不善言谈，也不习惯朗诵，内心自认为文学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很个人，很内心，因而也不太习惯争辩。但我喜欢倾听，好在戴小雨很健谈，记得当时戴小雨用略带沅陵口音的普通话当众朗诵他刚完成的两首小诗。并向我解释诗里引用的一个方言典故，我不置可否，没有发表意见。

　　第二次住龚由青家，是夏天，我陪龚老二从怀化乘中巴赴沅陵，天热坐在车上犯困，中途上来三个烂崽，将乘客洗劫一空，龚老二人长得胖，睡着了，衣袋被割破，钱包被偷走。烂崽下车后，我叫醒他，所幸钱包里的钱不多。回到家，龚老二跟父母一说，龚由青也仅问了一下情况、感慨了一下，没有过多指责，然后匆匆吃完晚饭，躲进书房写书去了。龚老二悄悄告诉我说，他父亲在创作剧本。我们在家里蹑手蹑脚，像两个贼娃子，生怕打扰了龚先生的创作思路。现在回想，我估计是龚先生刚开始着手《二酉藏书传奇》创作，正是思如泉涌的时候。所以，我们吃完饭，就穿过龙兴讲寺，跑到寺前河滩上漫步。残阳似血，泼撒在江面上，青山如黛，倒映于江水中，如诗如画，景色美得让人心跳，让人激动，让人忧愁，狠自己怎么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诗人。沈从文在文章里曾说“美丽总是愁人的。”这话记忆深刻，却难以理解。面对眼前风景，我对龚老二说，我懂了。

　　在河滩上我们看见用传统方式正在建造的木船，在一片被推土机新推开的建筑工地上，我们发现了一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上面用繁体中文和英文标注着“贞德女子中学”奠基石。“呵？沅陵有教会学校？不得了。一般超50年的东西就是文物。这东西应该进沅陵博物馆，或者怀化博物馆。只是这东西太大太重，非有机械搬不动。”我有点激动地对龚老二说。后来，我又查了一下资料，发现私立贞德女子中学创办于1923，由光绪三十二年美国基督教会在沅陵设立中西女学堂改名而成的一所学校。而在此之前的1902年，震惊中外的“辰州教案”就发生在沅陵。回到龚家，龚老二又找机会向父亲报告了我们在河滩上的发现。多年来，我一直还惦记着那块奠基石，不知现在流落何处？或者重新被埋入地下，或者真的收入博物馆，或者被丢进沅江，或者被彻底毁灭消失。很难说，石头尚且如此，何况由血肉组成的人呢。

　　事实上，我发现，沈从文的笔下的沅陵、我现实感受的沅陵和沅陵人眼里的沅陵是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曾将我写的散文《沅陵的寺》挂在网上，结识了沅陵女诗人魅力兰朵，她当时在长沙，她说：“沅陵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的，居然有人写关于沅陵的文章，还写得这么好？”魅力兰朵当时正在策划到北京考学，想上电影学院编剧类的研究生。不久后，她便从长沙搬到“荒芜”的北京，成了一名“北漂”，当时她在北京西三环边上法律出版社的一份杂志社里任编辑，与人合租六里桥东的一座24层高塔楼的顶楼一套两居室房子。我对她说，我认识沅陵龚由青和戴小雨。“呵呵，我也认识。”她欣喜地说。以为我并非妄人，无形增添我在她心目中的信任度，当时我并不太喜欢会见网友。“但他们都算不了什么，截至目前，沅陵只有一个真正的诗人——那就是我！”魅力兰朵含笑对我说，眼里满是狡诘和自信。这话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当真。因她这句话，很受刺激，我回家后从网上搜索了大量她的诗歌，认真拜读，却也叹服，确实是一真诗人。其诗其人其事，处处闪现沅陵人那种自信和传奇的色彩。但我终非文学圈子的人，后与魅力兰朵也少了来往，也不知道她后来是否真的顺利考上了电影编剧的研究生。

　　其实我内心很佩服和赏识魅力兰朵闯荡的胆识和勇气，也常惊羡1922年沈从文独自离开湘西到北京闯荡的坚定和毅力。虽年仅20出头沈从文也应算年少轻狂，但已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人生追求。当时沈从文决定很明确，“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不像我们大多数人仅为了养家糊口，浑浑噩噩混迹人世。沈从文初到北京与沅陵似乎也有些关系，当时他身上仅十来块光洋，寄住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六十一号湖南酉西会馆，受惠于那时的会馆制度，租金是乎可以不交、拖欠或少交，但钱很快用完。据说当年郁达夫到酉西会馆来看望这位文学青年时，沈从文非常窘迫——北京的大冬天，屋里没有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腿坐在桌旁写小说。沈从文也真算是吉人天助，他乡遇贵人，郁达夫把他身上带的围巾送给了沈从文，掏出五元的票子请沈从文吃饭，花掉一元七角，剩余的三元多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趴在桌上痛哭。这餐饭，犹如韩信困厄受漂母一饭，让沈从文记了一辈子。而郁达夫走后，连夜写成了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郁达夫在文章中，称沈从文性格“简单愚直”。“简单愚直”是比较文绉的说法，我以为在湖湘方言中就是“霸蛮”，湘西人或湖南人性格里比较普遍存在“霸蛮”的个性和气质。“霸蛮”是个中性词，既有褒意，如坚韧和执着，认定方向永不回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有贬意，固执，横蛮，认死理，或不讲理。湖南人说：“这个人好霸蛮。”要具体看语境，有可能是赞许，也有可能批评，还有可能是调侃玩笑。客观地分析，沈从文后来的文学成就，与郁达夫等将其适时引入“京派”文人圈不无关联。

　　沈从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作为北京这座都市里最后一个“乡下人”，遥望湘西，书写湘西，成就其文学梦想。我曾不只一次用沈从文进京这个案例，与友人调侃说，其实文学事业不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有时是环境逼出来的，像你我这种养尊处优惯了，将来很可能一事无成。而沈从文笔下湘西最美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他的故乡凤凰，另一个就是沅陵。解放前，沅陵因其临沅江独特地理位置，以及水运在多山的湘西在运输方面绝对的优势，自古一直是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国后，沅陵因远离铁路，而逐步被怀化所取代。若当年不离开湘西，沈从文后来也曾设想其命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那么，湘西可能多了一个开明的乡绅，中国少了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文学家。

　　但事世留与走，得与失，成与败，也很难说。龚由青生在沅陵，长在沅陵，死也死在沅陵，对沅陵的执着，对文学的执着，对人生的执着，造就了龚由青先生今生对文学的成就和对人生的理解。龚由青的作品也无不围绕着沅陵这片土地的历史、人物和风景展开，扎实而不失浪漫，传奇而不失沉稳，不离不弃，不浮不坠，身在其中却能跳出三界之外，自成一格。其实，目前社会上最缺少的是对龚由青先生作品及其人的系统研究、论证和准确定位。成如他大儿子在追悼会悼词里叙述那样：“实际上，年龄越大，我对他的了解却越来越少，不了解他的作品，不了解他的追求，不了解他的快乐，不了解他的悲伤，也不了解他的志向。我甚至没有认真地读完过他的一部著作。”其子尚如此，何况他人。

　　虎父犬子，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所以龚由青培养的三个儿子也非常有意思，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命运，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志向。大儿子远离沅陵，执意“游历巴蜀荆楚”，似乎相信“熟悉地方没有风景”，现定居重庆；二儿子因就职于一家国有工程施工企业，常年东奔西走，走南闯北，日夜奔波在祖国建设工地上，却在沅陵娶妻生子，不忌长年夫妻分居思念之苦。龚老二的夫人我见过，是名中学老师，皮肤略黑，让人联想起沈从文笔下《边城》翠翠的模样。这个婚姻可能与龚由青早年在沅陵当过老师有些关联；而三儿子落地生根，固守沅陵……

　　生于水而死于水，自土中来还归于土，生死是人生大事。没有死，那是神仙、机器人或超人，不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正因为存在死，人对生才倍加珍惜和留恋。公元2012年3月3日，沅陵大雨，龚由青先生一行四人连车带人翻进深溪口河里，三人遇难，仅一人生还。我本是局外人，与龚由青先生非亲非故，又不熟，又远离文字，好几年没写成一篇像样子的文章，本不应该能够写这有关怀念的文章。只因认识龚老二，又知龚由青先生确已离世，不免心生戚戚，左思右想，总得干点什么，所以还是提笔记一些人和事，写下一点我记忆里有关沅陵和有关沅陵人、事的点点滴滴，拼接在一起，以寄我对逝者的哀思，对生者的感慨。

　　沅陵，春天，2012，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