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走了，他没有看见2011年的曙光。甚至，连2010年的最后一抹阳光也未感受到。但是，他留下的文字和思想却给了人们无限的忆念。他将2011抛在了此岸，他的灵魂和精神却在彼岸实现了不朽和永恒。
    史铁生的人生经历，在现代中国极具代表性。他生于50年代，在激情燃烧的浪漫中却遭遇了上山下乡的现实。和同时代的知识青年不同，他在插队期间就遭遇了病魔缠身的苦痛，21岁就双腿瘫痪，随后的人生有多了肾病和尿毒症的折磨。因此，他和同时代的作家思想趣味大不相同。后者，在时代的每个转折点，都会表达出自己多变的人生和人性，沉浮于功利浮华的社会狂潮中。写知青，此类作者是满腹牢骚，自怨自艾；追潮流，要么鼓与吹，要么赶时髦；市场经济，则是追求文学和资本结缘跨界；更是对接大众娱乐，或竞逐公共知识分子光环，或沾沾自喜于学术明星...史铁生，没有那些同辈同行们强健的身体，也没有他们游移浮浪的“与时俱进”思想；他一如既往，用思想的醇厚酿造着隽永的文字，他的每一篇作品，都乏有流俗的趣味，而越来越散发出浓郁的哲理气息。
    有人特别推崇史铁生的长篇散文《我与地坛》，其实他的每部作品都让人印象深刻。譬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3年），作为知青文学的经典之作，史铁生展现的不是释放、感知，而是感悟和观照；是立体化的视野而不是平台或坐标。知青时代政治烙印的荒谬和无可奈何，知青原生态的彷徨，人生挪移的悲情与不幸，与陕北朴拙浑厚的风土人情交融在一起。那样的图景，渗透进历史的血脉，汩汩流来，在当时、在现在、在将来，都能让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得到深深的震撼。因为，在史铁生的作品里，人们读得懂、读得透家国的不幸与个体的伤情，却很难找寻出属于史铁生本人的怨尤。他不仅仅是时代的记述者，还是历史的反思者，更是人性的启蒙者。身体的伤痛，使他的思想深邃，他的文字就多了一种穿透力和参悟力。
    世间很有意思，有很多人把身残志坚的美誉加在史铁生的身上。其实，这是一种太过廉价和世俗的评价。在笔者看来，史铁生的身心皆比众康健许多。身形、肉体，在佛教看来是肉皮囊，在我看来也不过是身体的外在载体。一般人对于死亡是恐惧的，宗教对于死亡则预设虚幻的宿命。对于人身具象的载体，史铁生有着超越常人甚至宗教的超然。他在《我与地坛》里写到：“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又谁对抛却“肉皮囊”如此超然？有谁的文字能让今人和后来者感然？所以，史铁生无论身心，都比常人更为正常。按照他的话讲，所有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因此，真正纪念史铁生，不用以强健的正常人自居，眼眸里带着同情去紧盯他的瘫痪、他的沉疴，继而发出随声附和的“伟大”赞誉。而是，品味他的作品，参透他的思想，传递他的温情，让现实生活少一些荒诞和宿命，多一些逻辑和理性。
    遥望1991年，60后、70后们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份感动里，就有《我与地坛》的施与。中国文学，向来不乏鬼力怪谈，也不少政治功课。当然，也有文人自我情绪的宣泄。但是，像《我与地坛》那般，以散文的抒情方式，不着痕迹地表现哲学思辨的作品，不多。那是西方人惯以为文的方式。也正因为如此，《我与地坛》发表后，在文坛、在大学校园、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就像作家韩少功所言：“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遗憾的是，近20年，中国文学似乎迎来了一个个的“丰年”，但这样的“丰年”又是怎样的矫饰？传统作家被市场的大浪淘沙，为娱乐狂潮左右，在全民写作时代，往往成为公众取乐八卦的素材。甚至，娱乐恶搞中荡漾着中国文学是垃圾的泡沫。
    中国文学，不再经典，没有思想，只有娱乐，伴着八卦。就此而言，史铁生的离去，是到了精神的彼岸；此岸，在代号2011年的时空里，中国文学依然浮华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