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十年两次发回重审

一审判决后，三被告及死者家属均上诉。福建省高院（1999）闽刑终字第44号文显示，三被告对非法拘禁的指控不持异议，但不承认参与绑架案。

福建高院开庭审理中，控、辩双方均认为，原审法院认定黄兴、林立峰、陈夏影犯绑架罪一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当时，出庭履行职务的公诉人为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黄秀强。1999年9月2日，福建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福建高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黄兴、林立峰、陈夏影犯绑架罪的事实，只有三上诉人在侦查期间的供述及部分间接证据证实，而间接证据之间又无法形成锁链，且本案勒索字条的来源未予查清，作案工具未予提取，在被害人及上诉人陈夏影家中也未提取到上诉人的指纹、脚印等，直接证据缺乏。”

2000年4月11日，福州市中院作出重审一审判决，加重判处林立峰、黄兴死刑，陈夏影仍为无期。重审中增加的证据仅是对林立峰写给父母的忏悔信进行了笔迹鉴定。这封信落款1996年6月6日，经鉴定系林立峰所写。但此前林立峰在控诉材料中写道，这封信是公安人员迫使其写下的。

三被告继续上诉。2001年7月9日，福建高院作出第二次裁定，认为“原本案发回重审后，仅补充对被告人林立峰忏悔信的笔迹鉴定，其他问题和情节仍未查清。原判认定三被告人犯绑架罪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再次发回重审。

2002年8月23日，福州市中院第三次作出判决：判处林立峰、黄兴死缓，陈夏影无期。判决书上称，“经查，被告人的辩解与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均不予采纳。”三名被告均辩称未参与4·26绑架案，陈夏影更是提出案发时人在深圳。

第三次上诉在4年后获得回应。2006年11月25日，福建省高院以“原判绑架罪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为由，驳回三被告上诉，维持原判。

自案发至终审判决，三名被告羁押于看守所10年。2008年，31岁的林立峰因患直肠癌，在监狱医院病逝。剩下陈夏影及黄兴，至今喊冤。黄兴曾咬破手指，蘸血在申诉材料中逐页写下“冤”字。

被告控诉遭到刑讯逼供

该案卷宗材料显示，法院查明的事实，主要依据三名被告人、证人在公安机关所做口供。至于被告人提到的柳州车等作案工具以及勒索字条书写人信息等，均未查明。

1996年6月6日，福清市检察院办案人员提审了三名被告。黄兴、陈夏影均翻供，称在公安局遭受刑讯逼供，被迫做出有罪供述。

三人不断写申诉材料。林立峰在申诉书中写到，由于他不承认犯案，被吊起来，全身体重只靠两个脚趾支撑。还被警察推向窗口，用枪指着问“你信不信我将你推向窗外当你逃跑拒逮当场击毙？”

黄兴在控诉材料中说，他被迫跪在钢管上，民警拿大头针扎他手指。其间黄兴三次被打至小便失禁，还被逼画警方提供的“作案线路图”。陈夏影则称，双手反铐肩背后，警察把矿泉水一瓶一瓶塞进去，痛得他哭叫。

林立峰还在材料中解释，故意说与黄兴、陈夏影共同作案，是因他知道另外两人当时都在深圳，没有作案时间。他希望“留下一些证据”证明自己被“屈打成招”，“等以后见到别的领导再向他们反映具体的真相。”

黄兴与陈夏影也反复强调，1996年4月12日，他们一起去深圳，想在宝安租店经营，后于5月3日返回福清。与他们同去深圳、并租住在一起的朋友陈某珠、陈某芳、林某奇（卷宗中曾为林某棋）等均可作证。

证人被关“法制学习班”

但接受福清公安、福清市检察院取证时，三名关键证人供词前后矛盾。在警方处，三人证言均提到，黄、陈两人在当年4月21日回过福清，4月30日又去深圳。在检察院，证人陈某芳、陈某凤均称在公安所作证言是虚假的，当时受到了殴打、威胁。实际上从1996年4月15日到深圳至5月3日回到福清，黄兴、陈夏影一直和她们在一起。

1997年3月24日，福清警方又对陈某芳进行询问，陈某芳在证言中称，第一次在警方所作证词真实，后来受到林立峰家人利诱才翻供。

卷宗显示，配合警方调查期间，证人陈某珠、林某奇、陈夏影母亲杨雪云均被送进过“法制学习班”。其中，陈某珠被关75天，林某奇被关37天。

杨雪云受访时称，案发时儿子不在福清，但当年她在融城派出所被拳打、揪头发，还被用拇指铐铐了一整天，后来只能被迫承认陈夏影中途回过福清。

对案情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还有林某奇的证言。卷宗材料显示，1998年7月31日，福州市公检法三机关联合调查组到漳州23413部队，向林某奇（注：1997年入伍）联合取证。在部队首长见证下，林某奇证实，1996年4月24日以后，他每天都和黄兴、陈夏影在一起，直到5月3日才一起返回福清。

林某奇还向陈夏影律师忆及不堪的一幕：1996年6月10日，他被公安干警铐在城关派出所，三天不让睡觉。因不肯按警方要求作证，被吊打只能脚尖沾地，办案人员用手枪捅其胸膛。熬不住时，他带着椅子出门想跳楼自杀，又被抓回来毒打。眼看“不说过不了关”，他被迫配合公安人员。对方念一句，问是不是，他就随便点头。关于黄兴、陈夏影二人在4月26日前回到福清的笔录，就是这样完成的。

从一审判决书看，林某奇这一次证言当时未被法院采信。1999年1月5日刊发于《福州日报》的检方工作宣传稿件《福清“4·26”绑架案日前审结》间接证明这一点：“甚至有一证人证明1996年4月26日三名案犯同他去深圳，不具备作案时间。使案件在证据上产生了一定分歧，市中院刑一庭以证据不足认定三名被告人不构成绑架罪。”文中提到，后检察院行使监督职能，同法院进行沟通，最终林立峰、黄兴被判死缓，陈夏影无期。

知情人透露，当年被告及证人在检察院翻供后，福清警方曾到深圳进行实地调查。陈夏影、黄兴的供述中，提及诸多他们认为能证明自己案发期间还在深圳活动的细节。但不知何故，除一份房东证言外，警方在深圳期间的其他调查笔录材料没有入卷，正副卷均没有。

根据《福清时报》当年的纪实报道，6月13日，福清警方曾来到深圳调查案件，通过房东家的电话号码及住处附近的公用电话进行技术处理，将黄兴、陈夏影在深圳与福清联系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4月25日至4月28日，陈、黄中断了与福清的联系”。

北青报记者发现，这个日期耐人寻味。因为一审判决书认定，1996年4月24日，黄兴等人已经在陈夏影家中，正谋划绑架案。

福建法学会意见书未获回应

“案件错得不可思议。”作为当年的辩护律师之一，现年85岁的赵国安老人对此案至今念念不忘。从福建省司法厅退休后，赵国安到律所兼职。他坚信该案是一起典型错案，并多次写信到北京，替被告人申冤，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甚至还曾去信央视《今日说法》栏目。

回顾当年的庭审现场，赵国安有点儿激愤，“完全像是走过场，我们律师说的，法院一概不听，只采信检察院的‘一面之词’”。他记得，当时，律师提出让关键证人陈某芳出庭质证，未被采纳，其他证人也均未出庭。而林立峰在庭上看过指认现场的视听资料后，当庭曝出，在录像的前一天晚上有过预演，公安人员用小面包车将他运到该处，告诉他这是抛尸现场，然后要他指认具体位置。旁听庭审的市民哄堂大笑。

林立峰在申诉材料中也写到这一点，由于位置总也找不对，他遭到毒打，办案人员要他多走几遍，并暗示其方位。

赵国安介绍，2000年11月29日，在福州市中院作出第二次判决后，福建省法学会召开“林立峰、黄兴、陈夏影绑架案论证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当年与会者既有厦门大学、福建社科院等单位的20多名法律专家，也有福建省委政法委督察处、福建省律师协会、福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处等工作人员。

会议从证据学角度论证，形成了一系列法律意见，包括福州中院两次判决均违反刑诉法对有罪判决的规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作案时间、两封“勒索信”来源与书写者不明、缺乏指控绑架杀人的物证等等。法律意见书建议福建高院对本案关键证据应进一步予以调查核实，对所有证人证言由公检法三机关组成联合调查组核实真伪，必要时可利用测谎仪。

赵国安称，这份法律意见书未获得任何回应。

2009年5月22日，在答复省人大代表“关于重新再审福清绑架案”的建议时，福建省高院认为尽管个别证据存有缺陷，但“本案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在案的间接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本案不符合再审条件。

案件又沉寂了下去。

复查结论或将择机公布

“陈夏影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与律师、法律学者的援助有关。

2013年5月3日，曾引起广泛关注的“福清纪委爆炸杀人案”终审判决，福建高院宣告吴昌龙等人无罪。围在法院外的上访者中，陈焕辉引起律师吴国阜的注意。他捏着两页材料，默默站在外围，不吵不闹。

吴国阜接过材料时很吃惊，直觉案子“错得离谱”。后经他牵线，此案被收入李金星等律师发起的“拯救无辜者”及法学教授徐昕发起的“无辜者计划”两个洗冤项目，该案所有卷宗材料被放到网上。

2013年8月8日，李金星、吴国阜、刘志强、周立新等6名代理律师通过信访窗口，向福建高院提交刑事申诉状及律师代理手续。后通过同福建高院的沟通，代理律师获悉，该案正式进入复查阶段。

2014年11月6日，福建省高院负责该案的审监庭法官会见李金星、吴国阜等4名代理律师，建议他们再去取证、突破新证据。与会律师们对福建高院的评价是态度积极，传递的信号也“很乐观”，春节前可能会作出决定是否再审。此前，法官已去监狱多次提审当事人。

2015年1月，吴国阜律师透露，他们已经突破新证据，找到了关键证人陈某梅。其作证，案发期间，陈夏影、黄兴一直在深圳，没有作案时间。至于此前所作证言为何反复，在视频材料中，陈某梅只是说“记不得了”。目前，该证据已提交至福建省高院。

接近案情人士透露，福建高院的内部复查工作实际已基本完成，结论或将择机公布。2015年1月初，陈焕辉再次来到福建省高院打听进展，被告知再耐心等等。陈焕辉夫妇说，多年上访，心理已经濒临崩溃。儿子已在监狱落下一身病，真的等不起了。

本月初，福建省高院回复媒体采访时称，该案正在复查中。