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红军长征的胜利终点陕北进行艰苦采访后，他完成了一部有名的《西行漫记》。在书中，斯诺用很大篇幅，生动地介绍了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主要创始人刘志丹如何从一位地主儿子投身革命、创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直至牺牲的故事。他写道：“在保安(今陕西志丹县)我遇到了他的遗孀和孩子，一个漂亮的6岁小女孩。红军为她特制了一套军服;她扎着军官皮带，帽子上戴着红星，那里人人喜欢她;她像个小元帅，深为自己有一个‘土匪’父亲而骄傲。”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和刘志丹将军牺牲60周年。下面是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和当年被斯诺称为“小元帅”的将军之女刘力贞讲述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家庭故事及与毛泽东等革命前辈真挚可贵的友谊往事。

　　如烟往事六十年 慈父形象刻心间

　　采访同桂荣之前，笔者先来到她惟一的女儿刘力贞家中。今年66岁的刘力贞身材瘦削，双目大而亮，神态精明干练。客厅的西墙上，挂着一帧尺余大小的青年军人照片，一身戎装，英气逼人。这是刘志丹1926年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摄的。刘力贞很像照片上的刘志丹。

　　刘力贞原是一位医生。后当了10多年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担任陕北建设委员会顾问及陕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等社会职务，大部分时间仍忙于社会事务。她说，父亲当年闹革命，就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幸福日子。今天我们这些工作也算是继承前辈遗志，改变陕北贫困面貌。说话时她的丈夫张光静静坐在旁边，时不时补进几句。他原是陕西日报总编，如今离休，但仍担负着全省记协和新闻协会的领导工作。

　　谈起父亲刘志丹，刘力贞双眼闪着泪光，充满激情。她满怀深情地说——

　　父亲刘志丹1921年和我母亲同桂荣结婚。他是个知识分子，在榆林上了中学，没有嫌弃一字不识的母亲。不久他就被送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回陕西参加渭华起义，其后不停地东征西战，几乎不落家。结婚时，父亲18岁，母亲小他1岁。直到1936年4月14日，父亲东征抗日，在前线牺牲，他们虽然有15年的婚恋，但聚少离多，相处总共也不过5年。而父亲和母亲的恩爱却令我终生难忘。

　　刘力贞继续说，父亲在渭华起义失败后，重回陕北搞武装斗争。1934年陕北红军壮大了，有了陕甘根据地。国民党对此十分恼恨，派兵围剿红军和根据地。作为红军家属的我们便屡遭劫难。敌人来抄家，挖祖坟，又残杀了我的二姑父。母亲毫不畏惧，带着我们一家躲进深山荒岭之中。在一个大渠沟的山水洞中，我们八天八夜不见天日，饿了，妈妈喂我一点炒面的糊糊。那时，母亲才20多岁，我正在吃奶，度日十分艰难。后来，陕甘苏维埃主席习仲勋叔叔知道后，才派游击队将我们接到南梁根据地。这一切父亲一点儿不知。在根据地父母突然相见，他有些喜出望外，对泪流满面的母亲说：“现在是敌人逞强之际，我们许多同志家中都遭了难，我家这点苦算不了什么。”妈妈本来要向他诉“苦”，但一见父亲为公忘私没明没夜为根据地操劳，她深受教育，不再说什么。母亲虽是一字不识的陕北农家女子，但对父亲的“革命”一直非常理解、支持。

　　妈妈到根据地不久，父亲就让她给红军战士缝补衣服。他常对妈妈说，许多红军战士离家在外，出生入死为革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牺牲了，我们要尽力关心他们。妈妈点点头说：“你放心做你的事，革命也有我一份，武不成文不行，我可以缝缝补补、洗衣做饭嘛!”于是妈妈参加了被服厂工作，组织农村妇女做军鞋、军旗、军装。

　　在陕北时父亲名声很大，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然而，当时在“左”倾势力影响下，他差点被“自己人”“革掉命”。那是1935年10月，作为红十五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父亲和总指挥徐海东在陕北崂山小镇打了个大胜仗后，突然被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一个多月。母亲大吃一惊，带着我急急赶到瓦窑堡关押父亲的地方，发现城门外挖好了许多大土坑，听说关押的犯人要活埋在这里。我们娘儿俩一听便吓昏了头。几天后，我们和其他一些同志也打入了“生产队”，这才弄清是党内“左”倾分子在无限上纲“搞肃反”。这时有人送信给我妈说：“你放心，老刘是革命的，他们不能把他怎么样。”一些红军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生活艰难，送来吃的和用的。但是我们天天在想：东征西战闹革命的父亲为什么会是反革命呢?

　　转眼到了11月份，毛主席、周副主席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保安瓦窑堡，他们闻知父亲被捕消息后，立即命令放人。父亲释放后却没有直接回家，安慰一下终日里为他提心吊胆的我们母女俩，而是直奔瓦窑堡安排征兵工作去了。妈妈一边洗着父亲同事送来的沾满他脓血的烂军服和血痂的裹腿布，一边默默地流着泪。我当时虽然小，但深知妈妈对父亲的爱是难以言喻的。一天晚上，父亲终于回来了，在昏暗的油灯下，我发现他明显消瘦了，那双炯炯有神充满慈爱的眼睛深陷了。他一上炕就抱起我抚摸着，口中不停地说：“贞娃子，快亲亲爸爸呀!”

　　刘力贞回忆到这儿，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光。她笑着说——

　　父亲对我是很爱的。在我心中，他既伟大又慈祥。我也不止一次听妈妈说，我刚生下来时，眼睛一睁开，他特别高兴地说：“啊，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孩子，革命后继有人哩!别看是个女娃儿家，将来照样可以当英雄!”妈妈也笑了(后来我又有一个弟弟，但由于战乱，加上常年奔波躲避国民党的剿杀，出生不久就生黄痘病死了)。父亲在27岁时有了我，显得特别珍爱。有一次，红军有位战士抓了一只鸽子给我做伴，我没有啥玩具，就拔鸽子毛玩。父亲发现后非常生气，第一次大声斥责我：“你小小的女儿家就这么残?”说着就打了我一巴掌，并抢过鸽子交给通讯员精心喂养。后来这只鸽子成了他们的信鸽。我第一次挨父亲打骂，心里挺难受。妈妈安慰我后才知道，父亲虽然爱我，但他也不忍心去“残害”一只鸽子，说明他心地是多么善良!妈妈说，你爸爸在外是一个忠臣，在家里是个孝子，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爸爸。他今天打了你，也是教你做个善良的人呀!听完妈妈的话，我的委屈全消了，对父亲更加敬爱了。

　　1936年春节过后，身为军长的父亲和宋任穷政委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带领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打通抗日道路。4月14日在同敌人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父亲阵亡的噩耗传来时，妈妈正患伤寒躺在医院里，闻讯后她立刻昏死过去。后来父亲入葬时，她被人用担架抬到墓地。这是一个开满了洁白梨花的果园，墓地情景和父亲光明一生的品行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到了下葬的墓穴，妈妈在担架上哭得死去活来，喊着要和父亲一起去，令送葬的人无不动容落泪。那年我刚6岁，但我知道，父亲和妈妈这对革命患难夫妻是多么的情深似海呀。十几年来，是父亲引导妈妈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走上革命道路，他敬重她，体贴她，关心她，帮助她，有空教她学文化、讲革命道理，而妈妈对父亲、对家庭亦是任劳任怨。父亲从事革命工作，难得回家。每次回来，不是有病就是失败了回家暂避。他一回来，妈妈总是尽心尽意地服侍他，替他保管枪械及文件等要紧的东西，他一走妈妈就日夜操心，怕他出事。好不容易盼到根据地建立又相继碰到围剿、肃反、丧子、疾病的接连打击，这一切，多病瘦弱的妈妈都承受住了，惟独父亲英年突逝她难以承受。后来，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照顾下，我和妈妈终于挺了过来。

　　后来刘力贞又清晰地叙述——

　　1943年4月下旬，刘志丹灵柩由瓦窑堡水沟坪启土迁移到保安县城北的志丹陵内。当时延安各界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迁灵、护灵、公葬仪式，中共中央等单位都送了挽帐、挽联等。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刊发了各界悼念刘志丹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分别题词颂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与此同时，朱德、叶剑英、陈云、谢觉哉等领导人也纷纷题词，对刘志丹短暂而辉煌的一生给予极高评价。如今这些题词已刻石陈列在志丹县志丹陵园内供人瞻仰。

　　刘志丹去世后，同桂荣母女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重点保护”。刘力贞渐长，先在延安读完中学后进了延大学新闻，再到哈尔滨医大学医，最后到上海读完研究生，然后回到陕西，在一家医院当上了医生。

　　将军夫人与领袖情谊

　　92岁的刘志丹夫人同桂荣身材清瘦，面膛红润，头发已全白，但十分硬朗。张光说：“记者来采访你了!”同桂荣在远房侄女的搀扶下迎在走道，双手轻轻拍着说：“欢迎!欢迎!”我急忙上前搀扶着老人走进陈设十分简朴的客厅，客厅里也挂着一张刘志丹的遗像，他笑眯眯地，仿佛在看着我们。

　　老人的侄女说，她姑姑每天要吃4顿饭，吃得很少，睡眠不错，每天也看看电视，荧屏上江泽民、李鹏、李铁映一出现，她就说，看，他们身体也挺好哩!老人离开家乡虽已多年，但说话中仍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嗓门也挺高，显得中气十足。

　　刘志丹在世时她参加了革命，主要做根据地妇女组织和后勤工作。刘志丹去世后，她生了病，开始休养。解放后她被接到北京。在东北时，她边照管上大学的女儿，又受聘在哈尔滨一家幼儿园做高级顾问。“文革”中，这位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受牵连不再做什么事了。“文革”结束后，她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现在仍是陕西省政协委员。

　　说到刘志丹和毛泽东，老人笑着大声说：“毛主席那一摊子都是大好人!他们救了老刘的命!”她接着回忆说，原来“左”倾分子准备要杀害他，毛主席获悉后下令放人。周恩来副主席到监狱去看着给打开脚镣，接他出狱。周副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建了这一块根据地，使中央在了落脚地。”志丹说：“中央不来，我们就见不上面了。感谢中央救了我!”周副主席说：“是互救嘛!”边说着边扶着志丹走出牢房。第二天，周副主席带着志丹去见毛主席，到了毛主席住的院子里，毛主席快步迎上来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呀!”志丹忙说：“是你救了我!”

　　同桂荣老人还谈了为毛主席等领导人做棉鞋的事——

　　毛主席来陕北时天气很冷，他们仍穿着南方的单鞋。有一天我去找志丹，在中央领导人驻地，毛主席和志丹正在谈话。毛主席把我让进他住的窑洞，我发现贺子珍正躺在炕上。我问贺子珍，陕北冬天这么冷，毛主席为啥还穿单鞋?贺子珍不好意思地说，主席长征时冻坏了脚，天冷就肿疼，有双棉鞋又太紧穿不成。我听后心里十分难过。反正我常为红军做棉鞋，干脆也给毛主席做一双合脚的。于是我向她要了主席的鞋样，上街买回鞋料，用三天三夜时间就做好了一双又大又软的棉鞋送给毛主席，志丹还亲自给毛主席穿上。年底的一天，毛主席住在保安，夜里办公时脚太靠近木炭火，把鞋给烤了个洞。我闻知后又重给做了一双。接着又给其他几位领导人也各做了一双，还为习仲勋赶缝了—件胀鼓鼓的棉袄哩!这件事直到1956年毛主席还记着。一次毛主席特别请我在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又提起做棉鞋的事，对身旁的周恩来、朱德说，“刘嫂子在瓦窑堡给我做的那双棉鞋，又绵软又暖和，穿到脚上舒服极了!”

　　笔者好奇地问：“毛主席比你大，为何还叫你‘刘嫂子’?”同桂荣呵呵一笑说：“在陕北时，许多人尊重刘志丹，我也‘沾光’了，大家不叫我名字，直呼我‘刘嫂子’。当然，那时人太多，有的人也不一定知道我的名字。”

　　1935年冬，青年作家丁玲到陕北，当时毛主席宴请这位热血澎湃的进步作家。同桂荣作为根据地的“知名女士”特邀作陪。席间年轻的丁玲不停地问这问那，了解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情况及当地风土人情，同桂荣尽己所知一一道来。这使丁玲也深为感动。多年后，丁玲一直把同桂荣称为大嫂。而那次宴请，也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多次称赞“刘嫂子”是“陕北通”。乘着浓浓谈兴，我问同桂荣，有人说你还为贺子珍接过生，顺利接下毛姣姣?老人说：“这是真的，毛姣姣是我接生的。”她回忆说：“毛主席和志丹常一起发布政令，一起谈论陕北根据地的大事，我也就和贺子珍来往多了。贺子珍是个好同志，她长得俊秀灵气，心地纯洁善良，比我小5岁，常称我姐姐。志丹不幸阵亡后，她常来我家给我讲安慰话，有几次还解开衣服给我看她胸部被敌人炸弹炸的好几处伤，有的弹皮还在肉里，她对我说：‘我也是死里逃生。’我们在一块住时，常拉话，我喜欢听她讲长征故事，她也喜欢我缝的衣服。我有事时，她就帮我照看女儿贞儿。我抽空就偷偷帮她洗主席的脏衣服。后来，她妈妈带病从江西来延安，我帮她给老母亲梳头和熬中药，关系亲密得很哩!

　　“1937年7月，中央和毛主席由瓦窑堡来到保安，毛主席和我们住得更近了。有天早上，毛主席的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我说：‘子珍要生小孩啦，毛主席叫你快去看看!’我急忙拿上前几天缝好的小被子、小衣裳跑到毛主席住的窑洞，听见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毛主席一见我高兴地说：‘刘嫂子，快，快来呀!’

　　“我走进岗楼，只见贺子珍已到临产，疼得直打哆嗦。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急忙给她倒了半碗开水，使她身上暖和了一点，然后又给她按摩腹部。大约10多分钟后，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生出来了。医生赶到剪断脐带，我用水洗了娃娃，又用布裹起来送到窑洞里。当时条件太艰苦，姣姣生下来时又瘦又小，教人心疼。我们都十分喜欢她。”同桂荣说到这里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她说，“后来毛姣姣到苏联去了，40多年再没见过面。有年在上海，姣姣已是中年，一见面她就认出了我，叫我‘刘妈妈’。”

　　我说，现在的毛姣姣改名叫李敏了。同老太点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她们都是好人哩!”

　　同桂荣在陕北时，曾帮助过许多革命前辈，处理过类似“接生”这样的“家庭政务”。当年，幼小的李铁映因父母忙于工作，无人照顾，同桂荣阿知后，设法提供了帮助。那时李铁映称同桂荣“刘妈妈”。前年秋天一个下午，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李铁映来西安开会时，在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同志陪同下专程来到同桂荣家中。李铁映同志一见同桂荣就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刘妈妈，好多年不见了，我和爱人都常想着你，记着你呢!”同桂荣高兴地说：“我很好，经常在电视上见你呐!”逗得大伙都笑了。同桂荣眼噙泪花细细端详着李铁映说：“你现在长大成人了，做了领导工作，成了人民的好干部，我很高兴哩!”他们如同久别重逢的母子，就这样坐在一起拉起家常。末了同桂荣对李铁映说：“你放心做你的事，我一切都好着呢!”

　　坐在同桂荣身边的张光告诉我，以前每逢五周年十周年时，我们一家都要回到陕北志丹县(原保安县)祭奠父亲，并在清明扫墓。这两年，老人年岁大了，行走不便，扫墓便由力贞和他去做。他说，前年，有人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刘志丹和谢子长》，尽管拍得有些不太尽如人意，但老太太很喜欢，录了带子，给她看了两天。老人看得很激动。

　　临别时，老人又站起来将我送到门外，她说：“谢谢你们来看我，谢谢你们还记着刘志丹。”我眼含热泪挥手告别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英雄夫人，一股对先烈的崇敬之情在心头久久升腾着……(作者在采写这篇文章中，得到刘力贞、张光两位前辈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李建宁

　　出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